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东亚地区货币合作成为研究热点，各种设想和建议浮出水面。本文对东亚地区货币合作的探索过程进行了简单回顾，并根据合作程度的差别对不同的方案进行了分析评价，最后结合东亚地区的特点展望合作前景，指出东亚地区货币合作必将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而由低层次向高层次不断推进。

　　一、东亚地区货币合作的初步探索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如何早日走出危机的阴影、恢复经济发展是东亚国家所急切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而进行货币合作、加强区域经济金融合作已成为各国的共识，各主要国家政府也为此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和努力。

　　在泰铢贬值引发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日本于 1997年9月召开的七国财长会议上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建议，希望能够在比较宽松的条件下向货币受到冲击的国家提供快捷的紧急信贷，以避免危机的蔓延和扩大，但遭到美国、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反对；这个建议在同年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上再次遭到反对而不得不搁浅。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认为，这次危机的实质是美国对亚洲的经济侵略，而亚太经合组织（APEC）对此不能采取有效措施。他于 1999年8月访华时重新提出建立包括中、日、韩和东盟在内的“东亚经济论坛”的主张。同时，马来西亚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东盟各国在国际清算中使用统一货币的可行性进行论证。在1999年11月28日举行的东盟与中国、韩国、日本领导人的非正式高峰会议上，东盟成员国认为在区内建立共同市场及单一货币是“有可能”的，并且共同市场及货币一体化的建议可延伸至中国、日本、韩国这3个非东盟国家。

　　2000年3月27日在文莱召开的东盟“10+3”财政部长会议宣布，东盟和中、日、韩三国同意扩大现存的货币互换协定，以货币互换协议方式共享外汇储备。2000年5月东盟与中、日、韩在泰国清迈达成“建立双边货币互换机制”的协议。这为东亚地区进行货币合作迈出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步。

　　2001年11月6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东盟“10+1”第五次领导人会议上建议，在未来10年内建立“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双方就此达成共识，并开始行动。与此同时，在“10+3”合作的框架下，中、日、韩三国已建立首脑会晤机制，并正在深入研究三国合作问题。

　　2001年12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泰国银行签订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根据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中国央行可在必要时向泰国银行提供最多达 20亿美元的信贷资金，作为对国际金融机构援助资金的补充，支持泰国解决国际收支问题和维护金融稳定。日本也与韩国、泰国签署了货币交换协定，对韩国、泰国的融资限额分别为50亿美元、25亿美元，融资期限最长为3个月，前提条件是由IMF实行融资，在限额的10%以内，即使不接受IMF所制定的严格经济改革计划，也可以领取融资。

　　2002年1月9日至15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问了东南亚五国，提出在东盟和日、中、韩三国（“10+3”）框架的基础上，建立“东亚扩大共同体”。2002年1月13日，日本和新加坡签署了以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为主的“经济合作协定”，这是日本与外国签署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根据这个协定，日本将取消94%的新加坡进口关税，新加坡将取消现存对日本商品所有关税。日本希望以此为模式，建立“日本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并希望以此为基础，实现整个东亚地区的合作，即从建立“日本一东盟自由贸易区”（“10+1”）扩大到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10+3”），并吸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参加。

　　2002年3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日本银行签署了《中日双边货币互换协定》，协定书将两国融资金额限定在相当于30亿美元的范围之内，同时规定人民币和日元可以互相融资。由于两国外汇储备分别占到世界第一和第二，为此，实际上相互融资的可能性非常低。从现阶段来看，签订这样一份协定书的现实意义旨在加强两国中央银行之间的合作。协定书以亚洲金融危机为教训，它实际上是日本、中国、韩国和东盟共13国于2000年5月通过的双边货币互换协定网络构想“清迈协议”中的一项内容，根据这个构想，日本已经分别和韩国、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签订了协定。中国政府最近宣布，将从2003年9月正式启动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谈判。东亚货币合作已经不仅仅限于金融领域，而是在向贸易、投资等多个领域迅速扩展。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使东亚各国经济受到重创，而在危机发展过程中，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能及时地拿出解救方案制止危机的蔓延，反而还有趁火打劫之嫌，借援助之机胁迫危机国家开放金融市场，这与美国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形成鲜明对比，使东亚国家的感情受到极大伤害，在东亚地区内部寻找解决的途径成为各国政府的首要选择。

