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几年美国、英国、日本等国银行经营业绩看，总体上表现为：英国商业银行数量虽然只有四五十家，但单位资本金和资产额的盈利能力最强，资产规模中等的标准渣打银行2001年被评为全球业绩最佳银行。美国大型私营银行数量多，小银行也到处密布，大小银行在一万家以上，经营和盈利状况较好。《福布斯》杂志按销售收入、净利润、总市值等指标评出的1999年美国百强大企业中，花旗银行、美洲银行分别高居第2位和第4位，真可谓之金融寡头。日本由于其经济发展历史的特殊性，直接融资市场相对来说不很发达，企业资金主要通过银行中介来间接融资，存贷款业务规模庞大，大银行数量也很多。近几年日本商业银行普遍出现严重亏损，金融危机频仍。不单日本的银行如此，泰国、印尼、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的银行也出了严重问题，而20世纪90年代美、英等国金融业的较优业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充分竞争性市场经济模式的生机和活力。

　　我国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在21世纪的国际经济竞争中必须加快改造改制步伐。我国银行要通过所有制改造和业务创新来提高竞争力和效益。但是，由于目前消费需求不足、企业亏损面大，金融机构呆坏账贷款比例较高，旧的不良资产还没有真正找到有效的化解途径；金融机构愿意贷出新增存款，但企业因找不到好项目、好产品，有效贷款需求不足；新放贷款被企业挪作他用的现象还未得到有效遏制，企业贷款偿还能力差，大量欠息仍在挂账；融资和结算风险约束机制与员工利益动力机制明显不对称；中小企业在申请贷款时遇到的抵押难和担保难等问题现在亟须解决。尤其是我国加入WTO后，外资银行深入各省市从事外汇和本币存贷业务已指日可待。在这样的国内经济金融大背景下，对比近年欧美与亚洲国家银行的经营业绩，借鉴美、英、荷等国银行资产负债管理和风险管理经验，对于提高我国银行业经营水平、增强与外资金融机构的业务竞争能力，是有较大现实意义的。

　　一、我国银行不良贷款总量大，虚盈实亏问题掩盖了潜在经营风险

　　1997年泰国、印度、马来西亚、日本、韩国等国爆发金融危机，引起经济严重萧条，其根源在于行政集权经济模式、政银关系混乱以及追求短期暴利的粗放型经营方式，而近几年英、美等国银行经营状况保持良好，原因在于其商业银行独立性强，受行政干预少，资产多元化，坏账贷款比例低，央行对商业银行的监管水平也较高。日本、韩国、泰国、印度等国大企业通过贿赂高层官员和议员，迫使银行提供巨额贷款投资于房地产和证券业。市场过高股份债价因脱离实体经济实际绩效最终狂泻下来，而高档房地产也滞销积压，大量银行贷款成为呆滞账；国际巨量短期游资趁机进入其汇市炒卖以牟取利差，使本币汇率大贬；央行因个人、机构和外国投资者集中兑换而外汇储备严重告罄。居民对本币信心不足，挤提本币存款导致绩劣银行关闭破产。各商业银行头寸不足引起全国性信贷收缩，同时家庭消费和企业投资转而趋向节俭和谨慎，最终使经济大幅衰退，一蹶难振。1997年和1998年日本北海道拓殖银行、山一证券公司、长期信用银行以及日本债券银行等相继破产。近几年日本各大银行有高达上万亿美元的坏账贷款，单是长期信用银行就有三四百亿美元贷款“打水漂”了。韩国有的房地产商贿略总统亲属来向银行索求巨额贷款；大宇、现代等跨国公司还逃避央行监管向外国发行短期公司债六百多亿美元。结果被套在滞销的高级房地产或“垃圾股、垃圾债”上，没有外汇偿还到期外债。直到2000年上半年，泰国的开发商还在到处削价竞销大量积压的高档商品房。美国标准普尔评估公司2001年曾公布，印度尼西亚近几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例达到75%，政府要恢复商业银行支付清偿能力需要七八百亿美元的公共资金注入。

