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保险监管部门对保险费率实行严格的管制，集中表现在对个别险种执行全国统一颁布的条款和费率，对大多数险种的条款和费率则要求必须报经中国保监会批准。在这种管理体制下，出现了诸如统一的保险费率与各地区保额损失率不一致、相对固定的费率与其赖以制订的条件不协调等矛盾，随着中国保险业入世的临近，有些人主张放开保险费率，实行费率市场化。对此，本文认为近期内我国不宜实行保险费率市场化。

　　一、实行费率市场化不利于中资保险公司的生存和发展

　　加入WTO，中资保险公司将直面外资保险公司础础逼人的挑战，竞争会异常激烈，所使用的竞争手段也会多种多样。但无论如何，保险费率都将是进行竞争的重要筹码，国内外的经验表明，在保险商战中，价格往往是最有力的竞争手段，在这方面，相对于中资保险公司来说，外资保险公司具有较强的优势。

　　首先，外资保险公司的大规模经营、高水平管理所带来的成本降低和费用节约，使其能以较低的费率销售保险产品而不至于亏本。外资保险公司规模巨大，表现为拥有的资产总量大，1998年全球最大的50家保险公司（已在中国营业和即将在中国取得营业资格的外资保险公司基本都在这50家之内）中的任何一家的资产总额都高于我国整个保险业所拥有的资产总量；雇用职员人数多，保费收入多，以法国安盛一巴黎联合保险集团为例，该集团在全球五大洲逾50个国家和地区经营保险业务，1996年，职员总数约9万人，总收入649亿美元，其中保费收入558亿美元。大规模经营能使有限的资源得到更合理的配置和使用，在更大地域范围内优化分支机构设置，进行人员的优化组合，开辟新的有效的营销渠道。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水平高，表现为在经营管理上突出稳健发展，注意业务规范和业务管理基础工作，倡导业务管理与业务发展同步进行，追求一种长期的发展战略，并且对成本费用控制严格，财务管理十分科学。大规模经营、高水平管理所带来的成本的降低和经营费用的节约，为降低保险费率奠定了基础。所以，入世后，如果我们实行费率市场化，外资保险公司一定会依仗大规模经营、高效率管理的优势，用低价格手段拓展市场空间，届时，规模狭小、管理水平低下的中资保险公司，只能甘拜下风，甚至在严酷的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出局。

　　其次，外资保险公司的资产已成为其业务的重要保证和强有力的利润增长点。外资保险公司往往以承保微利甚至为负数的目标制订费率，以此吸引客户，扩大销售量，增加市场份额，然后，通过合理运用资金获得较高的回报率来弥补由于低费率造成的赔付亏损，并取得利润。外资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率一般在85％左右，且自由度较大，可投资于股票、债券、房地产甚至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产品。相形之下，中资保险公司无论是在资金运用总量、资金运用范围，还是资金运用水平、资金运用效益上都无法与外资保险公司相提并论。到目前为止，运用范围还局限于存入银行、购买国债、购买金融债券、购买财政定向债券、进入同业拆借市场和基金入市方面，运用率也只在10％一20％，在近乎半数的资产都以现金和银行存款的形式存在、银行存款利率一降再降的情况下，运用效益自然是很不理想。在这种状况下，我们既不能依靠资金运用获得足以弥补承保亏损的收益，更不能依靠资金运用获得企业应赚取的利润。于是，在同台竞争中，外资保险公司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制订费率时，中资保险公司被逼入了尴尬的境地，照此办理则亏损严重，公司无力承受；按兵不动则等于拱手让出市场，公司无法发展。

　　二、近期内不以具备实行费率市场化的条件

　　一般来说，实行保险费率市场化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建立以偿付能力为核心的竞争型监管模式，即主要对偿付能力、财务制度、资产负债的比例进行监管。二是有一套完善的监管法律系统，即有一套规范保险人、中介人行为，规范展业、承保、理赔等各个业务环节，规范财产险、人身险、再保险等各种业务的严密而系统的法律。三是市场操作透明、行业主体运作规范，即市场信息化程度较高，各行为主体的经营活动处于政府和公众的监督之下，且它们着眼于利润最大化的目标选择使其有一套保持公司正常运营的制约机制，所以运作规范。

