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期有大量文献分别从竞争与银行风险转嫁激励，竞争与银行授信行为，以及竞争与银行危机传染等不同的角度研究了银行竞争与银行业稳定之间是否存在权衡关系。虽然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并未就此达成一致的看法，但某些观点对于制定银行管制政策却给出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银行竞争 银行业 稳定 风险转嫁 授信行为 危机传染

　　近二十多年来，西方各国银行业都不同程度地同时出现了两种对立的发展趋向：一方面，管制放松后，银行竞争程度明显增强；另一方面，经过数次并购浪潮之后，银行市场集中度显著提高①。一般认为，增强竞争可以促使银行业以更为低廉的价格向社会提供更多金融产品，能改善社会福利。但就金融监管部门而言，保证银行业稳定似乎更为重要。他们长久以来的信条是。银行竞争与银行业稳定之间存在着权衡（Trade-off）关系，竞争可能会导致诸如银行破产、银行恐慌等不利于社会的后果②，基于这种信条，他们通常会采取某些限制银行业竞争的政策措施。显然，这两种观点的对立涉及到一个需要重新审视的基础理论问题，即，银行竞争与银行业稳定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一、银行竞争与银行风险转嫁

　　通过将吸纳活期存款与发放贷款两种业务置于同一组织机构之下，银行可以为社会提供特性资产转换服务③，这也决定了银行具有财务杆杠比率高的资本结构特征。根据委托-代理理论（Jensen and Meckling，1976），企业财务杠杠比率越高，其风险转嫁（Risk Shifting）的期望收益越大，从事高风险活动的激励就越强。

　　就银行而言，其财务杠杆比率很高，且其债权人主要由众多分散的小额存款人构成，一般不了解银行经营行为以及潜在风险。当竞争加剧导致银行利润水平下降时，银行股东和经营者将风险转嫁给存款人的动机就可能增强，从而承担过量风险，给银行业的稳定带来潜在威胁④。

　　因此，考察银行市场竞争状况是否会影响银行业的稳定性，首先就必须考察竞争对银行转嫁风险产生怎样的激励。

　　早期研究（Rhoades＆Rutz，1982）发现，美国1960～1980年间区域银行市场上，市场集中度与承担风险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Keeley （1990）研究了1980年代美国放松跨州设立分支行限制后的银行竞争与大型银行持股公司风险转嫁激励问题。通过构建一个存在存款保险制度条件下的两期状态偏好模型，他提出了一个具有启发性和广泛影响力的假说，认为竞争会增强银行风险转嫁激励。此后的一些研究（Allen＆Gale，2000，Hellman，Murdock＆Stiglitz，2000，Repullo，2003）进一步证明，竞争会增强银行风险转嫁激励的关键因素在于银行承担过量风险的支付结构，即风险收益主要是归银行股东。而发生损失则主要由政府或存款人承担。

　　Allen和Gale（2000a）在Keeley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即便不存在存款保险制度，许可证价值（Chatter Value）本身也可以解释竞争加剧条件下银行更多承担风险的行为⑤。在他们建立的存款市场Cournot-Nash竞争模型中，竞争加剧将会使得每家银行的资金规模相对于资金市场而言显得非常小，这让银行在作决策时市场利率变动的重要性降低。其结果是，银行经营行为近乎完全竞争市场下的行为，并且只要还能获得正利润。银行就会扩大其业务。均衡状态下，市场利润收敛为零，这反过来意味着为了获得正的利润，银行会有非常强的激励去承担风险。Hellman，Murdock和Stiglitz（2000）考察了存在资本管制环境中的许可证价值问题⑥。通过建立存款竞争动态模型，他们发现，如果存款利率是由市场决定的，银行会倾向通过提高存款利率来扩大其存款来源。存款利率的提高意味着资金成本的增加，这会侵蚀银行的利润，降低其许可证价值，从而会促使银行承担更多的风险。Repullo（2003）对Hellman，Murdock和Stiglitz（2000）模型作了进一步扩展，银行可以在“赌博性”资产（高风险）和“审慎性”资产（低风险）之间进行投资选择的情形。该模型证明了，如果不存在资本要求，在高度竞争性市场和高度垄断性市场上，银行只会选择投资“赌博性”资产，而当市场状况处于这两者之间的中间状态时，“赌博性”资产或是“审慎性”资产都有可能称为均衡状态下的投资决策。这一结论与前述论文基本一致，但当在该模型中引入资本要求之后。则无论市场竞争状况如何，银行通常会选择“审慎性”资产。

