随着中国金融业“入世过渡期”的即将结束，中资银行加快了自身改革的步伐。近期引起反响比较大的动作有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境外上市、小额账户收费等与国际并轨的做法，这些举措是能够让中资银行涅磐重生，还是加速了为自己掘墓，还需要深入分析和时间验证。

　　虽然我们都希望中资银行能够如愿以偿地在改革中发展壮大并增强自身的竞争能力，但笔者认为中资银行近两年的一些举措值得忧虑，并对此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议。

　　一、在的心腹之患——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

　　2005年中资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运动如火如荼，各个银行争先恐后，大部分中资银行已经引进或者正在协商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哪家银行要是不引进至少一家境外战略投资者似乎有一种“嫁不出去的老姑娘”的压力。

　　境外战略投资者所占股份的比例也在不断松动之中：先是深圳发展银行被战略投资者新桥控股公司实际控制，接着是广东发展银行准备把超过50%的股份出售给外资银行，不久前建行外资持股已超25%上限，银监会对此未置可否，而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近期的讲话中暗示外资入股中资银行比例可能会提高。

　　近期有学者指出外资在中国银行总资产中的比重不过1.7%，不值得忧虑，应该进一步提高外资银行在中国银行业中的比重，似乎占到5%或者10%也不高。可以需要注意的是，银行业是个特殊的行业，中国银行业的平均资本充足率还不足8%，如果外资占到银行业总资产的5%，几乎可以控股整个中国银行业。从资本金角度看，目前外资占国内银行总资本的比例已经达到15%，过去18个月里，外国投资者在中国银行业共投资170亿美元。所以外资已经在中国银行业中形成重要的存在，对这些银行的管理决策将发生重大影响。

　　俗语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现在外资已经打入中资银行内部，成了中资银行有机体的一部分，成了大脑或者心脏的一部分，会不会发生严重的排异反应还不好说，但肯定是有的，因为外资这部分器官的神经中枢在国外。近期西安商业银行内外资角力，已经导致该银行行长下课已经出现了这种苗头。内外资对控制权的争夺将会成为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可能严重影响该银行的运作效率，外资不能取得控股权或者实际控制权，想根本性地提高中资银行的管理水平和创新能力是一种单厢情愿，尤其在2007年以后外资银行可以设立独资分支银行之后，那些战略投资者更不会积极改善中资银行的运营效率。

　　在引进战略投资者之后，即使在境外上市之后，中外资承担的权利义务还是不平等的。银行改制成股份制商业银行并上市之后，内外资在利润分配方面应该是按股份比例分配，但是在破产的时候承担的义务是双重的，一方面要赔偿国内外存款者，另一方面要补偿股东。在股份公司制度下，对股东的破产补偿是按照有限责任原则补偿的，即补偿其他债权人之后，如果有多少剩余财产就按比例给股东补偿多少，但是对该银行的存款者来说，却是承担几乎无限责任，从国际经验看，即使该破产银行无力全额补偿，往往是由国家出面来兜底，即通过财政或者政府性质的存款保险公司对众多存款者进行补偿。这样，在对存款者的补偿中，境外战略投资者往往负有限责任，即以其投资额度为限；但中资方面需要则负无限责任，股份银行不足以补偿时，而最终买单者可能还是国家。所以不要以为中资银行引进境外战略者并且在境外上市之后，就是“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国家就可以不管了，可以任其自生自灭了，从社会稳定的角度看，国家是不会让关键的银行破产的，即使破产也要国家处理后事。

　　这样看来，当前出售给外国银行的银行股份的确有贱卖的嫌疑。我们一定要看到，改革的成本已经让国人来承担了，政府已经剥离、承担了国有银行的大量不良资产，很多银行大量裁员，仅工商银行一家就为改革准备，下岗了20万人。整个社会为银行改革付出了巨大成本，因此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在价格上应该适当反应这部分成本。所以改革的收益不能只给外资银行享受，同样应该尽可能让国人来享受。招商银行的例子表明，只要引入竞争，哪怕竞争的结果是参股的都是国内投资者，也未必造不出好的治理结构。

