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下半年，东南亚、东亚的金融危机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货币贬值狂潮。至1998年初，泰国铢贬值47%，马币贬值41.2%，印尼盾贬值71%，菲律宾比索贬值23%，新币贬值19.3%，韩元贬值48%.

　　在短短的半年里，东南亚各国货币如此大幅度贬值，就其外因看是由于货币体系受到了外部冲击，而内因则是由其自身蕴藏的经济畸型增长使之。泰国的危机是“泡沫经济”的破灭引起；马币贬值主要是由过分依赖从日本进口原材料，追求加工出口的高增长而产生的经常项目赤字所致；印尼和菲律宾则是泰国的泡沫，马币的赤字兼而有之；新加坡的贬值是受迫于货币的区域性联系；韩国则由工业品国内市场开发不够，国际市场销路受阻，产品相对过剩所致；日元贬值是其1990～1992年泡沫崩溃时的余震效应。此间，台币曾主动贬值，目的是为了增加出口收益。

　　然而，通过货币贬值，增加出口收益究竟有何利弊？得失孰轻孰重？本文试图就这一问题展开探讨性分析。

　　一、物价水平是决定汇率的根本因素

　　汇率是货币的“对外价值”，物价是货币的“对内价值”，从根本上讲，汇率是由物价水平决定的。瑞典经济学家卡塞尔首先提出了绝对购买力平价学说。他主张，以各国单位通货的国内购买力为依据，来计算各国间的外汇率。他认为两个国家中的任一国或两国的货币国内购买力的变动，必然引起两国间的外汇率的变动，并由此得出汇率E=P/P[F]（P为国内价格指数，P[F]为国外价格指数）的计算公式。

　　由于价格水平在统计口径上有几种不同的方法，另就同种口径而言，两国之间也有一定差别，因此，一些学者提出以两国价格水平变化的百分比来表示汇率的变化，因而得出相对购买力平价公式即

　　附图{图}国内、外价格水平变化百分比）。通常，价格水平的百分比变化被看成是通货膨胀率，因此相对购买力平价公式可以解释成汇率变化的百分比等于国内外通货膨胀率差。

　　但是，在一国的价格变化中，非贸易品（住房、服务）的价格变化与两国的货币交换活动无关。再者，在发展中国家里，非贸易品的涨价幅度远远高于贸易品的涨幅，因此非贸易品的涨价因素应从通胀率中扣除。另外在考察通胀率和汇率变化的关系时，两国可贸易品生产力提高的速度差对货币的稳定与通胀率起着相反的作用，因而生产力提高速度也应从相对购买力平价中扣除（由于发展中国家使用成熟技术，而发达国家承担着开发新技术的高风险任务，因而在一段时间内，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力提高速度高于发达国家）。

　　如果要分析中美两国间的汇率变化，考虑上述因素后，相对购买力公式表示为：

　　附图{图}也就是说，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可以保持不变。

　　无论是相对购买力平价还是绝对购买力平价，都揭示了物价与汇率之间的因果关系。在货币流通总量不变的条件下，国内生产力水平提高，可贸易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减少，物价水平降低，汇率就提高，货币也就升值。因此，一国货币的升值与贬值，从根本上说主要是由国内生产力效率导致的物价水平决定的。

　　我们说物价变动是汇率变化的基本因素，并不否认引起汇率变动的其它因素：在复杂的国际货币运动中，两国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动，国际收支如资本的流动，资产结构的变化，利率的变动，财政扩张，中央银行的消毒干预，人们的预期，新闻传媒的作用等等都能使汇率发生偏离物价内核的运动。然而，所有这些因素都是即时的，派生的，技术性的。

　　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说明两国间生产技术水平的变化，内含着两国生产力水平对比变化而引起的物价变化。资本流动在国际收支中往往是对由物价决定的以商品贸易为主的经常性项目盈亏的一种补充；资产结构则是经常项目盈余积累的结果；利率是刺激增长和抑制通货膨胀的有效工具；消毒干预是货币当局通过货币的供应量来改变两类货币金融资产的比率，从而使汇率变化回归到物价变化上来的一种手段；至于人们的预期和新闻传媒的作用，再也没有什么比物价上涨，通货膨胀更为人们及新闻媒介关注的了。所以，从长远看，上述能使汇率变化的因素与物价变动比较起来总是处于从属的地位。

　　二、货币贬值与出口增长的潜力分析

　　然而，不管本国物价水平如何，只要汇率下降，人为地使货币贬值，就可以用同样多的外币买到更多的本国商品。由于低价是商品竞争的主要手段之一，因而，传统贸易理论认为货币贬值有利于扩大出口。一些外贸企业从自身利益出发，以此理论为依据，也要求国家采取货币贬值的政策来增加商品出口。在此我们暂不提发展中国家货币贬值政策的得与失，首先对货币贬值与贸易收支的增长潜力作一理论分析。

