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均衡的国际货币体系与发展中国家的改革要求

2006-11-23 11:06　来源：叶春明郑海青孙薇

　　一、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均衡性的表现

　　（一）汇率制度的不均衡

　　牙买加体系确立后，浮动汇率制代替了固定汇率制，各国汇率制度安排出现明显的变化，实行管理浮动及独立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日益增加，实行钉住制国家减少，尤其是钉住美元的国家数目更是下降了半数左右。但是，这只是汇率自由安排的表面现象。真正实行独立浮动汇率的只是少数主要发达国家，其他大多数发达国家实行管理浮动制。这些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发展优势，使汇率制度与经济发展内在要求得到有利吻合。相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的滞后性与依赖性使其只能采取相对稳定的汇率制度，即实行带有固定性质的钉住汇率制度。保持相对稳定并很少调整的汇率水平，意味着汇率制度的低弹性，往往加大了国内外经济的失衡现象，尤其在经济金融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更显现出钉住汇率的不堪一击，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首先，钉住汇率制增加了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难度。政府在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和汇率稳定与实现国内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的目标之间存在着“米德冲突”。由于钉住汇率制实际上就是维持相对固定的汇率水平，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不可避免地更多考虑国际收支环节，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内部均衡以换取外部均衡，甚至采用与本国经济发展要求背道而驰的政策，尤其是在运用利率、汇率、货币供给等货币政策调节方式时，汇率成了政策的目标。货币供求丧失了自主性，利率又往往由于资本市场不完善而缺乏弹性和流动性效应，使发展中国家丧失了通过货币政策调节本国经济的有效手段，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被钉住国的货币政策，而依赖的结果往往是牺牲了发展中国家的内部经济发展。其次，钉住汇率制度并不能有效降低名义汇率的波动，反而增加真正汇率的波动。如前所述，只有少数主要发达国家货币，如美元、法郎、日元等汇率是自由浮动的，而实行钉住汇率制的货币实际上与其他（非钉住）国家的货币也是自由浮动的，但其加权平均有效汇率完全取决于主要发达国家货币之间汇率的非均衡干扰。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实行钉住制的许多国家货币汇率均发生了大幅度波动，加剧了金融危机爆发的速度、深度和广度。最后，钉住汇率制加大了受国际游资冲击的可能性。钉住汇率制的相对固定的特性使汇率的浮动趋势被人为抑制，累积的抑制效应为国际游资的冲击提供了实质经济基础。加上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缺乏制度保护的“暂时性钉住”（temporary peg）而非货币局制度下的永久性钉住（permanent peg），本身就为游资冲击留下了足够的想象空间。东南亚货币危机的事实表明，发展中国家的自身实力与应变能力在面对巨额游资冲击时，通常是捉襟见肘，措手不及。当前国际资金流动具有的“羊群效应”（bandwagon effect）和“传染效应”（contagious effect），进一步加剧了汇率的变动，迫使一国转而实行更有弹性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并由此付出巨大的代价。

　　（二）国际收支调节机制的不均衡

　　国际收支逆差调节的不对称性是现行的牙买加体系继承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原则，一国的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后，要依靠逆差国来自我调节，制度上无任何约束和设计来促使或帮助逆差国恢复国际收支平衡。国际贸易逆差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而且逆差呈上升趋势。国际收支调节的不对称性使逆差调节主要由发展中国家自行调节，而储备不足的发展中国家在经常项目出现长期逆差时，仍通过引进短期资本来平衡逆差，而不愿通过汇率调整或国内的紧缩来进行调节。大多数国家这样做时，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即美国是储备货币发行国，它可以长期吸引短期资金的流入来弥补经常项目逆差，其他国家则做不到这一点。当外债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偿债压力会使原来被缓解的平衡国际收支压力和货币贬值突然爆发，从而引起突发性的金融危机，并付出重大代价。国际收支逆差调节的不对称性扭曲了使资源优化配置的利率、汇率等重要价格信息，使资金在全球的流动出现扭曲，这是历次债务危机和金融动荡发生的根本原因之一。