　　由于我国银行是国有国营或者公有公营的，九大国家银行也好，4.4万家农村信用社也好，还是90家城市商业银行和上百家信投公司也好，由于早些年有些党政机关和人员随意逼贷，借款企业或建设项目法人本身信用观念又极其淡薄，更因过去一些基层行长和信贷员盛行“吃拿卡要”，缺乏风险责任意识，各类贷款机构不良贷款比例达到百分之二三十，可疑、损失类贷款存量不下于上万亿元，九大国家银行大约有七八千亿元不良贷款。这些呆账贷款中有一部分是1992年前后各地乱办开发区、乱上房地产项目时累积成的，那时设立的二百多家信投公司接连倒闭，“信托投资”成了“盲托乱投”。吉林化工公司早些年新上马30万吨乙烯项目，一百多亿元投资全部由银行贷款，建成后产品没市场就去冒险炒国际期货，其损失是触目惊心的。最后吉林化工公司被迫重组，巨额贷款成了坏账，银行资产损失惨重。

　　1994～1996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大量收购贷款被粮棉油收储企业挪作他用而严重流失，要靠央行每年不断地增扩再贷款来支撑抵补。陈粮陈棉积压严重，给占央行再贷款近一半粮棉油收购资金封闭式循环，带来了很大压力，收购资金“跑冒漏滴”时有发生，应收贷款本金和利息不能按期足额收回，贷款资产损失风险加大，1600多个县级支行潜在的经营性亏损问题相当严重。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因资金来源和运用渠道特殊，呆坏账准备金提取以及核销数量不多，这几年信贷资产质量恶化，已成为很突出的问题。

　　日本的长期信用银行和债券银行是从事中长期设备投资和设施贷款的专门银行，它就是因呆滞贷款过多、支付清偿能力不足，遭到了倒闭清算的厄运。这些前车之鉴值得我国银行深思。尤其是1997年11月日本北海道拓殖银行的破产，更应让我们在高度重视西部大开发的同时，也不能过分忽视国家银行因全力支持西部大建设而带来的潜在金融风险。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7家住宅金融专业公司曾拆进大量高息短期资金，向开发商和居民盲目投放中长期房贷，形成八九百亿美元的不良贷款，曾在1995年就掀起了巨大金融风波。

　　在私有银行制的发达国家，商业银行并不承担促进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的义务，其业务经营以及机构和员工配置完全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仅仅受央行基准利率的制约和影响：我国直接融资不发达，使公营银行为企业承但的间接融资职责和压力过重，社会可用资金有80%以上都通过银行存贷来集散循环，目前数额高达10万亿元上下，相当于2001年GDP的1.2倍和财政收入的10倍左右。一旦局部的“点、线”发生支付困难，很容易引发系统性和全局性风险。1997～1999年泰国、日本、印度尼西亚等国银行破产危机和经济萧条，就是因金融局部细菌感染引发金融经济有机体全身溃烂，而大炒家索罗斯之辈乘虚而入来推波助澜。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信投公司、海南发展银行、中银信投公司和广东国投公司等许多机构的破产关闭、境内境外债权人利益严重受损的深刻教训，应能警醒国内银行、证券和信托行业，对本身经营前景再不能掉以轻心。1997年上半年，海南省原本有34家城市信用社，由于发放了大量人情贷款、“官定”贷款，很大部分成为呆坏账，资产质量普遍较差，债权债务关系混乱，各城信社备付金比率总处于很低的水平，以致普遍发生严重的支付清偿危机。央行不得不对其大整顿，只留存1家，关闭5家，其余28家并入本来盈利状况较好的海南发展银行，成为其十多家支行。但是，不到一年海南发展银行也被这些资不抵债的信用社给拖垮了。从1997年8月至1998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接连给海南发展银行提供了近四十亿元再贷款，但终因城信社坏账贷款过多，以及存款资金又来自盲目的高息拆借、揽储和集资途径，海发行在央行“断奶（不再追加再贷款）”后，马上就丧失了清偿支付能力，引发了市民突击挤提储蓄的恐慌风潮，流动性愈显不足，最后甚至到了每个储户一天只能取到100元现钞的不可思议的地步。央行不得不在1998年6月底关闭了海南发展银行，同时指定由工商银行来托管其债权债务，保证支付全部境外债务以及境内储户本金和合法利息，对境内的机构债务在全面清算后，按破产程序只能酌情部分偿付，同时四十亿元央行贷款也要流失掉大部分。