　　由于汇率下调，主动贬值的目的是通过降低出口品物价来求得出口量的增长，这是一种价格对需求量的变化运动。因此，理论分析应从弹性系数Ed入手。这里又分为低弹性和高弹性两种情况。

　　1.低弹性

　　按推论，在本币贬值后，由于出口商品价格下降，出口产品的需求量将增加。相应地，进口价格上升，进口量应当减少，从而使贸易收支得到改善。然而，在出口需求对价格低弹性时，买主对出口商品较低的价格作出的反应相对较小，在短期内不会增加购买量。这时，由于汇率降低，出口量不变，反而使出口商品总值降低。反之，在进口商品缺乏弹性的情况下，由于合同的制约以及寻找能较好地替代价格较高的进口商品的产品需要时间，这样，进口总额不是下降反而上升。于是在期初，货币贬值使得贸易收支状况没有改善，反而恶化了。这种情况得持续一段时间后，弹性会慢慢增加，贸易收支随之得到改善，贸易收支的这种先下降后增长的一般型态与字母J相似。

　　但是J曲线的后期上升不是由提高生产率，而是人为的贬值作用引起的。这样，由于需求拉动作用和人们的心理预期，汇率下降将反作用于物价，引起通货膨胀。由于通货膨胀，工资，原料的上升，使前期货币贬值刺激出口的正效应降为零。

　　2.高弹性

　　当需求对物价高弹性时，若Ed趋近于1，则出口量的增长和价格的下跌相互抵消，出口总值没有变化。

　　若Ed>1，按推论，则货币贬值能有效地增加出口总值。但是人为降低汇率使货币贬值不是没有限量的。在相对购买力平价公式中，

　　附图{图}此即为国内发生不可接受的通货膨胀。再如国内价格不变，设外贸利润为10%，此时若人为使汇率下降10%以上，这就是低于成本销售，要受到《反倾销法》的制裁。

　　由此看来，在高弹性下，尽管货币贬值能增加出口总值，但因货币贬值的幅度有各种限制，使得这一技术措施增加的出口总值也有一定限度。

　　例如，根据统计测算，我国1980～1989年的进口需求弹性为-0.3007，出口需求弹性为-0.7241，这就是说人民币无论贬值与升值其对贸易收支的改善作用不太明显。如按1996年我国出口产品需求的短期价格弹性Ed=-1.0331计算。若人民币汇率贬1%，则出口数量增长1.0331%，若汇率下降4个点，则货币贬值使出口总值的净增长只有0.132%.

　　此外，一些经济学家对货币贬值与贸易收支的关系作了大量实证研究，但没有得到统一的结论。

　　1974年阿瑟·拉弗调查研究了60年代15个贬值国贸易收支的时间变化型态。总的看来，在贬值后贸易收支是改善的，但然后又恶化了。15个国家中有4国提供了J曲线的事实。

　　马克·麦尔斯分析了14个国家中16次贬值的情况，基本上没有发现贬值能改善贸易收支的事实（据报道，1998年一季度越南盾贬值后，出口量有所增长，但效益没有增加）。他找到的只是一些贬值能改善国际收支的事实，这意味着，贬值后，资本项目会有盈余增加。这一点也不难理解，因为投资者预期贬值时，提前将资本抽逃，一旦贬值发生，则抽逃的资本重新返回，从而创造了较高的资本项目盈余。

　　考察我国改革以来汇率与贸易收支的情况，货币贬值对贸易收支的改善却是明显的。但这种改善持续时间不长，很快又会出现新的变化。汇率下跌、出口增长服从出口恶化——货币贬值——出口改善——出口恶化——再贬值——再改善——再恶化这样一条循环路径，由于这条路径类似于通货膨胀中的物价与工资竞相增长的“跳背”游戏，所以，我把人为贬值造成的出口增长叫做“刚性增长”。“跳背”游戏的发展结果是对工资和物价的双重管制。由贬值造成的出口刚性增长其结果也必然受到世界经贸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协调干预。

　　三、两种政策、两种结局

　　1997年，我国的外贸从总量上看，进出口总额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超过了30%.从结构上看，我国出口产品的2/3来源于服装、鞋帽等杂项制品。出口地区分布为欧美、东南亚、日本。在东南亚，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本国货币的大幅度贬值，抑制了消费，减少了从我国的进口；在欧美市场，由于东南亚货币贬值，这些国家与我国出口同类产品的价格几乎便宜了一半，也对我国出口总额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今年一季度，广东省的出口总量比同期减少了二成半。在这种压力下，尽管我国政府宣布人民币不贬值，但在我国南方，人们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和呼声至今仍然很高。