　　（三）多种货币储备体系的不稳定性

　　现行国际储备体系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储备货币的多元化，由此构成的多种货币储备体系，包括美、德、日、英、法等国货币，美元仍为主要的储备货币。储备体系的多元化，从表面上看，似乎克服了特里芬难题的矛盾，但实际上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反而引发了外汇市场更大的不稳定和金融市场的动荡，这一特性是由多种货币储备体系的结构缺陷和数量缺陷所决定的。

　　多元化货币储备意味着各国货币当局可以根据本国的汇率制度、贸易和投资方式、风险收益的变化等因素来选择储备币种，而这些因素的不断变化，迫使货币当局在不断抛售某种储备货币的同时又补进另一种储备货币，以使其外汇的币种始终处于最优状态。而这种储备货币间的转换行为又会引起甚至加剧了储备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同时，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巨额游资为寻找较高的利率和外汇投机收益也在储备货币之间频繁流动，对汇率的波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再有一些敢于承受风险的中央银行也会以跟风的方式加入外汇市场的投机行列，从而加大了汇率的不稳定性。

　　多种货币储备体系的数量缺陷体现在储备货币供应的数量失控上。由于目前国际间使用的储备货币是一种国家货币（national currency），带有国别标记。因而一个国家货币同时充当世界货币的矛盾即特里芬两难依然存在。各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货币管理当局均是依据国内经济需要和货币流通的状况来制定货币政策。于是，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储备货币发行国就源源不断地输出本国货币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国际储备需求。由于发行货币与一国的黄金储备脱钩，储备供应的约束几乎已不复存在。结果，其他国家的居民持有的储备货币的数量最终会大大超过储备货币发行国所拥有的实际资产的数量。这就意味着如果各国同时以这些货币储备从储备发行国购买商品和劳务的话，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货币的购买力不能实现。

　　各储备货币发行国根据国内经济状况制定货币政策，多元化货币储备体系引发的汇率不稳定对其影响不大，况且还有“铸币税”的收益。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却只能被动地接受和拥有其他国家的货币作为储备，深受汇率波动的影响。另外，储备多元化还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一个新的矛盾，那就是实行与某种储备货币挂钩或钉住某种货币的国家，既要受储备货币国家政策的影响，同时还受多个国家之间货币政策交叉的影响。因此，储备货币之间汇率的变动，利率的升降，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大大增强了。

　　（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职能的不均衡

　　IMF自成立以来，在加强国家国际货币合作，稳定汇率以及促进国际收支调整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随着世界经济与国际货币和金融形势的发展，IMF的某些职能已越发显示出其不均衡性。

　　1.美国在IMF领导权中占主导地位。IMF的决策没有美国的同意是无法通过的。美国作为IMF的主要股东希望通过IMF的援助政策，把受援国经济纳入美国金融市场的战略轨道，以实现全球经济美元化的战略目标。

　　2.贷款的限制条件。IMF不顾各成员国的情况差异，凡是要求紧急援助的国家或地区必须接受它的调整计划，其内容主要是宏观经济紧缩计划，和结构调整计划等。实际上援助的目的是让受援国维持清偿能力，不使它破产，以使债权国能收回债权，至于受援国的经济发展要求，往往被放在次要的位置。所以不顾条件地实施紧缩政策，往往加剧了经济衰退，增加失业，导致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而所谓的结构调整更大程度上是满足西方国家为加强对危机国商品货币和投资市场渗透和控制的需要。

　　3.政策监督的局限性。IMF肩负着成员国政策协调的责任，为稳定国际汇率体系，促进国际贸易，进而为促进世界经济持续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IMF传统的监督机制对稳定国际货币体系和世界经济已显得力不从心：首先，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协调基本上在十国集团内部进行，因此IMF对其政策监督作用十分有限；其次，IMF产生的背景是为应付经济危机，但其缺乏预警能力，甚至产生误导。

　　二、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建议

　　（一）汇率制度的改革

　　在以浮动汇率制为主流的现行汇率制度下，钉住汇率制度实际上是发展中国家迫不得已的选择，越来越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使得钉住汇率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风险越来越大，收益越来越小，而发展中国家又没有实力来避免由于实行浮动汇率制带来更大规模的汇率波动，由此陷入了汇率制度选择的困境。发展中国家要想从根本上摆脱这种困境，必须采取以下措施：