　　在现阶段消费不旺、需继续增扩内需的宏观大背景下，我国银行和信用社既要防止不合理惜贷现象，解决中小企业办理贷款抵押难和担保难以及农民贷款难等诸多问题，同时也须认识到一些信用社和基层分支银行潜在的风险隐忧。

　　二、今后我国银行业改革的方向和重点

　　（一）提高资本金比率是我国商业银行稳健经营、提高效益的保障。

　　1999年末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的自有资本充足率分别为5.7%、5.1%、3.0%、2.5%，低于我国《商业银行法》规定的以及《巴塞尔有效监管原则》要求的8%的标准，而且这还是在1998年我国财政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突击补充了商业银行资本金以后的比率。可见，过去我国银行和信用社同许多工商企业一样，都是在做无本生意，没有严格按照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原则来经营银行。长此以往，这对银行这种高风险行业来说，就如玩火一样危险。2001年末美国的美洲、花旗、大通、第一银行、第一联合银行等银行，资本充足率分别达到7.3%、8.3%、7.3%、8.3%、8.0%，基本上符合巴塞尔协议标准；英国汇丰银行、标准渣打银行的比率都是5.9%.日本住友、富士、三和、第一劝业、长期信用等严重亏损银行，其自有资本比率仅分别为3.3%、4.2%、4.3%、3.8%、3.9%，远低于美、英美国绩优大银行的比率。上面提到的海南省那34家城信社，在并人海南发展银行前的当年6月末，平均资本金比率仅为3.2%，不到法定比率的一半。

　　由于银行资产扩张规模和盈利能力要立足于自有资本金基础，因此只有提高资本金比率才能提高银行盈利能力和经营效益。由于我国中央和地方财政都没财力来增补银行资本金，也不能总靠发行特别国债来补足。因此，银行要降低筹款成本，按效率和效益原则来配置机构和员工，减少营业费用开支，提高单位资产盈利水平，增强自我积累能力，进而防范经营风险。

　　（二）设立资产管理公司给银行和企业减负解困，不是提高银行业效能的治本办法。

　　从1999年9月开始，我国借鉴美国、日本、欧洲的做法，设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来剥离公有银行不良资产，希望通过“贷款转成股份”的措施来改进银行资产结构，减轻企业利息负担，降低国有企业负债率，这种应急办法已经产生了明显的副作用。靠债转股来保全贷款并改组企业债务和人事，对于银行和企业经营的积极面，并没有如许多人所想象和所期望的那么有效。近三年多来，债转股举措已经不自觉地加剧了企业“故意赖账和逃废债”心态的滋长蔓延。无论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有操作经验的美国“债转股”，还是东欧国家和日本的“贷转股”，其接管银行本身是私人控股的银行或公司，政府财政只是部分注资，被接管企业一般是私人或家族控股的有限公司或股份公司。欧美国家由于银行资本与工商业资本一直可以相互参股交融，因此一般情况下贷出银行认为有必要，就把不良贷款适当折价后，直接转为自己对债务企业的拥有股份，并不需通过过渡性的重整机构这个环节。如在美国，也只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不良贷款达到上万亿美元以后，才成立过“重整信托公司（RTC）”。日本在1998年6月设立“桥银行”，该机构只需付出不到呆账贷款20%的收购代价，形成自己对企业的股权份额，巨额债权损失则由政府财政适当补贴给银行，以保障广大储蓄存款人利益，我国成立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来购买银行不良资产，主要是为了使银行和企业能卸掉包袱，保证银行会计账面上资产结构暂时好看一些，陈年坏账风险让别人来承担，且注重降低欠款企业负债率，减少利息成本支出，与外国设立贷转股银行的方式以及人选企业审核标准有很大不同。