　　针对上述模型，Boyd和De Nieolo（2003）提出了批判，认为这类模型仅考虑了存款市场的竞争，是以银行通过贷款形成资产的违约风险和预期回报给定不变为前提的。因而忽略了银行竞争对贷款市场的影响，也忽略了借款企业在市场竞争状况发生变化之后的反应及其对银行竞争策略的影响。他们扩展了Allen和Gale（2000a）模型，将借款企业纳入到模型中，并得出了与Allen和Gale截然相反的结论，认为随着银行数量增加，均衡的风险转嫁是递减的。

　　二、银行竞争与授信行为

　　银行业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银行持有资产的质量。而资产质量不仅受银行转嫁风险动机的影响。还直接取决于银行的授信行为。已有文献关于银行授信行为的研究主要关注两个领域，一是竞争对关系型贷款（Relationship Lending）的影响；一是竞争对银行甄别、监督（Screening＆Monitoring）借款人的影响⑦。

　　关系型贷款是指银行与借款企业建立长期信贷关系，其本质是借贷双方之间具有帕累托改进性质的信息交换，这种信息交换有助于克服一次性契约（Single-Shot Contract）的低效率，进而有助于银行资产质量的提高和银行系统的稳定。通过建立长期信贷关系，银行可以从借款人处获取必要的属性信息，并能够发展特定产业专门技术（Sector-Specific Expertise），这有助于银行更加准确评估它对特定借款人授信的风险。对于借款企业而言，由于银行在与其合作过程中可以了解信息，并且更为关注企业未来现金流而非现值，企业可以克服现期信息不透明、资产现值低以及缺乏担保品等困难，以较低的利率从银行获得信贷。

　　Petersen和Rajan（1995）提供了颇具影响力的实证证据，他们发现，在美国银行集中度高的地区，信贷可得性也较高。他们给出的解释是，具有垄断性的市场中，在位银行更愿意从事关系型贷款。希望从与新成立企业建立的长期信贷关系中获得长远的利益。但一旦市场竞争加剧，银行因为所获取的借款人属性信息租金价值降低，就会转向“交易型贷款（Transaction Lending）”，仅根据可观察信息对借款人进行“保持距离”的授信。近期研究（Boot＆Thakor，2000；Yafeh＆Yosha，2001）认为，竞争加剧并不必然导致关系型贷款减少，相反，在竞争的环境下，银行可能更愿意从事关，系型贷款。其理由是，竞争加剧后，银行的关系型贷款和交易型贷款收益都会下降，但前者下降幅度要小于后者。

　　授信过程中对借款人的甄别和监督是银行发挥其经济职能的基本途径（Diamond，1984）。通常认为，如果赋予在位银行以许可证价值或强制提高其承担风险损失的比例，为保证持有资产的质量，银行会降低风险转嫁激励，并会加强甄别和监督。而当竞争加剧后，在借款人投资项目风险状况既定的条件下，银行为了尽可能多地放贷，其甄别和监督激励会相应降低，最终结果可能是，原先在垄断市场条件下无法达到银行授信资格的借款人也能获得贷款，银行授信总量提高了，但资产质量却会大幅度下降，银行业稳定性会因此降低。

　　Cetorelli和Peretto（2000）建立了一个关于资本积累的一般均衡模型来考察银行市场的最优竞争结构。模型中，银行具有甄别借款人的激励以区分借款人的质量，然而甄别是有成本的。因为银行可以通过观察竞争对手是否对某个借款人授信来判断该借款人的质量，所以可能会出现“搭便车”问题（Free-rider Problem）。在这种情况下，银行的最优战略是，仅对部分借款人进行甄别。并同时对已经甄别“安全”借款人和未经甄别“风险”借款人授信。在这个模型中，银行数量的增加将会对资本积累增长速度产生负面影响。而当银行数量减少时，信贷可得的总量会减少，但银行甄别激励会增强，从而可以提高“安全”借款人的比重，提高银行业资产的总体质量。

