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制度对一国经济增长和稳定具有重要的作用，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世界经济进入到浮动汇率时代，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经济危机相继在全球范围内爆发，汇率机制的选择又成为关注的焦点，汇率制度选择一直是国际金融领域争论的议题，那么是否存在最优汇率制度？

　　一、研究综述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汇率制度的选择集中在固定和浮动汇率制度的优劣上，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据来看，自1990年到1999年，中间汇率制正在消失，所谓中间汇率制是指介于浮动与固定之间的汇率制，选择浮动汇率制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数量呈增长趋势，正如浮动汇率制的支持者们所认为的，当发生外部冲击和货币扰动时，浮动汇率制能隔绝国内外汇储备的被动调整，防止国内货币市场的冲击，能避免通货膨胀的传递。而固定汇率制被认为是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协调发展。

　　与固定和浮动汇率制的争论相关的是，学术界对货币体系重构的设想。货币体系是包含国际收支调节、外汇市场、资本流动和汇率制度选择等内容的一系列惯例、条款、制度和规定等的系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蒙代尔提出的最适度货币区理论，该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将世界划分为若干货币区，区内实行固定汇率制，区外则是一种联合浮动。随着欧元区的诞生，这一设想及其功能已经正在成为现实，尽管最适度货币区理论面临非对称冲击的问题，但重要的是它为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另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所谓三元冲突论，也就是说资本流动、独立的货币政策和汇率稳定这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我们只能选择其中的两个目标，否则将面临极不稳定的因素。现实经济现象也反映出这种三元悖论，但是，从理论上看，三点决定一个平面，三个目标是有可能处在同一个均衡水平下的，所以Frankel（1999）认为为什么不能只选择一半的政策独立和一半的汇率稳定呢？理论上的纷争表明了汇率制度选择的复杂性。

　　关于汇率制度的选择，沈国兵（2002）总结了十二种，应该说是比较全面的。任何一种理论从各自的角度分析都是正确的，但任何一种理论在解释各国汇率制度的具体实践时都存在缺陷，尽管如此，本文认为从理论上仍可把握两点。

　　1.汇率制度的选择充分考虑内外均衡。因为内外均衡的实现需要至少两种以上的互不冲突的政策工具，这样汇率本身便带有极强的政策意图，为一种主动的调节。但这种相对的主动调节并不适用于固定汇率制。虽然浮动汇率在实现一国的内外均衡中具有优势，但并不能完全说明浮动汇率制就没风险。因为汇率是随时波动的，还会发生汇率超调，也即汇率的一种异常现象，因为商品市场的价格水平短期内具有粘性特点，与资本市场的价格调整速度不同，资本市场短期内可迅速地调整，这样，短期内汇率的波动幅度大于长期。从行为经济学来看，噪声交易者的交易行为也会干扰市场的稳定预期，与理性假设相悖，造成市场汇率的剧烈波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金融恐慌便是最好的例证，同时也使得中间汇率制即可调整的钉住、爬行钉住等汇率制不堪一击。实际中，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泰国、韩国等纷纷放弃了可调整的钉住汇率，采取的是浮动汇率制。

　　2.一国的经济结构特征与发展战略。这主要是针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因为发展中国家正处于经济开放结构调整的过渡时期，相应地，在汇率制度选择上更应结合本国的具体情况，也就是经济基础与规模、开放程度、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以及所受到的来自外部的影响，从制度安排的角度，充分考虑汇率制度选择所带来的效率和成本。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在汇率制度选择中，应充分考虑一国未来的发展战略，这是有关汇率制度选择理论中被忽视的重要方面。战略的考虑与一国乃至一个地区的政治稳定有关。它是世界经济相互影响日益深入，一体化趋势发展的需要。例如欧元区的最终建立，包含了德国和法国建立大欧洲的战略思想，同时也是促进本地区经济稳定与经济发展的需要。