　　二、几种初步可行的方案

　　具体采用什么样的框架来进行货币合作、加强区域经济货币合作，不同的专家学者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和建议，其中不乏真知灼见。虽然提出的建议与对策林林总总，让人眼花缭乱，但是有一点却是可以确认的，那就是为了早日走出危机以及为了防止危机的再现，加强区域货币合作是十分必要的。这次危机首先爆发在金融领域，或者直接说就是因为货币汇率的急剧波动，其后才演变为经济危机，甚至政治危机与社会危机。因此从金融领域（货币合作）上想办法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下面主要根据货币合作的不同层次进行展开。

　　1.货币互换机制及其扩大

　　通过东亚各国政府的努力，在“10+3”框架下的货币互换机制逐步形成，这种现实已经表明，该方案是可行的。虽然其尚属于货币合作的初级层次，但是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操之过急只会引起混乱。

　　东亚国家虽然具有良好的经济一体化趋势，但差异也十分明显“，再加上其他政治、历史、民族等方面的原因，区域合作也面临许多困难。这也是目前只推动和扩大”10+3“货币互换机制这样一个低层次货币合作的原因。

　　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晤的“10+3”机制于1997年建立，在2000年取得重大进展。 2000年5月，东盟与中、日、韩在泰国清迈达成“建立双边货币互换机制”的协议，也称为“清迈协议”。该协议的未来目标是建立更大的“亚洲储备基金”，以便在亚洲国家货币遭受攻击时可以相互支援。其具体内容包括：（1）扩大与加强目前仅在东盟五国（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之间的货币交换协定；（2）中、日、韩三国相互缔结交换协定；（3）中、日、韩分别与东盟成员国缔结双边货币交换协定。东盟“10+3”会议发表的声明表示：“货币互换协议将有助于更好地控制资本流动和在东亚建立一个充分协调的经济和财政监督机制。”

　　此后，在“清迈协议”的指导下，东亚各主要国家积极展开双边磋商，分别签署货币互换协定。截止2002年3月底，中日、中泰、中韩、韩泰、日韩等主要国家都已经签署货币互换协定，“10+3”框架下的货币互换机制初步形成。

　　但是现阶段的成就毕竟是十分初步的，双边过渡到多边也还需要一个逐步磨合的过程，沿着这样一种方案，下一步则应该是进一步完成“10+ 3”框架下的货币互换机制，并逐步过渡到多边合作，发挥区域合作的潜力。而且，签订的协议的效力还有待于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同时，随着货币合作的逐步展开和深入，其他方面的区域合作，如自由贸易区、投资区等，也需要配套推进。

　　2.亚洲货币基金

　　货币互换机制只是通过成员国之间的一种承诺来维护各国的货币稳定，更不用说具有任何常设机构，所以说货币互换机制是初级层次的货币合作。比之层次稍高一些的但仍然属于初级层次的货币合作形式还有：设立基金组织、建立为成员国服务的金融机构等。这里笔者主要探讨建立亚洲货币基金这一方案。

　　亚洲的货币合作正随着“10+3”货币互换机制的不断扩大而在缓慢而稳步地前进，这意味着更加体制化的地区货币合作形式也许就近在咫尺。亚洲货币基金与上面的“清迈协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舆论甚至认为，后者不过是迈向“亚洲货币基金”的一个跳板。

　　日本于金融危机之初就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建议，但遭到欧美国家的反对。日本等东亚国家认为，亚洲货币基金可以在不附加任何严格的改革要求的条件下向货币受到冲击的国家提供快捷的紧急信贷。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长萨默斯认为，亚洲货币基金贷款将会产生“道德风险”和“双重标准”，使不负责任的国家采取更加不负责任的行动；另外，亚洲货币基金可能会削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各国调节过程的影响，并阻碍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由于美国的阻挠，这个计划不得不搁浅，虽然美国提出了很多看似十分合理的理由，但是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出于美国自身利益的考虑，尤其是维护其对国际货币金融领域的主导权。作为东亚国家来说，为了确实维护自身的利益，维护本地区的稳定，必须具有一定的勇气。