　　由于我国存在银行不能参股工商业、不开办混业银行业务的法律规定，因此只有由国家银行本身来成立金融资产公司，来作为重整企业财务和人事的过渡性中间机构。债务企业、债权银行及其成立的资产管理公司，在中国同在外国，其所有制和控股结构有一公一私方向的明显不同，简单仿照国外的办法和措施，一哄而起地来化解存量上的不良贷款，总有些欠谨慎。既然国有企业负责人和主管机关本身扭转不了亏损和欠债局面，那也不能就断定那些离开银行转到资产公司工作的人员，就能通过财务人事调整，把债务企业的产供销搞好。这些新人又不是身藏灵丹妙药的管理神仙！其实，欠债企业产品没销路、借款久拖而总还不了，根源不在于企业没有能人，而是由于企业制度处于单一所有权形式及由此出现的过度管制弊端。强调国有独资必然导致企业缺乏健全的“三会”治理机制，很容易出现政商混搅、浪费低效、内部利益动力不足的局面。其实哪个大企业都不缺乏懂管理、懂财务和营销的优秀人才，其参与市场竞争的本事，也不亚于日本索尼的盛田昭夫，不会比微软公司比尔·盖茨差多少，并非一定要外来的金融资产公司人员来挽狂澜于既倒。四家金融资产公司已经从四大国有银行共收购一万多亿元不良资产，并已经对一些呆账贷款进行了债转股。对于那些折价收购不良贷款，本身也是国有国营的金融资产公司来说，如果以后被控股参股的企业总是不见好，还是扭亏无望，债权在银行与公司之间空转一圈，转变来的股权不能被原企业回购或不能在其他产权市场上脱身，那么到头来总还是要国家财政来兜底，尤其是金融资产公司本身也可能同样会面临资不抵债、破产关闭的厄运，说不定几千名员工生活还得靠财政补贴来拨款。

　　解决银行不良贷款居高不下、经营风险较大问题，除了极少数创新能力强、产品有市场前景，纯因资本金缺乏导致利息负担重而影响企业正常发展的特殊大企业，有条件来试办“债转股”以外，大部分陈年老账应主要通过银行自身提高增量贷款资产盈利、通过向社会增资扩股以及增加非贷款资产和中间业务等的收入，来增厚资本金积累和抗风险能力，尤其要靠每年提取一定比例的呆坏账准备金来逐渐冲销，同时，财政可拨专款设立金融风险基金或者国家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来增强储蓄存款人信心，从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用多种途径来逐季逐年地稀释和消化存量不良资产。

　　经贸委部门和债权银行在筛选入围企业时，不应简单按企业拖欠本息规模大小或负债率高低来决定准家应“债转股”、谁家不应“债转股”，而应注重不良贷款真实偿还的可能性大小。一些已经几年扭亏无望的传统加工企业该破产的就应尽早关闭清算，拖得越久越没有希望。财政通过发国债等资来拿出清理整顿费用，将比空转几年后再来补贴亏空，给自身今后带来的压力可能要轻些。银行也不必过分寄希望于通过债转股途径来保全资产，因为资产公司只能以折扣掉较高比例的欠款值后才有能力购买债权。在2000年，黑龙江省鸡西、鹤岗、双鸭山矿务局三个大型煤炭企业有高达上百亿元的不良贷款实行债转股。由于信达资产公司本身缺乏足够资金实力来购买这些银行债权，只能购买三四十亿元，其余由贷款债务转成的六七十亿元股份所有权还是由原贷款行的中国建设银行持有，但由信达公司来代管，行使经营权。这就变味走样了，而且也在实质上违反了或者说打破了银行不能参股工商业的法律规定。

　　负责推行贷转股的经贸委等部门不应把电力、钢材、水泥等企业都统统揽进转股圈子里，有许多欠款大户的亏损是暂时的，一旦今后几年基建和房地产投资扩张到一定程度，用电用钢总需求量就会大增，许多企业是有能力还贷的，银行用不着现在就急急忙忙地都来剥离。过去几年在筛选债转股企业时过于宽松，有意无意地助长了本来就比较严重存在的企业赖账逃债风气。如果绩劣企业都把债转股作为逃避还贷还息的途径，总钻某项新政策的漏洞，而放弃改制调整、降低成本以扭亏脱困的治本办法，那么近年来的债转股热潮，应该要冷却点了。

　　在企业是国有或公有、银行是国有独资以及金融资产公司也是国营的资产所有权制度下，外国的“贷转股”变样为中国称谓的“债转股”，其实施的最终效果肯定不会像原先设想的那样立竿见影。较早倡导“债转股”，也最早负责筹设信达资产公司来剥离建没银行多年呆坏账贷款的周小川认为，通过金融资产公司做债转股和阶段性持股后的转手，有可能建立起通向企业股份制改造和所有权多元化的桥梁，因为阶段性持股后最终会将股权转让给新的私人投资者、机构和外商投资者。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权衡利弊得失的话，那么近年来推行“债转股”这一招不妨试一试。

