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银行经营方式变迁中的风险揭示

　　19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罗纳德·麦金农（R·J·Mckinnon）和爱德华·肖（E·S·Shaw）系统地提出了金融压制与金融深化的理论后，金融深化的理论在世界各国得到不断发展并成为八十年代放松金融管制和金融自由化的理论动因，混业经营成为各国最终的追求模式。

　　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经济体制的效率和经济增长的效率主要通过金融效率的增进而得到体现，同时体制的非效率因素（如渐进转轨产生的成本、摩擦及政策推进、操作上的不成熟等）和经济增长的非效率因素（如经济增长波动过大、持续过热、结构不合理、增长方式比较粗放等）所产生的问题也在金融领域积淀，转化为现实的和潜在的金融风险。金融效率增进与金融风险积累相伴生的特征体现了体制转轨的制度性原因。但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化解只能依赖在发展中提高金融效率。因此，混业经营的效率优势决定了它是各国金融改革的终极目标。

　　追求混业经营的根本动因还在于整个银行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问题。政府和监管部门对分业经营的种种制度约束构成事实上的金融压制。金融压制的政策不仅影响金融系统的整体效率，而且割裂了金融系统的各功能之间的内在联系，削弱产业的竞争力。在封闭经济体系中，分业经营丧失的仅仅是效率，而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分业经营更严重的后果是银行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下降。以美国为例，1989年外资银行贷款占美国商业贷款的28.5%，而美国占其它国家的贷款比例仅为20.4%.1992年底，没有一家美国银行入围全球20强（以资产规模为衡量标准），美国最大的商业银行花旗银行在世界百家大银行排行榜上只居第23位。

　　但混业经营是一定历史文化背景和经济发展阶段的产物，混业经营所带来的效率优势的发挥有赖于相关制度环境的成熟和完善。在由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潜在的金融风险是巨大的。上个世纪最后20年间，全球以金融深化为主要内容的金融改革导致全球金融风险突出，共有93个国家爆发了112场金融危机，其中46个国家的51场危机直接导致银行系统的大规模破产（Demirgiuc-Kunt and Kane，2001）。制度变迁带来金融风险的增加可以从两个方面得以论证。

　　一种金融制度一旦形成，就会在运行中产生巨大的相关投入，而此后的任何金融制度变更都不可避免地面对巨大的沉没成本问题。换言之，金融制度创新必须克服对业已形成的金融发展路径的依赖性。同时，制度转换过程中总是会或多或少地形成某种制度真空。如果大规模的制度创新导致大量制度约束真空地带的产生，且不能迅速地将其填补，则必然造成严重的金融混乱，由此形成巨大的转换性损失。事实上，实践中许多人对金融制度创新所持的谨慎、保守态度，正反映了对其成本与风险的担忧。

　　其次，混业经营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①（程金伟，2001）。尽管导致1930年代美国分业经营最有力的证据——“利益冲突论”②已被实证研究证明了它的脆弱性，但从逻辑推理的过程来看，这种风险客观存在。在以存款人和银行为参与人的博弈模型中，银行比一般的存款人更了解银行资金的运用状况和风险程度，拥有更多的“私人信息”。混业经营的条件下，银行具有更多的获得高收益的合法途径，银行不可避免的会从事高风险业务从而加大混业经营的道德风险。

　　因此，混业经营方式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从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的制度变迁必定有一段漫长的过渡时期。美国的商业银行从1960年代就已经开始通过各种金融创新绕过法律障碍，从事着事实上的混业经营。美国走向混业经营的过渡时期一直持续到1999年国会通过《金融现代化法案》为止，经历了将近四十年的时间。即使如此，法案仍然规定混业经营必须通过分别来自不同业务的子公司来实现，各子公司在法律和经营上是相对独立的公司。其意义就是以“内在防火墙”的方式达到降低潜在金融风险的目的。在顺应金融业发展的要求和世界趋势的影响下，我国银行业实际上也从1999年开始了这一过渡时期③，并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化和WTO的加入而不断推进。外资银行的大量进入同时也必将导致这一过渡时期的缩短，潜在金融风险加大。因此，加大监管和提高银行产业的竞争力就成为确保银行顺利过渡到混业经营的环境因素。本文将就过渡时期的产业组织改善作一探讨。

　　二、银行产业组织改善的路径选择

　　1. 加强银行信息系统建设与强化信息披露制度，降低交易费用

　　交易费用是经济生活中的摩擦费用，交易费用的降低无疑将导致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现代信息系统作为人类历史上第四次导致交易费用急剧下降的发现①，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已经得到验证。金融产业所经营的产品大部分可以通过电子化手段完成，交易费用在理论上的极限可以降到0，交易费用降低对产业发展的促进潜力更大。现代信息系统及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可以减少信息不充分和信息不对称，降低道德风险；可以降低银行内部的管理费用，提高效率；交易费用的降低还使得中小银行参与市场公平竞争成为可能，包括支付结算系统的资源共享可以有效地加强产业内部的合作。