　　设立亚洲货币基金，其资金来源可以考虑由区域内国家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认缴一定份额，以及从国际金融市场融资。亚洲货币基金必须是一个常设机构，必须发挥其应有的功能，而这些功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其他国际金融组织所不能取代的。主要有这样三个方面：一是紧急融资功能，二是监测和预警功能，三是分析和咨询功能。第一个方面的功能自不待说，这也是其基本功能，不过鉴于其刚刚设立，还离不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以其紧急融资功能应该主要限定在不能从 IMF和其他国际金融组织获得融资的时间和场合。第二个功能主要面向本区域，尤其要为本区域各成员国的经济金融状况做出尽可能及时和准确的监测，并在危险的时候提出预先警告信息。而这个功能的发挥需要注意：（1）建立科学的指标预警体系，这需要理论与实证研究上的进一步深入； （2）建立协调运行的监测和预警机制，例如让各国的经济金融信息提高透明度，至少在本区域内对本组织。第三个功能主要是来源于这样一种思考，即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IMF的药方为什么不能阻止危机。现在很多分析表明，IMF的药方并没有完全考虑到东亚地区的实际情况。很简单，一个指标在不同的环境下会有不同的临界值，如果不管具体环境而盲目套用固定的标准，只会带来灾难；而且IMF还有被人操纵的迹象。所以，新建立的亚洲货币基金需要加强其研究分析功能，为本地区经济金融发展提供合理的尤其是切合本地区实际的咨询建议。最后，作为一个地区的常设金融机构，需要能够为该区域所有成员提供一个讨论和协商的场所。

　　亚洲货币基金相对于简单的货币互换机制来说，层次稍高，而且鉴于其与货币互换机制之间的联系性，把建立亚洲货币基金作为区域货币合作的一种备选方案也是有益的。建立货币互换机制与建立亚洲货币基金都是希望提供一种支持或信心，来维持各成员国货币的稳定；只不过一种是双边承诺，一种是多边组织。通过推行上述两个方案，东亚国家可以试行在区域内实行可浮动的周定汇率制，以此为区域经济贸易发展创造一个稳定的金融环境。

　　3.建立亚洲中央银行及亚元

　　上述两种方案都是在现存的情况下进行货币合作维护货币稳定，如果时机成熟，区域经济贸易融合到一定程度，也可以仿照欧洲中央银行的形式逐渐建立亚洲中央银行。其实，亚洲中央银行并不是完全与上述方案相分离的，而可以在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基础上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改造而成。这也体现了本方案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方案，有更高的货币合作程度。

　　亚洲现在有一个亚洲开发银行，但是现有的亚行组织买行的是基金份额制，投票权、决策权基本上取决于各国所认缴份额的多少，这使它无法摆脱大国的控制。因而需要建立新的亚洲国际金融组织，充当亚洲中央银行的职能。这个组织不要资本金，因为中央银行是无须资本金的。它独立于任何国家，其决策运作机制类似于现有一些国家的高度独立的中央银行，独立自主地制定和执行适合本区域的货币政策，它的首要职能是稳定物价，以此推进亚洲经济增长。

　　建立亚洲中央银行以后就应该由亚洲中央银行发行亚洲通货，暂且就叫“亚元”吧。亚元是亚洲地区各国的通用货币，也是惟一合法的货币。由于现代货币是完全的信用货币，无须货币发行准备，所以根本用不着各国认缴资本金。亚洲中央银行完全根据世界经济增长和商品流通的需要决定货币发行量规模。为了慎重起见，亚元的推进进程可以考虑分为如下两步走：第一步是扩大和改进特别提款权的作用，使之逐步成为各国外汇储备的主要构成部分和国际清算的主要手段。为此，要改变特别提款权分配不均的现象，应根据世界经济发展和贸易投资往来的需要，根据各国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生产中的比重进行分配，或按照各国贸易额占世界贸易的比重进行分配，并逐步放宽对特别提款权（SDRs）运用的各种限制。各国货币与特别提款权维持固定汇率，但可以在一定幅度内波动。对超过波幅的波动国，中央银行就有责任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干预，使汇率回到波动幅度内。这种固定汇率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可以调整的，但调整主动权不能单方向放在波动国，而应由有关方面通过亚洲中央银行等区域组织协商确定。第二步则是逐步向单一的亚洲货币过渡，通过亚洲中央银行发行统一的亚洲货币，取代特别提款权和各主权国货币。实现这一步的关键是在亚洲各国推行货币政策的独立化过程，严格区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界线，限制货币政策向财政直接融资，促进各国相互开放市场，加快亚洲统一市场的形成。