　　（三）加紧银行改制，发展混合所有权机构以及民间资本银行，以繁荣金融业。

　　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一般是属于多股东的控股公司制企业，中小金融机构大多是私人、家族控股的。我国银行和信用社机构在所有制关系上与外国做法不同，要么是国家独资并由政府派人管理和经营的，要么就是集体单位、地方财政以及其他公家机构共同出资入股，个人参股的商业银行微乎其微，而国内私商独资资涉足存贷款和证券经纪业务是法律所不允许的。如果说国有工商企业迫切需要进行公司制改造，以通过打破股权高度集中化来转机增效，那么现阶段国有银行和信用社也需要进行所有权调整，以形成有多元投资主体、由政府适度控股的公司制或合伙制金融企业。

　　近十多年来，我国非国有的三资工业、股份制工业和股份合作工业增加值，其增长速度总是比国有和集体等公有企业的增速要快，在严峻市场竞争环境下寻找销路的能力也要强些。同样，近年国内股份制银行的经营效益和资产安全性，总体上也比国家银行分支行要好，交行、光大、华夏、民生、招商、深发、广发、浦发、兴业、中信这10家有限公司制或股份公司制的银行机构，虽然总资产仅2万亿元、总员工为9万多，但年人均创净利近10万元。效益一直不错的民生银行，其资本金一部分由私营企业主投资人股；注册资本金为16亿元的地方股份银行——上海银行，也有四五万个人股东。早几年股票就已挂牌上市、股价分别在20元附近涨跌波动的深圳发展银行和浦东发展银行，其部分股权已经由股民私人持有（深发行的公众股流通市值目前达到几百亿元）。另外，鞍山信投、陕西国投等十来家非银行金融机构，其股票早几年就先后上市交易了。金融机构部分股权由个人投资者持有，标志着我国不允许私人从事或参与金融业务的法定成规，实质上在现实经济金融生活中早已打破了。

　　这几年民生、深发、浦发等股份银行的盈利性和安全性都有较好表现。其实，过去我国民族工商业者就已办过民营银行：1897年严信厚在自家银号的基础上，于上海设立国内最早银行——中国通商银行；1908年创办的交通银行，在500万两白银的初始股本中，商股四成、官股六成进行官商合营。1935年在上海就有67家本国私人资本银行，有了这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私人资本商业银行，才使上海能成为20世纪30年代远东地区最大的金融中心。凡是当代发达国家金融体系中有的金融业务种类，在20世纪30年代的我国上海也已基本具备了，如证券柜台交易业务、国债市场业务、私人典当或保险业务、商业承兑汇票业务、票据贴现和再贴现业务、期票和本票结算业务、住房抵押贷款业务以及个人支票、旅行支票业务等。凡是20世纪90年代在伦敦、纽约、东京以及香港等国际金融中心所运用的金融工具，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大多数同类工具也同程度地在使用和操作了。1936年底，我国各地已经有160多家私营资本银行从事货币信贷等业务，对当时民族工商业以及中小企业的发展是做出贡献的。在1936年前后，欧美国家经济由于1929年爆发大危机，一直萧条不振、回升乏力，而在我国，由于当时国内政局相对稳定，加上1935年11月我国废弃银本位制，实行法定纸币流通制，大大增加了银行、企业和居民的货币供给，金融业由此欣欣向荣，城市工商业也渐趋繁荣。1936年我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前列，此后近70年来我国经济总量在世界各国中的排名再也没有1936年那么靠前。

　　今后我国应进一步打破国有或公有成分垄断金融业务的局面，降低政府控股权份额，让私人资本向银行机构参股入股甚至控股，以增强“入世”五年后内资金融机构同美、英、日等外资机构争抢外汇存贷款份额以及五年过渡期后竞办人民币储蓄业务的能力。

　　如果能形成多种所有权成分、大小规模以及中外资等金融机构同时并存和公平竞争的结构分布体系，肯定有利于满足城乡工商企业和居民个人信贷需求以及其他金融业务的需要，也会增加国家银行提高服务质量的压力，充分发挥整个金融系统对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