　　有些文献讨论了所谓的“赢家倒霉（Winner's Curse）”效应问题，认为即便银行贷款甄别激励不受竞争影响而保持不变，只要甄别技术存在缺陷，诸多银行就贷款展开竞争，最终获胜的银行或许只是赢得了对一个质量差的借款人的贷款机会。这种结果意味着，在竞争程度高的市场上，一个曾经被其它银行拒绝申请的借款人有更大的可能从另外一家急切赢得竞争的银行那里获取到贷款。Cao和Shi （2001）提出，在银行就贷款展开竞争时，它们有可能获得关于借款人质量的噪声信息，如果银行对这些噪声信息错误估值，并以此为基础在竞争中对借款人作信贷投标，则获得的噪声信息越多，倒霉的可能性就越大。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赢家倒霉”的外部性愈发增强，对银行系统稳定性的威胁更大。Shaffer（1998）描述了这样的银行市场，虽然每家银行的甄别技术都存在缺陷，但银行却能只对那些被甄别认定为“好”借款人的企业提供贷款。借款人被一家银行拒绝贷款申请后，仍然可以向市场上其它的银行提出告贷申请，银行并不能了解借款入是否曾经被其它银行拒绝过。Shaffer说明了，随着银行数量的增加，贷款的数量也随之增加。银行数量越多，任何给定的借款人无法获得贷款的可能性就越低。因此。预期贷款损失也就成为银行数量的增函数。

　　Cordelia和Yeyati（2001）研究了银行竞争对监督激励的影响，赞同竞争会导致银行减少对监督的投入，此外他们提出了一个更为重要的结论：如果要求银行披露其资产组合风险状况。因为风险的增加会提高信息披露成本，所以无论在哪种市场结构下，银行都会有强烈的监督激励管理其风险。该文讨论了两类信息披露机制。公共信息披露（Public Disclosure）会向公众尤其是存款人提供银行资产组合风险状况的信息，当银行资产组合风险程度高的信息传递给公众后，存款人可能会要求银行对其支付更高的存款利息以补偿其存款的风险溢价，或是选择其它方式对银行加以处罚。预期成本的增加会迫使银行重视监督；基于风险的存款保险制度下（Risk-based Deposit Insurance），风险的增加会导致保险费率的提高，因而也会产生同样的后果⑧。

　　银行竞争与危机传染

　　危机传染（Contagion）是指银行业可能发生的一种现象。起初仅对一家或数家银行（或是某个区域）的小冲击，会迅速通过银行体系在所有银行间扩散。最终冲击整体经济。银行危机传染与Diamond＆Dybvig（1983）提出的银行脆弱性的“太阳黑子论”有密切关系。当银行业很脆弱时，一个很小的冲击就有可能引起十分严重的后果，甚至会摧毁整个经济。目前对银行竞争与危机传染的研究并不深入，相关实证研究也较少。但已有的理论文献大多认为两者之间是存在权衡关系的。

　　Allen和Gale（2000b）建立了一个以银行同业市场为传染渠道的危机传染模型，在该模型中，一家银行受到的流动性需求冲击之所以能够传染给系统内其它银行，原因在于银行除了持有Diamond和Dybvig所假定的流动性资产和非流动性资产之外，还持有同业拆借的存款，并按照资产流动性的强弱来满足储户的提款要求。他们证明了，如果整个银行体系在下一期的提款要求总量既定的话，通过一定的资产组合。同业市场可以为银行体系提供额外的流动性。但是，这种系统也具有内在的脆弱性，即如果下一期实际提款要求超过预期。且在某个区域出现银行支付危机，危机会迅速在整个体系内蔓延，导致大规模银行支付危机。至于银行竞争到底会对危机传染产生怎样的影响，则主要取决于同业市场上每家银行相互之间建立完全关联关系的程度：发生危机传染时，如果市场上银行间关联度高。即每家银行都与其它银行建立同业拆借关系。则竞争越强（银行数量越多），对任何一家银行的）中击就越小，整个系统稳定性就越高；如果银行间关联度低，则当一个区域爆发的危机扩散到邻近区域时，其溢出效应会增强，危机更容易进一步扩散，在这种市场结构下，银行竞争加剧，其结果与银行间关联度高的情形截然相反。由于在现实世界中，市场上存在银行数量较少时，同业市场高关联度才更容易实现，因此，从防止危机传染的角度来看，Allen和Gale模型暗含的政策倾向是，银行业应该保持一定垄断性。