　　1.加强“南南合作”，增强24国集团的作用。发展中国家要加强合作，特别是进一步加强货币合作，要加强对话，共同行动，在重大问题上缩小分歧，尽量取得共识。24国集团在20多年来代表发展中国家就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出过计划和方案，但还不是一个组织严密、高度协调的货币合作组织。因此要进一步建立其组织机构，加强成员国相互协调，并扩大24国参与国，尽量增加发展中国家的筹码以便寻找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汇率制度改革。

　　2.发展本国经济、增强自身实力。从根本上讲，发展中国家想增加在汇率制度改革方向的发言权，必须从发展本国经济和增强本国实力做起。如果发展中国家自身经济实力得到增强，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则联合起来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汇率改革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就会大大加强。

　　3.发展中国家应根据国际经济环境变化与本国经济需要妥善选择汇率制度。虽然现在的主流是浮动汇率制，浮动汇率存在着较多的优势，但多年的实践证明，相对稳定的浮动汇率制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需要，而且对全球经济贸易的发展也是有利的。但并不是说每一个国家都必须实现浮动汇率制，不同的汇率制度各有优势，不能说哪一种制度适合每一个国家，所以发展中国家应根据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和本国的金融市场、本国政府的调控能力等条件来选择相应汇率制度，以改善在汇率制度的不利地位。

　　（二）国际收支调节方面的改革

　　已经出现大量国际收支逆差的国家，要改变以往以引进短期资本来调节逆差的方式。从根本上来说，应改革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政策和改变国际货币体系中有关国际收支逆差调节的非对称性。

　　1.限制短期资本流入，减少债务风险。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国际收支逆差较大，往往通过引进短期资本来调节逆差。但短期资本流动具有很强的投机性，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和短期资本的过量流入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发展中国家应对短期资本流入采取有效的监督和限制措施，以减少债务风险，保持金融的安全和稳定。

　　2.继续发挥和改善IMF调节国际收支的作用。IMF自成立以来，一直把调节国际收支不平衡作为稳定国际货币体系重要一环，为此设立了多种贷款来满足会员国平衡其国际收支的要求。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IMF所提供的贷款无法满足发展中国家调节国际收支逆差的需要。因此，IMF应增加对发达国家的筹资，以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相应贷款。

　　3.应改变收支逆差调节的不对称性。经济全球化的大潮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当前的实际情况看，发展中国家股市、汇市的动荡，直接影响或诱发了发达国家的股市、汇市的动荡，发展中国家受金融冲击同时也使发达国家流出的总资本的安全性和盈利性受到了影响。甚至诱发债权、债务双危机，如印尼债务危机引发日本债权危机。所以，发达国家应认识到顾差逆差双方都应该担负起调节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责任，使调节责任分散化，促进全球金融秩序的稳定。

　　（三）多种储备货币体制的改革

　　多种储备货币体系由于其储各货币由各国的国家货币构成，储备货币的供应由不同国家的货币当局控制。各国通常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来调控货币供应量与国际储备的需求量之间往往存在着难以协调的矛盾。所以，这种分散的储备供应货币机制使各国相互协调不可能形成，那么，能否建立一种单一的储备货币体系来避免多元化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带来的不稳定呢？

　　许多有远见卓识的国际经济学家早就断言：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最终结果必然是以某种形式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单一货币取代多种货币储备体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由国家货币作为储备资产的种种局限。现有的由各国共同创立的特别提款权（SDR）已在许多方面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高效率。以SDR作为储备资产不仅可以杜绝多种货币储备体系带来的种种弊端，更重要的是能使国际货币兑换过程大为简化，而且其币值相对稳定，可以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提供较有利的环境。以SDR为主要储备资产已取得了国际社会的共识，已越来越广泛运用于IMF会员国之间的交易和业务。由于放宽了会员国使用SDR的范围和逐步开放私人SDR计值的交易，进一步扩大了SDR的职能作用，现在西欧和日本的一些商业银行已开始使用SDR来办理存放款和发行债券。一些国家还以SDR作为本币的汇率挂钩对象。SDR已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特殊的“世界货币”的作用。