　　亚洲中央银行的首要目标应是保持亚洲物价稳定，在保证这一目标的前提下支持世界经济尤其是本地区经济最大限度的发展。它的基本任务应该是：制定和实施区域性的货币政策；促进区域支付体系的顺利运行；促进各国金融体系的稳定。货币政策的调控工具主要借助公开市场业务、存贷款便利和最低存款准备金要求。公开市场操作应是亚洲中央银行最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其目的是引导市场利率，管理市场流动性以及为货币政策的导向传递信号。为了稳定市场利率、控制市场流动性和货币扩张效应，亚洲中央银行应向金融机构提出最低存款准备金要求，即要求银行把其资金来源的一部分存在中央银行账户上，供亚洲中央银行稳定利率和币值之需。但准备金可以按市场利率计息。

　　而且亚洲中央银行的决策咨询机构可以考虑分为专家咨询委员会和理事会两个层次。专家咨询委员会由世界著名专家、学者及各国政府的首脑组成。理事会成员由专家咨询委员会投票推荐，由理事会投票推选行长及副行长。理事会是货币政策的决策机构，行长是货币政策的执行机构，理事会与专家咨询委员会一起监督行长们执行货币政策的情况。为保障货币政策在各国的有效实施，亚洲中央银行在各国设立分支机构，可以以现有的各国中央银行体制为基础进行适当的合并和改造。相信通过东亚国家的共同努力，“亚元”也许不再是纯粹的梦想。

　　4.宏观政策协调

　　上面的几种可行方案，笔者并没有按照各种货币之间汇率固定程度来说明，而只是从政策协调的角度，主要原因是政策协调最重要也最根本。在前面已经探讨了为什么要进行政策的协调，前面所提到的关于加强货币合作的种种探索，其中不论是什么机制，最终都要靠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来实现。

　　在货币合作的较低层次，例如货币互换机制及其逐步扩大，政策协调还表现得不是太明显，还只是一个辅助性的因素。根据货币互换机制，当一个国家的货币受到攻击时，其他国家要以其自身的外汇储备进行协助，以整体的力量来对抗投机性冲击。在这个过程中，各国宏观政策的协调只是发挥一种辅助性和预备性的作用。

　　在货币合作的较高层次，例如对各国之间的汇率进行相对固定，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将发挥关键性作用。在当今的开放经济时代，汇率这个变量也将对一国经济发挥重要影响。而在区内进行汇率的相对固定，则必然要求其他宏观政策的协调，争取实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在货币合作的最高层次例如“亚元区”，那就不仅仅是宏观政策的协调问题，而是需要各成员国让渡部分政策主权给超国家的区域权力机构，由这些机构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区域汇率政策。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保持各国国内经济的平衡，宏观政策协调更显重要。

　　总之，正是通过各项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才能实现货币合作，也才能由低层次的货币合作向高层次的货币合作不断发展。

　　三、前景展望

　　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金融自由化的宏观背景提出了加强和扩大区域合作的客观要求；在全球区域经济集团化不断蓬勃发展的趋势下，加强和扩大本地区的区域合作才能保持本地区经济的竞争力，与欧美相抗衡；在东亚诸国经济开始复苏、不断走向繁荣的形势下，各国经济的发展客观上需要加强区域合作，以开拓国外市场、升级产业结构，同时利用本区域的整体力量，增加和欧美谈判的筹码，争取尽可能有利的经济贸易环境，而且1997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也使东亚各国更加认识到加强区域合作的重要性，这也就产生了进行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观要求。所以进行东亚地区货币合作、加强区域货币合作是十分必要的，前景是十分乐观的。