　　中资银行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的一个直接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便于境外上市，在上市前的改制中，外资目前可以获得最多25%的股份，但在上市之后，由于股权是分散的，这些战略投资者完全可以通过国外分支机构或者关系机构在二级市场上继续收购该上市的中资银行的股票，从而使其实际持有的股份不断突破中国银行监管部门规定的上限。并且在以后的增资扩股中，如果国家不支持，那么中资可能没有财力和外资同比例增加资本金，可能造成外资股份相对上升。此外，三大国有商业银行都接受了中央汇金公司的外汇储备注资，在上市之后，汇金公司倾向于减持和转让其持有的国有商业银行的股票，这样经过多次倒手之后，难保这些股份不落入该国有银行的战略投资者手中，如果这些战略投资者最后通过各种手段取得大量股份，从长期看，很可能控股或者实际控制这些银行，而这样将会对我国的金融安全产生重大威胁，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也将大打折扣。

　　当前世界的霸权已经超越了实物贸易，而是以金融霸权为主导。我们可以看到南美韩国数十年积累的财富可能因为一场金融危机而几乎全部转移到了某些发达国家手中。所以我国要高度重视金融安全和金融稳定，大量的外资在我国银行业中的存在构成了潜在的威胁。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请客容易送客难，对其消极作用要严加防范。如果在适当的时间内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那就应该考虑把这些外资成分踢出去。比如在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时候，不要那么优惠，不要把卖身当作一种成就。让外资入伙的条件应该是让其提供中资银行希望得到的各种软硬能力，否则就不要进来。进来之后如果对银行的运营效率没有明显改善，那么在冲销新产生的坏账的时候将优先冲销外资的资本金。或者规定没有中资或者中国银行监管部门的同意，不能同比例增资扩股，以保证中资持有的股份在没能力增资的条件下不被稀释。

　　当前银行业改革的情况是，银行业象是中国养不大的白痴儿子，中国爸爸有点丧失耐心了，于是让他去和精明的外国人合伙做生意，一起赚钱。但是如果这个白痴儿子总是被外国人控制、欺负、甚至谋杀了，中国爸爸能坐视不管吗？如果没有一个合格的监护人，这个白痴儿子的种种举动有可能是在为自己掘墓，也可能在给整个中国掘墓，到以后发生问题的时候，这个儿子可能会推脱说是银监会和人民银行推动他这么做的，从产权角度看，银监会和人民银行也不过是个保姆或者丫头，因为中国爸爸是一个抽象的国家，而这个时候，把这个保姆或者丫头枪毙了也于事无补了。从银行业的地位和中资银行经营前景看，用国家资源制造一个“人造美女”把她嫁出去，并没有完事，国家这次注资和剥离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也不会是“最后的晚餐”。

　　二、可憎的面目之痒——小额账户收费

　　国内垄断机构的市场化改革往往以与国际习惯做法接轨为遮羞布，而收取种种费用。其实以中国建设银行和北京银行为首的“小额账户收费”只是系列与国际接轨活动的一项小举动，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在敏感的时候搞这些小动作可能得不偿失，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这些银行在中国公众中的形象，中国广大老百姓痛恨的“嫌贫爱富”的帽子已经戴在了中国一些银行头上。中国建设银行等银行也许觉得只要抓住了主要矛盾，即抓住了重大的企业客户就可以了，没把那些个人小客户看在眼中。但是这些企业大客户也是由个人组成的法人，个人的感受会影响到企业的行为，比如某个大公司的管理人员和财会人员对建行的“嫌贫爱富”的做法很反感，他完全可以变更开户银行。

　　这里举个例子。记得四五年前，中国的电子邮件系统都是不收费的，但容量往往比较小，那时用263电子邮箱的用户很多，笔者也是263用户之一，觉得263电子邮箱速度快，容量也相对较大，很多人把263设为浏览器的主页。但在三四年前，中国的电子邮箱提供商掀起收费运动，263的邮箱全部收费，而新浪邮箱还保留一部分免费邮箱，可以安置263的难民，于是一夜之间，数百万263邮箱用户投奔新浪。再到两三年前，电子邮箱又大面积免费，并且把容量逐渐提高了2G.今天，263邮箱包括其网站差不多被很多人遗忘了，但免费电子邮箱作为新浪和网易的广告平台发挥了重大的宣传和广告效应，促进了网上商城和电子商务的发展。