　　2. 降低进入壁垒，抑制行业垄断

　　哈佛学派强调高市场集中度将会带来垄断利润，从而应当成为政府规制中必须禁止的。而芝加哥学派却认为是由于一些优势企业的高效率带来内部交易费用的降低，从而决定企业边界的内部交易费用与外部交易费用相等的点不断右移，企业规模不断扩大，最终导致市场集中度的提高和垄断的形成。高市场集中度意味着高效率从而不应加以干预。然而无论垄断形成的路径如何，垄断企业为维持垄断地位和垄断利润所产生的垄断惰性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可竞争市场理论认为降低市场自由进出的费用可以有效防止垄断惰性的产生。但我国商业银行的高市场集中度形成不是竞争的结果，企业边界的确定是行政命令的结果，国有商业银行的边界远远大于科斯所谓的由交易费用确定的合理边界。在以资产收益率（ROA）为因变量的回归分析中，发现我国银行业的市场集中度（CR）与ROA负相关，若引进CR和市场份额（MS）同时作为解释变量，发现两者还是与利润率负相关且不显著。分析同时显示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和ROA负相关且相对显著（赵旭等，2001）。银行内部管理成为制约经营绩效的首要因素。企业规模和边界的错误配置的纠偏方法是逐渐回归正常水平，而降低进入壁垒（尤其是对外资银行）、加强产业内部的竞争是提高管理水平降低内部交易费用的唯一路径。

　　如前文所述，银行产业垄断同时是“利益冲突论”发生作用的前提，降低市场集中度抑制垄断同样有助于产业安全目标的实现。

　　3. 完善产业退出机制，防范放松管制过程中的风险

　　政府的过度管制被认为是导致银行产业低效并引发银行危机的一大原因，但放松管制过程中的银行风险也会加大，因此在放松管制的同时要加强风险防范。一个简单的模型可以对此加以说明，假设银行业的全部收入TP来源于贷款的利息收入，银行吸收的存款D和发放的贷款L都是永久性的，采用浮动利率计息。银行与银行之间处于完全竞争的长期均衡状态，即银行的业务和银行的成本收入是无差异的。整个银行业处于政府的严格管制下，即政府可以通过进入管制和安全网的保护决定银行数目N，对存款人实行100%的存款保护，政府决定存款利率R和贷款利率R*.再假设经营一家银行的固定成本为FC，则利润PR可以表示为：

　　PR=（L×R*－D×R）/N-FC

　　假定在实行进入管制和退出管制的同时，政府解除利率管制，获得了存贷款利率定价权的银行就会进行价格竞争，R上升、R*下降，利差缩小将导致PR等于零，银行业处于盈亏相抵的经营状态。如果此时存贷款利差进一步缩小，银行业就会出现全面亏损，银行危机爆发。因此利率管制的解除会诱发银行危机。

　　同样假定政府保持利率管制，并对银行提供安全保护（即低效银行不会退出），若解除进入管制，则银行数目将迅速增大到N*，若N*增大到使PR等于零，银行业处于盈亏相抵的经营状态。若N进一步增大，则银行业全面亏损并爆发危机。可见，即使在实行利率管制和对银行业提供安全保护的情况下，银行危机也会爆发。

　　因此在放松管制的过程中要注意相关政策的配套完善，完善的退出机制应当成为前提，退出援助应成为银行产业组织改善的重要政策。鼓励银行产业的兼并、重组和退出的重点在于国有银行，通过市场机制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四大国有银行的规模，为四大国有银行根据效率的原则将无效分支机构关闭或者剥离给当地中小银行、市场新进入者提供退出援助。

　　4. 强化私人监管对银行业规制作用

　　由于存在诸如信息不对称、政府自身利益、寻租行为等因素的影响，用来矫正“市场失灵”的政府监管的效率往往受到很大的局限，“政府失灵”同样成为经济理论讨论的重要范畴。理论和实证的研究都表明在充分考虑成本收益的前提下，政府监管应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市场力量对产业的规制作用以有效的提高产业的资源配置效率。银行产业作为整个金融领域的基础产业，银行业的产业效率和安全不仅极大地影响我国金融改革的成败，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随着WTO规则在我国的实施以及大量外资银行的进入，本已力不从心的我国银行监管更是面临重大挑战。因此在银行业的监管中重视私人机构对产业的规制不仅是维护银行产业安全提高竞争效率的重要举措，也是强化市场机制、保障政府和中央银行监管效率的基础。私人规制和信息披露、资本充足率被巴塞尔委员会强调为银行有效监管的三大支柱。强化私人监管，着手整顿信用体系，完善担保、律师、会计等中介机构的功能，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营造有助于公平竞争的产业环境。

　　5. 产权改革与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

　　委托代理效率低下是造成国有商业银行运行成本高昂、管理低效的根源，也是制约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和竞争力的最主要因素。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同属政府所有的产权制度，也使得国有企业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成为银行的问题，银行必须在资金融通上全方位为国有企业服务，造成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资金的过度使用和低效配置。产权性质的同构同时导致国有企业经营风险大量地转嫁给国有银行，不可避免地加大了制度性金融风险。据世界银行的中国经济简报披露，2000年底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比例是28.8%，而1999年底更是高达39.3%.

　　参考文献

　　[1] 杨公朴、夏大慰。现代产业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2]（法）泰勒尔。产业组织理论（M）。张维迎总译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3] 易纲、赵先信。中国的银行竞争：机构扩张、工具创新与产权改革（J）。北京：经济研究，2001，（8）

　　[4] 程金伟。银行合业经营制度“内在不稳定性”的演变（J）。北京：金融研究，2001，（2）

　　[5] 赵旭、蒋振声、周军民。中国银行业市场结构与绩效的实证研究（J）。北京：金融研究，2001，（3）

　　[6] 刘世锦等。企业重组中的多元化战略问题（J）。北京：管理世界，1999，（2）

　　[7] Demirgiuc-Kunt and Kane. Deposit Insurance Around the Globe（C）。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679. 2001.

　　[8] 苏同华。银行危机论（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7）

　　[9] 历年《中国金融年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