　　但货币合作是一个由低层次向高层次不断推进的历史发展过程，它包括各种不同层次的合作，而且货币合作应该处于哪一个层次基本上是由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包括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这一客观因素决定的。已有的研究表明：从静态角度来看，东亚地区具有一定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而且还在不断地加速提高；从动态角度来看，东亚地区整体上经济冲击相关性较弱，只是存在一些“子货币区”。所以说东亚地区的货币合作只能是十分初步的。货币合作的最高层次——货币一体化的实现将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

　　不仅如此，进行东亚地区货币合作、加强区域货币合作还存在一些其他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历史等各个方面的因素。

　　——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10+3”中既有十分发达的国家即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的日本，也有很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如老挝等，还有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即使是东盟10国内部，其差别亦是十分明显，例如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方面，1996年新加坡和文莱分别为26041美元和17377美元，而越南和柬埔寨仅分别为312美元和301美元，相差六七十倍之多o.正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别，各国在经济开放程度和竞争能力方面也存在很大差距，在接受外部援助及其附加条件方面各国政策也不尽相同。这些都会为扩大“10+3”合作与协调带来许多困难，比如在发展自由贸易过程中，尤其是在敏感商品和非贸易壁垒问题上难免存在分歧。

　　——历史上的积怨。主要是指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亚洲各国的野蛮侵略使东亚各国在心理上总是对日本心存戒惧；而日本恰恰又不愿意或者不敢承认自己的侵略历史，为此和东亚国家矛盾重重。日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东亚地区第一大经济实体，本来有实力在“10十3”区域合作中发挥更加主导性的作用，但是历史的积怨使之难以成为现实。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中国威胁论”的传播也使东亚国家包括有些东盟国家对中国有些疑虑。这些都会严重干扰和阻碍“10+3”合作的扩大。

　　——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在“10+ 3”框架里，既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又有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还有社会主义国家（或转轨经济国家）。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使国家之间的隔阂在短时期内难以消除。而且不同政治体制影响经济体制以及决策机制。但是为了扩大合作，必须加强各国之间的政策协调，这也具有一定的困难。

　　——经济结构的趋同性会导致在国际市场上的恶性竞争。在“10+3”区域内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具有相似的经济结构，尤其是在提供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这必然会带来在国际市场上的相互竞争。如果处理得当，当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关键是这样的问题很难协调和处理，而且极容易产生矛盾，这也是一个需要注意的重要问题。

　　根据前面的分析，现阶段组建货币区、实现统一货币这样一种高层次的货币合作是不现实的，而应该循序渐进，从最初步的低层次货币合作开始。目前，对于东亚国家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防范新的危机的发生，因此建立紧急的救援安排和防止以邻为壑的竞争性贬值对东亚国家尤其重要。所以在近几年现实可行而又必要的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展开。（1）建立区域紧急救援机制。当某个东亚国家由于国际收支困难，将会或已经出现货币危机时，其他国家将对该国提供紧急救援，减少该国的流动性困难，以防止危机的发生，或防止危机的发展和扩散。清迈协议在这个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目前，东亚地区拥有上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如果携起手来，则对抗国际投机者的力量会大大增强。而且随着更多的磋商，相互信任度也会不断提高，东亚国家在紧急救援方面的合作可以进一步加强。（2）区域汇率安排，这属于相对较高层次的货币合作。在东亚金融危机以前各国货币主要是盯住美元的，但近年来东亚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区域内贸易所占比重迅速提高，如果仍然让美元在货币篮子中占据绝大部分比重，是难以保持货币稳定的。从短期来看，恢复美元本位制是一种更为实际和有效的政策。但从长期来看，为了推动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在东亚建立一种类似西欧国家所建立过的汇率机制（ERM）是一种比较理想的选择。

　　东亚人口近20亿，约占世界人口的1／3，人力资源非常丰富，市场潜力巨大，各国经济互补性强，东亚国家可从欧盟一体化进程中吸收有益的经验，妥善解决相互间的矛盾、问题和分歧，增强信任和诚意，加快东亚经济合作进程。现阶段应积极着手初步的区域货币合作，比较低层次的货币合作也必将随着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而向更高层次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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