　　尽管我国保险业最终也要实行以偿付能力为核心的监管模式，但囿于前面已提到和后面将要提到的以及监管模式转换的复杂性和长期性等原因，目前乃至今后一段时间内，还将继续实行市场行为监管与偿付能力监管并重的模式。在这种情况下，显然不能放开费率，因为在新的监管模式建立起来之前，放开费率就意味着放弃了对保险业务的直接监管，就会出现监管“真空”，进而导致监管失效，其后果不堪设想。尽管我国在1995年制定并颁发了《保险法》，随后又陆续制定了《保险管理暂行规定》、《保险代理人管理规定（试行）》、《保险经纪人管理规定（试行）》、《保险公司管理规定》等管理细则，但应该承认，这离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严密的法律法规体系相差甚远。经过几年的实践检验，《保险法》中的一些条文与保险业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已充分暴露出来，须抓紧加以修订；有关外资保险、出口信用保险、保险投资、保险保障以及再保险的一系列管理规定还有待建立。在依法经营、依法监管的局面短期内尚难以形成的情况下，行政性、强制性的保险监管是必不可少的。尽管我们有保险法律法规的制约，但由于市场信息不对称，政府和公众对保险行为主体的监督不够，以及企业自身的短期行为，使市场操作处于“灰箱”状态，经营运作欠规范。突出表现在，各保险公司片面追求业务规模和短期利益，忽视业务质量和长远利益，各级机构的经营目标不一致，短期行为严重，违规经营时有发生。不容否认，处于快速成长阶段的我国保险市场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保险公司以追求保费规模为中心的粗放型经营方式。这方面的典型例子莫过于央行7次降息，保险公司却以高预定利率扩大业务规模。1996年以来，银行7次调息，迫使保险公司降低预定利率，切换条款以降低风险，但在每次切换条款时，保险公司都大量吸收高利率条款业务，以达到扩大规模完成任务的目的。殊不知因此而埋下了极大的隐患，严重地影响保险公司的稳健经营，会导致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严重不足，最终结果可能是部分保险公司被兼并，部分保险公司勉强维持现状并逐步失去市场。为了扩大保费规模占领保险市场，保险公司普遍采用高手续费、高返还、低费率即所谓“两高一低”的手段抢业务，并心甘情愿地做赔钱买卖，保留着一些亏损险种，致使公司经营成本急剧上升，经济效益不断下降。值得欣慰的是，对盲目扩大业务规模、降低费率的危害，保险公司高层领导已有所认识，并提出从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型经营转变，从追求规模向以效益为中心转变的策略。可以预见，不规范运作行为将随着经营策略转化的深入而逐渐减少，尤其是当保险公司从自发的经营者变成自觉的经营者，自觉的把利润最大化作为追求的目标时，会建立规避风险、保证公司收益的机制，会有维持公司形象不受损害的管理方法，会有保持公司永续经营的制约机制，而不会采取任何对自己不负责任的经营手段。目前我们毕竞还站在转化的起点上，保险公司毕竟还缺乏成本观念、可持续发展观念，有效的自我制约机制毕竟还没有建立起来，当然，那些片面追求规模的短期行为、那些盲目降低费率的非理性竞争现象就不会消失，政府也就有必要对主要的费率和条款进行严格的监管。如果稍加注意就会发现，那些实行费率市场化的国家，并非放弃了对保险费率的监管，以美国为例，对有关财产和火灾保险，明确规定了厘定费率的原则、方法和需要申报的详细材料，基本要求是费率不能过高，使保险人获得超额收益，费率也不能过低，影响保险人的偿付能力。保险监管当局会根据保险公司的申报材料重新核定保险费率，一旦发现违反了公正适当的原则，有权责令保险公司予以纠正。

　　基于以上论述，在近期内我国不宜实行保险费率市场化，即不给保险市场价格竞争的广泛采用开绿灯。当然，也不是对所有险种的条款和费率都严格管制，而是要把力量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主要险种的基本保险条款和费率，由保险监管部门制定；二是对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和旅游者人身意外伤害两大类强制保险进行严格监管，由保险监管部门制定颁发强制保险条例，公布实施细则，起草相关条款，厘定保险费率。对保险费率实行严格的监管出现的矛盾，实际上与费率监管并不冲突，也不难解决，其方法是，对保额损失率较为特殊的地区实行浮动费率；在费率赖以制定的条件发生变化时及时调整或重新厘定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