　　以亚洲区域为例，汇率制度选择的争论与理论大相径庭，从亚洲金融危机中直观地观察发现，大多数亚洲国家实行的是钉住美元的汇率制。除日本外，主要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汇率与美国的相关系数都大于0.8，危机之后，相关系数略下降。钉住美元是否最优选择？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Mckibbin教授的研究结果发现，并不存在一个最优的汇率制度安排，而且若将作为主要考虑的变量，在需求冲击下，钉住日元是最差的选择。这就否定了以日元为中心的货币合作思想。

　　从理论与实证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在亚洲，如果钉住一揽子货币（如美元、欧元）、自主浮动汇率都是较好的选择。在受到随机风险冲击时，有些国家适当采用自主浮动的汇率制，或采取钉住区内通胀率，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挡冲击。实际上，汇率制度安排依赖于一国内在的经济结构，也许相机决策的汇率政策较稳定，也就是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选择不同的依赖框架和汇率的参照点。

　　二、汇率制度选择与东亚货币合作

　　从理论与实证研究来看，为减少地区汇率的波动或者从战略的角度来看，浮动汇率加稳定的货币政策、钉住主要的货币以及单一货币是亚洲区域的可选择制度。稳定的货币政策可以保证区域内各国的通胀率趋于稳定，在一定程度上减弱汇率的波动。但是仍存在各国开放程度不同，受到冲击不同的问题，加之各国的利率变化不相同，也会影响双边的汇率。那么选择钉住汇率是否可行？从理论研究的结论看，钉住汇率可以降低汇率波动的程度，特别是当各国选择的主要钉住货币相同时。但是仍不可避免地产生某些波动，也可能会造成区域内更大的经济差距。如果将一揽子东亚国家货币作为锚货币，就像欧洲最初将欧洲货币单位作为锚货币那样，欧洲各国的货币围绕对欧元的钉住值2.25％来波动，再假设一揽子东亚货币称为亚元，是东亚各国货币经济总量加权的平均意义上的货币。从理论上，单一地区货币，优于各种形式的钉住，可以避免钉住带来的内生风险，包括汇率波动带来的贸易与直接投资方面的障碍，减少投机性损失，减少交易成本，促进亚洲地区经济的整合，有助于各国产品价格信息的传递，促进经济增长，还可以增加资本流动，使资源在各国间优化组合。那么，单一货币是否可行？

　　1.独辟蹊径。亚元的推行在欧元出现之初曾经展开过广泛的讨论，然而，亚元的推行并不理想。原因是多方面和复杂的。首先，如果创造一个这样的货币篮子，是欧洲式的还是独辟蹊径？正如欧元的最终形成，需要一个过渡性的欧元，需要各国钉住欧元的汇率，这种成本是很高的。每个国家都面临很大的风险，特别是资本账户的开放，吸收大量短期资本的国家。这就需要强有力的制度安排和相互的协调的经济政策来降低风险。这些制度安排和协调政策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各国应首先对各自的汇率波动有一个共同认可的协议；二是当其中某个国家受到攻击时，汇率达到钉住汇率的边界值时，其他国家有义务帮助与支持该国；三是客观环境变化时，存在一个协调机构进行调整。综观亚洲各国，除了东亚地区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较相似外，其他区域很难融合在一起，即使是东亚地区也有深远的政治因素阻碍区域的整合，东亚地区尚缺少这样一种制度的安排和协议，而且，在汇率波动上要达成一致需要跨越中日、中韩、日韩等复杂的国际关系。虽然在亚洲货币合作的四个层次中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欧洲的经验也值得借鉴，但是，东亚地区的货币合作将是不同于欧洲的独特的形式。