　　此外，Saez和Shi（2004）也认为，当市场上银行数量受到限制，当一家银行爆发支付危机时，其它银行才有采取战略性行动的激励，他们会对问题银行提供流动性，防止危机传染的蔓延。而Boyd，De Nicolo和Smith（2004）则在其提出的一般均衡货币模型中证明，在竞争性或是垄断性的银行市场结构中银行危机发生概率都有可能很高，主要是取决于通货膨胀率。

　　四、实证证据

　　在考察银行竞争与风险转嫁方面，Keeley （1990）认为导致美国在二十世纪80年代间发生银行破产的部分原因在于银行市场竞争的加剧，这侵蚀了在位银行的垄断租金，降低了许可证价值。许可证价值的降低增加了银行承担风险的激励，他发现许可证价值与银行资本正相关、与银行风险负相关⑨。Demestz，Saiden ber和Strahan（1996）在Keeley的基础上。用不同方式来测度银行风险，同样发现许可证价值与银行资本以及风险的相关关系。Salas和Saurina（2003）应用同样的方法检验了西班牙的银行体系，发行较高的许可证价值与较低的信贷风险相关。De Nicolo（2000）检验了银行许可证价值与银行规模的关系，发现，在大银行可能运用其市场势力施加影响的情况下，许可证价值和银行规模是正相关的：但银行规模同时也与更低的许可证价值和更高的偿付能力不足风险相关。因此，虽然他也支持许可证价值会对银行审慎经营产生激励，进而降低系统偿付风险的观点，但同时还说明了。银行规模或是市场势力并不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必然原因。

　　在考察银行竞争与授信方式方面，Petersen和Raian（1995）运用美国的数据考察了他们提出的关系型贷款理论，他们用市场集中度来表示市场势力，发现在一个集中度高的市场上，新成立的企业比在更具竞争性的市场上获得的信贷要多，并且还发现，在集中度高的市场上，银行会以平滑的方式向企业收取利息，即当企业处于新建阶段时，征收利率较低，而在企业处于成熟阶段时，征收较高的利率。近期的研究（Cetorelli＆Gambera，2001）采用了跨国、跨行业的数据以检验银行市场集中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在总体上市场集中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面的，但具体到不同产业的增长上，集中度带来的影响不同：对于新成立的企业更多依赖银行贷款的产业而言。如果所在国家银行体系集中度较高，其增长速度更快。这一证据也支持了关系型贷款的观点。Beck，Demirguc-Kunt和Levine（2003）将银行脆弱性定义为银行危机的爆发，考察了79个国家1980—1997年间的面板数据。他们以银行危机的发生概率作为被解释变量，以银行集中度及一系列宏观经济和结构变量作为解释变量估计了Logit概率模型，发现，集中度与银行危机概率显著负相关。同时他们还发现，对新银行的准入限制会显著提高银行危机的概率，这让他们提出能否将集中度作为市场势力的单一测度指标的质疑。De Nicolo等人（2003）采取了新的实证方法，并得出反面的证据。他们发现，银行个体倒帐概率与银行集中度显著正相关，这意味着，其它条件不变，集中度高的市场中银行更加脆弱。但与此同时他们还提出，在具有如下特征的银行体系中，银行危机爆发的可能性较低： （1）具有集中度的银行系统； （2）竞争程度高的银行体系，竞争程度用准入和行为管制限制少表示； （3）司法体系较为成熟。