　　因此，稳定汇率和调整汇率就成了政府的两种政策选择。

　　如果选择汇率下调、货币贬值的政策，则对于缓解目前的出口压力、增加简单的竞争能力会有一些作用。但是，只要人民币贬值达不到40%的程度，我们仍然不能与东南亚破坏性的廉价商品竞争。若是为了增加出口而使人民币贬值达到和东南亚相近的程度，那么出口的刚性增长换来的则是“整整十年的倒退”，这便是哪一国人民都不愿意看到的结局。

　　实际上，东南亚各国一直采用的是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只是在国内经济出现问题后，不是不从汇率防线上大溃退，发生了大幅贬值的货币灾难。

　　勿用讳言，同东亚、东南亚国家一样，我国也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内部隐患。例如，由于我国过去企业制度僵化，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竞争的加剧，国有企业不能适应市场的变化，亏损不断增加，1996年国有企业出现净亏378亿，企业还款十分困难，但是这一年银行23071.3亿方向性贷款中，有70%～80%贷给了这些效益较差的企业。贷放出去的资金收不回来，就会像韩国一样出现金融风险。再如，我国银行企业的行为不规范，国家对金融机构的监控手段又不完善，致使一些银行资金脱离产业资本自己去“创造”利润，参与房地产和股市炒作，像泰国金融业一样去吹经济气泡，这类违规现象还相当普遍。

　　对于这些隐患，我们如果不是吸取教训，从根本上化解风险，而只是肤浅地从降低汇率上去寻求出路，这将不仅使我国的金融环境恶化，加重1160亿美元的还债负担，使治理整理出现低通胀下的高增长成果功亏一篑，更重要的是将进一步加剧东南亚、东亚的货币震荡，引发各国货币之间的竞争性贬值，从而使整个国际经济体系陷于崩溃的境地。

　　若是采取稳定汇率的政策，我国现阶段的出口贸易可能会受挫，甚至会使一些传统出口商品市场丢失。

　　然而，这又正是我国出口产品实现从粗放型增长到集约型增长的一次绝好机会。

　　例如，日本在战后由于受战胜国制定的国际货币体制约束，即使出现贸易收支赤字，也不许通过汇率下调来改善解决。严格的控制，反而使得日本从一开始就非常注重提高出口产业的生产率，以降低成本、改善质量、艰苦竞争，求得贸易发展。特别是80年代中期，汇率从此前的360日元／美元一下升到120日元／美元，日元整整升值了两倍。在这种情况下，以出口外向型经济为主导的日本为了谋求生存，彻底改变了出口战略的内容。

　　其一，他们将日元大幅升值后难以为继的技术含量低的产品要么停止生产，要么转移到工资水平较低的东南亚各国。日本国内集中生产零部件，然后出口零部件到低工资国家组装产品，以降低生产成本。

　　其二，日本国内的主要精力则放在高精尖、高附加值产品的研究开发上。日本主要制造企业在这一阶段投入到新产品研究开发中的费用占设备总投资额的比重由80年代初期的7.9%上升到了23.3%（我国四川长虹电器在1996年的这一比例为5.8%）。

　　其三，日元升值有利于进口，但日本与近年来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做法不同，不是进口高档轿车、高级消费品，而是大量进口先进设备，对半导体、新材料进行技术革新。

　　其四，在升值的压力下，日本为了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工资成本，缩短劳动时间，大力推行了机器人的操作，同时在节约资源，利用能源方面加大投资，从而使日本的产业化水平整整提高了一个等级。

　　由此可见，尽管货币升值给日本出口贸易带来了巨大压力，但正是在这一压力下，日本反而发展成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对照日本，我国目前货币升值的压力可以忽略不计。而我们在加强宏观管理，挖掘内部潜力，增强出口实力上却比当时的日本开拓空间更大。

　　首先，我国出口产品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就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而言，大多数企业技术陈旧，产品老化，效率低下，若再不进行技术和设备投资，迟早会被日趋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淘汰出局。因此，利用目前汇率稳定的良好条件，进行设备和产品的更新换代是赶超发达国家、提高我国劳动生产率及产业水平的大好时机。劳动生产率和技术等级的提高是增强出口实力的最根本的途径。

　　其次，我国外贸企业的改革相对滞后于先进部门，因而，这些企业在制度创新、改善经营、降低流通成本、堵塞漏洞、开拓市场方面，还有相当大的余地和潜力可挖。

　　再者，人民币已实现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因而国际上对我国以货币为手段的宏观调节政策水平要求更高了。任何人为地使汇率脱离物价实际的做法都将受到严格控制。所以，对于东南亚货币贬值对我国出口造成的损失，我们完全可以采用货币调控，消毒干预或财政税收等一套组合政策进行弥补，从而使我国出口贸易由过去单纯重视量的扩张，真正转到追求结构优化下的良性增长中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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