　　要使SDR体系取代多种货币储备体系，当务之急是扩大SDR的使用范围，使之成为可以直接用于对外支付的交易媒介。首先，对于某些SDR限制使用和交易的法规应予废除，鼓励社会各方特别是私人部门扩大使用SDR.其次，必须增强SDR的流动性，为此，应该允许官方部门持有和使用SDR，可以建立SDR的远期市场，以促进其流动性。一旦SDR能在经济交易中自由广泛使用，它就能逐步过渡为法定货币，其定值方法也可以从篮子货币的联系中摆脱出来，并由市场来决定其价值。IMF还可以由此逐步具有世界中央银行的职能。最后，通过强制性的资产结算规定，要求储备国货币国家以SDR换回本币，这就需要增加SDR的数量，以抑制国际储备货币的数量增长，使其减少甚至退出储备货币的职能。

　　（四）改革IMF的职能和作用

　　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载体，IMF应发挥其更重要的作用，但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均衡决定了IMF职能的不平衡，因此需要对IMF进行广泛的改革，IMF改革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IMF体制的改革。要改革不合理的份额制，IMF根据宪章规定，一国份额主要是由该国的经济规模决定的，份额制使美国作为IMF的主要股东而操纵IMF，所以IMF需要对份额制进行修订，更多地考虑一国国际收支状态来调整份额。但正是由于已形成的美国占绝对地位和经济规模决定份额的现状，发展中国家必须要发展本国的经济实力，才能提高份额比例，才能加强发展中国家在IMF的地位，这恐怕还须一个很长的过程。

　　2.贷款限制条件方面的改革。IMF应认真吸取近期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教训，充分考虑各国的特殊性情况确定他们应采纳的调整政策，在实施援助计划时，应改变短期内恢复受援国偿付能力并将它作为唯一目标的作法，而应将危机国中期内走出经济衰退的需要列入计划予以考虑，并把重点放在危机防范而不是补救上，从而使计划更宜于被受援国接受并能经受较长时间的考验，减少IMF与受援国不融洽状态。在这方面，IMF已经采取的一个改革方案便是1999年4月26日公布的新的备用信用限额法（CCL方案）。IMF允许成员国确定一个可以从IMF贷款的最高限额（通常为其份额的300%～500%），即在受到其他国家的经济萎缩的传播或国内经济萧条等未预期到的突发性冲击下出现国际收支困难时，可以向IMF贷款的最大限额。CCL方案为各国采取强有力的经济政策，IMF采取所规定各项国际标准，特别是加强处理能够引发金融危机的潜在的不稳定因素提供了激励机制，它使IMF能够从预防危机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危机发生的事后补救角度出发提供援助方案。

　　3.加强信息透明度，建立全球资本流动的监测和预警机制。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金融危机无一不与信息不充分和扭曲有若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成员国国际收支不断恶化，外债不断增加，外汇储备名不副实，国内经济增长出现泡沫时，IMF有义务对成员国及公众提出忠告，对共国内经济政策提供建设性的建议，并在其相应的出版物上反映这些信息，以便有关当事方警觉，作出正确的风险判断，这就要求各国公布更多的数据资料，并在更短的时间内公布最新的数据结果。还要公布借款方的数据资料和工业国的贷款机构的有关数据。

　　4.加强IMF的合作协调作用。IMF在加强与成员国交流的同时，还应加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协调，比如在金融危机发生时，IMF应成为债务国和债权国之间诚实的中间人和有力的协调者，为两大对立集团十国集团和二十四国集团之间提供磋商协调的机会等等。

　　IMF应加强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合作，比如与世界银行的合作。世界银行的项目援助是为成员国经济增长目的服务的，它的专家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相结合才能促进经济增长可能比IMF专家通常只从货币这个角度考虑更有经验。IMF可通过与世界银行合作获得更有经验的分析和预测能力，以取长补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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