　　这说明，市场集中和市场竞争都能增进银行系统的稳定性。

　　结语

　　虽然在银行竞争与银行业稳定之间是否存在着权衡关系这一问题上，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但已有研究提供了具有启发性的观点，可用以改进银行管制政策：一、关于许可证价值的研究表明，无论在那种市场竞争结构下，管制性资本要求都有助于减少承担风险行为：在关于甄别的理论文献中，类似的结论也存在。

　　二、具有市场势力的银行部门或许有更强的甄别激励，但是，即使是在竞争的环境下，提高银行资产组合风险的信息披露政策以及基于风险的存款保险制度也能提高甄别激励。因此，无论银行市场结构怎样，诸如资本要求、信息披露制度以及基于风险的存款保险制度等管制性政策都有助于银行业的稳定性。

　　三、在银行竞争程度既定的情况下，提高银行同业拆借市场上各银行间的关联度有助于防止金融危机的扩散。

　　借鉴上述观点，在我国制定和实施银行监管政策的过程中。对于银行竞争与银行业稳定问题，我们不应该过份关注市场集中度、银行数量等结构性因素。也不应该只看到市场势力某一方面的好处或是引发的成本。建立起一整套有效的基础性制度应该成为工作的核心，该制度包括管制性资本要求、信息披露机制、基于风险的存款保险制度、健全的同业拆借市场以及减少市场准入限制等。通过这种制度建设，实现既有助于我国银行业通过竞争提高效率。

　　又能有效保持银行业稳定的目的。

　　注释：

　　①根据产业组织理论的结构-行为-绩效（SCP）分析范式，市场集中度高意味着市场的垄断程度高。

　　②欧洲中央银行执委会委员Padoa-Sehioppa（2001）在一次银行业竞争国际研讨会上致辞介绍道：“在二十世纪30年代爆发银行和金融危机后，许多国家采取了立法变革以应对危机。变革举措的思想基础是，为了保持银行业和金融产业的稳定，必须对竞争加以限制。这一基础性命题正是美国、意大利和其他许多国家在当时引入立法变革的根源之所在。”

　　③特性资产转换（Qualitative Assets Transfer）是指银行可以通过发行期限短、流动性强、采用顺序服务原则的存款契约为社会提供资产，以转换借款人发行的长期、流动性差的标准债务契约资产。

　　④当存在存款保险制度或其它政府干预行为时，银行会将风险转嫁给政府。

　　⑤银行业的许可证价值除了源于具有垄断性的市场结构赋予在位企业运用市场势力攫取垄断租金之外。还可能源于银行通过关系性贷款（Relationship Lending）获取到的客户属性信息，以及银行管制机构为鼓励接管问题银行而对接管银行给予的价值补贴。许可证价值越高，意味着退出该行业的机会成本就越大。

　　⑥较高的资本要求意味着一旦风险承担导致损失的话。银行股东分摊损失的比例显然会比较低资本要求情况时要高，这就是所谓“在险资本效应”。但与此同时，较高的资本要求也会降低在位银行的许可证价值，因而会增强银行承担风险的激励。这是所谓的“许可证价值效应”。

　　⑦根据现代金融中介理论，关系型贷款、甄别和监督行为，都是银行用来克服授信过程中借贷双方之间存在着不对称信息的基本举措。所以，这部分的研究的考察实质是，给定借款人市场风险结构，银行竞争对于银行克服不对称信患效率的影响。

　　⑧Diamond和Dybvig（1983）在其著名的流动性保险模型中证明了银行天然脆弱性，即存在一种均衡结果，银行会因为诸如太阳黑子等某种外生因素而发生挤兑。

　　⑨银行的许可证价值通过托宾的Q值来测度，定义为一家银行的市场价值与其重置价值之比。银行风险通过银行所支付的保险费费率来表示。

　　作者简介：吴秋实，男，武汉大学金融专业博士生，湖北大学商学院金融学系副教授，副系主任；江春，男，金融学教授、博导。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金融研究院院长，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