　　从提供服务的角度看，提供商可以对每一项服务收费。这其中有些业务是主要盈利点，有些业务从盈利考虑是鸡肋但也不能没有，那么只要抓住主要盈利业务即可，对那些鸡肋业务收费可能成本大于收益，并可能严重恶化在公众中的形象。就象现在很多商场提供供购物者休息用的座椅，如果别的商家都不对此收费，偏偏有一两家商场对这些座椅收费，那么受此待遇的购物者肯定会鄙视并且抛弃这家商场。

　　假设建行对小额账户收费，而工行对小额账户不收费，那么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条件下，很多人将更多地选择工行，而办理的可能不仅仅是小额存款业务。大江大河也是由小溪流汇集而成，拒绝小流量，当前的大流量也不会持久的。当然，如果中国所有中外资银行都对小额账户收费，那另当别论。否则会给其他银行，其他中小银行或者外资银行一个突破的机会，而首先收费的银行可能会遭受业务流失。

　　再次重申，小额账户收费从经济角度看，是完全符合市场规则的，但是从其他方面看，却伤害了广大中小存款者的感情。作为企业不能完全从经济角度考虑，还要考虑本企业的公众形象和亲和力，不要因小失大，尤其要避免象免费电子邮箱那样折腾一圈又回到起点结果把自己的市场份额折腾没了。希望这样的小动作不要太多，否则从某种程度上看，中资银行也是在为自己掘墓。

　　三、漫长的整合之路——征服与被征服

　　是征服还是被征服？是驾御还是被驾御？中资银行管理者在引进外来战略投资者之后要努力把握本银行的发展方向，把握中外资在管理和利益整合方面的主动和主导权。从所有权角度看，中资银行的管理者只是代理人或者至多是代表者，但是他们却代理着数额巨大的国有金融资产，如果不能从代表国家的高度去经营管理，很可能造成巨大的财富流失。

　　战略投资者对所投资的中资银行的控制与反控制整合活动会长期存在。深圳发展银行在新桥投资入股以后就发生了数年的股权争夺，影响了该银行的盈利水平的改善，并且最终被外资实际控制了。

　　如果管理水平和盈利水平没有根本性提高，那么随着存款的快速增长和坏账率的增长，这些银行将很快又会面临资本金不足的困境。银监会官员已经指出，用国内资源包装国内银行上市已经是“最后的晚餐”了，在资本金低于监管要求，甚至变成负数的时候，中资银行的利润盈余能及时补充资本金吗？以目前的利差和存贷比以及近几年的盈利水平看，估计是没有足够的能力。

　　在资本金为零的情况下，如果引进外来战略投资者，那么理论上外资只要投资一美元就可以控股。那么该银行就值一美元吗？这种情况与当前的国有银行是否被贱买的情况类似，只是程度有差别而已。如果国家当初对建行注资不是225亿美元，而是5000亿美元，那么在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的时候，他们取得同样的股份比例，是不是就要付出更多的资本金？或者说国家当初只注资10亿美元，那么外资只需以很少的投资就可以取得当前的股权比例，而同样支配着建设银行数万亿人民币的各种存款资产，用于投资等各项资产业务，其财务杠杆效应与投资制造业相比可能大几倍到十几倍。如果战略投资者用所控制的资产来制造点金融危机，也是有足够的筹码，即使是纯粹追逐利益的行为也会给中国宏观调控带来挑战。潜在的危险是权利义务的不平等，外资损失最多是所投入的金额，而动用数十倍于自身投资额的银行资产投资高风险业务的诱惑是巨大的。

　　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中资银行的管理者肩负着历史性使命，你们的无作为或者个人妥协也许不影响自己的福利水平，甚至带来丰厚的回报，但是却在给中国银行业掘墓。与此类似，中国金融监管机构也肩负着历史性使命，任何不慎重的改革和开放都会带来严重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