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制度真的是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吗？抛弃固定汇率，实行浮动汇率，就可以万事大吉、避开金融危机吗？其实，金融危机一定是实质经济本身出了问题。

　　最近，汇率又成了国际金融领域争论的热点。起因有三：

　　其一，阿根廷金融危机似乎再一次证明了货币局制度及固定汇率的彻底失败。媒体上的文章颇为煽情，宣布世界“告别固定汇率时代”，认为“因为世界主要货币美元、日元与欧元汇率急剧波动，新生市场一相情愿地维持固定汇率是自讨苦吃”，断言金融危机会越来越少，因为大多数国家都放弃了固定汇率，并呼吁“人民币何时能增加灵活性，成为真正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以上引文见《财经》2002年第2期胡祖六先生的专栏文章）。

　　其二，日元大幅贬值，美国视而不见，亚洲国家呼吁谴责无效，大有跟着轮番贬值之势，国内要求人民币贬值的呼声不断。而香港联系汇率饱受指责，好些学者把香港经济萧条归咎于货币局制度和联系汇率，认为香港不放弃联系汇率经济就无法复苏。

　　其三，人们对欧元寄予厚望，希望欧元能够稳定国际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增加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但欧元正式流通并没有使欧元走强，欧元对美元的汇率已经跌到半年来的新低。美元、欧元、日元之间的三角汇率如何稳定，正成为国际金融体系非常迫切的课题，尤其是美元对欧元的汇率将是影响未来世界经济最重要的价格，而人们目前还没有看到两大经济体有任何协调管理这个价格的实质性努力。

　　汇率的选择是国际金融秩序最基本的问题， 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最困难的抉择，更是经济学家争吵最激烈的话题。

　　从历史经验看，汇率稳定有利于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国际间汇率的高度稳定促成了人类历史上长期的普遍经济增长（19世纪下半世纪和20世纪50－60年代），而汇率的剧烈波动或不稳定则直接伤害经济发展（20世纪20－40年代和70－80年代）。汇率稳定对大国重要，对小国更重要。经济理论可以严格证明：在一个汇率波动的金融环境里，国际收支调整的主要负担落在小国身上，对小国经济的冲击要远远大于对大国的冲击。即使是主要经济大国之间实行浮动汇率（如当前美元、欧元与日元之间的汇率安排），固定汇率对小国仍然有利。

　　而且，经济学数十年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并不支持浮动汇率。佛里德曼是浮动汇率的有力支持者，他在1951年预测实施浮动汇率以后，不仅各国对储备货币的需求会大大减少，而且汇率自由会让中央银行更有效地控制货币供应量，从而使通货膨胀得到控制。事实证明佛里德曼的两个预言都大错特错了。1971年固定汇率崩溃之后，世界总的储备货币增加了2倍以上，而通货膨胀更成为世界各国的公敌，直到90年代才有所缓和，而90年代同样是汇率相对稳定的年代，主要得益于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和美国稳健的货币政策。

　　因此，汇率危机只是经济基本面出现严重危机的结果或表象，不是经济金融危机的内在原因。金本位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崩溃，是参战各国大搞赤字财政的结果；造成30年代大萧条的根本原因是美联储错误的货币紧缩政策和胡佛政府灾难性的贸易保护法案，不是金本位制和固定汇率；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者是美国越战时期过度的财政和货币扩张。固定汇率也无法对亚洲金融危机负责，该负责的是危机各国的“裙带资本主义”和脆弱的银行金融体系，而阿根廷金融危机同样导源于该国政府没有节制的财政挥霍和严重腐败。

　　人们总喜欢把金融危机归罪于汇率制度，实在是高估了汇率的作用。他们忘记了马克思100多年前的真知灼见：金融危机一定是实质经济本身出了问题。20世纪给我们最重要的教训是：如果国家的基本生产力没有提高，财政货币政策没有规矩和纪律，什么样的汇率安排也无济于事。

　　显然，世界并没有告别固定汇率时代。回望过去的一个世纪，追求汇率稳定乃是国际金融的主流趋势。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国际金本位制和固定汇率开始，世界各国为稳定汇率一直在不懈努力。1936年美、英、法签定三国经济协议，第一次确立了稳定主要国家之间汇率的基本原则，为后来布雷顿固定汇率体系埋下伏笔；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协议，奠定二战之后的美元本位制，维持了30年的国际汇率和金融稳定；1971年的华盛顿史密松协定，试图在放弃美元可兑换黄金的条件下，继续维持固定汇率。

　　1971年之后，随着主要经济大国皆实行浮动汇率，国际金融实际上已无秩序可言。但各国在饱受汇率波动之苦以后，谋求汇率的稳定则更成为国际金融改革的焦点，最著名的有大国之间80年代中期的“广场协定”和“卢浮宫协定”，旨在为美元、日元和德国马克（代表欧洲汇率机制）之间规定汇率波动的范围并承诺政府对汇率进行干预。而中小国家纷纷实施某种形式的固定汇率（包括香港的货币局制度）。欧元则代表了稳定汇率努力最重要的成果。

　　目前国际金融的改革方向不是鼓励大家都去搞浮动汇率竟相贬值，而是要设法稳定美元、欧元和日元之间的汇率，并在此基础上稳定世界各国的汇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