　　2.选择行为的理性。从行为经济学的理论来看亚洲区域的汇率制度选择，我们不难发现，东亚地区的货币合作是一条独特的更加富有行为理性的选择。东亚地区主要是以贸易来带动经济的增长，从贸易和投资的角度看，东亚各国的贸易联系是非常密切的，而且商业周期的相关性是较强的，亚洲金融危机、经济增长模式的相同都可以说明这一点。或许正因为如此，亚洲各国在区域合作中，都害怕失去竞争优势，担心合作的成本很高，因而不能像欧盟那样形成制度化的货币合作机制。另一方面，由于亚洲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正处于金融市场改革和开放之初，金融体系不够完善，对区域市场的合作信息反应不足，也导致各国在区域货币合作中进展缓慢。这样看来，亚洲区域货币合作需要一种力量来促成制度的形成，也或者说一种从众行为，即对区域内共同汇率变化的需求与共识（方壮志，2002）。这种力量可以是区域内自发形成的，通过各国货币汇率制度选择的相似性达到。如果是这样，达成共识的过程或许漫长。因为各国各自的汇率选择犹如噪声交易者，但按照Jeanne和Rose的观点，噪声交易者的存在虽然造成汇率的失调，而噪声交易者的进入又分担了汇率变动相关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货币政策来降低汇率变动。因而，这种力量也可以通过区域合作中的关键国家来促成，也就是区域内一种或几种强势货币来力导，即改变现有的汇率选择的依赖框架。目前来看，日元是不可能担负此重任，而其他货币如人民币还不是自由兑换货币，因此，短期中，只能依靠汇率共识的自发力量来推进。

　　3.选择的动态过程。汇率制度的选择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从长期来看，一国汇率水平取决于其货币的购买力平价，各国购买力平价的差异又取决于各国经济增长和政策之间的协调。如果亚洲地区最终走向单一货币，需要一种从众行为，区域内各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和整合能促使各国的需求冲击更加相关，以增强各国货币政策的相关性。

　　长期中，不能完全依靠自发的力量。而那种推动力的作用也将是建立在高度信任程度之上，并使各国意识到合作的机制并不会带来损失，减轻各国害怕经济危机与失去利益的恐惧与压力。

　　从中期来看，影响汇率制度安排的是经济结构，包括利率的市场化程度、金融的开放程度、通货膨胀的协调能力、贸易集中的程度、国内货币供应量大小。此时，区域内各国的汇率制度选择将各不相同，是一个协调的阶段，即内生的自然的协调，正如噪声交易一样。

　　短期中，选择汇率制度的决定因素是资本流动、银行体系、政府声誉、公众心理预期等基本面，自由浮动汇率制，再辅之以稳定通货膨胀的财政政策，是较为可行的。这种自由浮动不完全等同于理论意义上的完全自由浮动汇率制，类似于有管理的浮动，即那种被Wolf称为的基于规则干预或审慎干预的管理浮动之类，或者钉住强势货币的浮动，是可调整的钉住。正如现阶段，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虽然在某种程度上钉住美元，而实际中，2002年底相对于美元升值5.1％，人民币的汇率制度选择既不是钉住也不是完全的浮动，是有某种程度的管理浮动。美元在世界贸易特别是亚洲经济和贸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使得各国愿意钉住美元，尽管只有15％的国家正式宣布钉住美元，实际中官方宣布的名义汇率制与其实际实行的汇率制度是存在差异的。美元实际上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某种领导力量，虽然它一直处于“特里芬”之谜的状态，但是美元的这种力量在目前来看，尚不能为其他货币所取代。如果美国一直推行强势美元政策，如果其巨额贸易逆差得以改善，东亚国家短期中的这种类似于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如将美元作为目标之一），有利于自发力量的产生，以及共同汇率制度的共识形成。而另一方面，如果美元继续贬值，放弃强势政策，东亚的货币合作将面临挑战，因为东亚是美元最大的储备地。这时在区域内，对新的货币的认同愿望将增加，需要各国调整钉住美元的汇率制，迫使各国（包括中国），资本项目自由兑换进度加快，合作的意愿也将加强。

　　三、结论

　　总之，汇率制度的选择取决于各国的具体情况而相机抉择，不仅是最佳货币区因素、政治经济和心理因素，还取决于决策者和公众偏好的改变。那种特定的汇率制度只适合于特定时期特定国家的需要，在长期中都将不断地调整。从这个意义上，汇率制度的选择是一个动态协调的过程，最终可能是以区域化的形式出现，尽管实现的方式各不相同，包括东亚货币合作的独特性，但这正是制度形成的过程。因此，汇率制度的选择包含着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和其他货币的崛起，东亚货币的合作过程正是东亚地区新的经济与政治秩序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