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品是对银行正常经营和业务发展具有特殊用途的经济资源。这种资源在金融外部性问题作用下被赋予特别重要的意义。由于我国国有银行特有的公有金融产权形式，这种经济资源的重要性异化为对资本品的过度需求，并呈现以资本品重复、分散与低效为特征的超常增长，给银行可持续发展带来一系列不良影响。

　　一、外部性问题对银行资本品的特殊需求

　　外部性是指某个经济主体的行为不通过价格体系而对其他经济主体产生直接影响。也就是说，当一种经济活动的成本或收益自动地“外溢”到未参加这种经济活动的其他人或企业身上时，就会产生外部影响。外部性以多种形式出现，有些是积极的（收益外溢），称为正外部性；有些是消极的（成本外溢），称为负外部性。前者是指某个经济人的行为给其他经济人带来了福利，但其他经济人不必向带来福利的那个人支付任何费用，可无偿地享受福利；后者是指某个经济人的行为给其他经济人带来了损害，但却不必为这种损害承担任何责任，可不进行赔偿。外部性问题在金融领域突出反映为银行业的脆弱性。金融行为与一般企业商业行为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它所具有的“公共产品”特性。一家不健康银行的挤兑（负外部性），会迅速传染给健康银行，这种传染的危害程度取决于健康银行的抵御能力，能力相对弱者有可能被逐出市场。

　　由于资本品作为银行营销组合的一部分，构成银行持续经营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其需要首先取决于银行的市场定位，即银行的形象通过新颖、别致的建筑物（资本品）独特地表现出来，容易更广泛地为社会公众所识别和接受，是无声的、永久的广告。随着人们对金融外部性问题关注程度的进一步加深，认识到银行业是信心行业，资本品仅仅作为识别标志远远不够，还应成为竞争手段和支撑公众信心的强力标志。资本品作为可以物理识别、接触和比较的有形产品，是银行实力的最直接体现和公众最易接受的有形信号。因此，资本品具有显露实力和塑造形象的特殊需求，已深深融入银行的经营理念之中，并通过资本品规模扩张或提高其科技含量等形式表达出来。我们常见到一地的标志性建筑，往往是银行的营业办公场所。这在一定意义上昭示着银行实力雄厚，信誉良好。此外，银行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争先恐后地采用先进技术手段，如大量运用电子、通讯与网络技术等，并把它作为金融竞争创新的主要工具，银行业成为电子技术与信息革命的最先受益者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这些资本品的投入为银行营造经营优势地位，广纳客户并攫取市场份额，最大限度消除负外部性影响奠定了基础。

　　二、国有银行资本品投入内生机制及制度上的缺陷

　　国有银行因有国家信誉的强力支撑，尽管存在资本品扩张，但与成熟市场经济背景下的西方银行不同，较少受到金融外部性作用的影响，其资本品投入的内生机制在于国有银行特有的公有金融产权制度存在缺陷。虽然国有银行自80年代初即已从单一的国有银行制度分解为多家专业银行，但经“分家”处理后形成的每一块金融产权并不具有排他性，任何一家专业银行都是公有金融产权的代表。这种产权的同质性必然形成以下博弈格局：相互争夺那一块没有产权边界的公有金融产权。谁都想多切一块，以增加利益追求的筹码。既然是公有的，谁都有份，那么，谁的博弈技巧更高明，谁就可以多得一份，因此引起另一方的攀比。由于博弈的“兄弟竞争”，最终导致国有银行资本品需求的过度投入和刚性增长。有关数据表明，1991年至2000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品投入（主要指固定资产购建，包括各类大型建筑标志，现代化支付系统，电子电器设备及软件，交通工具等的购置与建造）呈集团化膨胀之势，其中境内资本品存量十年间，由296.63亿元增至2976.65亿元（已剔除报废），增长10余倍，年均增长10.03%，远远超过净收益增长。尽管这些资本品投入有其业务发展合理需求的一面，但产权模糊或称虚置产权是银行资本品非正常增长的重要原因。

　　现行制度缺陷的另一面是预算软约束，这进一步加大了国有银行对资本品投入的随意性，导致资本品扩张和产出水平的迅速提高。预算软约束首先表现为资本品投入资金供给的弹性，它是由金字塔式组织管理结构决定的。由于国有银行自上而下以行政命令为特点，与契约性协议不同，条款大多是不可谈判的，而行政性分配易形成大量的计划外分配。如下级向上级谎报虚假信息，或留下“硬缺口”，都有可能获得了相当于立项概算的超额资本——专项拨补。其次，预算软约束还表现在资本品投入资金来源的多样性。银行作为经营货币资金的特殊企业，其“资金自筹”能力远大于普通工商企业。普通工商企业稳定增长的现金流建立在卓有成效的经营基础上，其资本品投入能力被牢牢锁定于银行存款。而银行则不同，其现金流由所办业务现金流（如居民储蓄存款等）和自身财务现金流组成，由于自身财务现金流只占极小部分，因此银行现金流一般十分稳定。稳定的现金流不论来源如何，作为硬通货其购买力是完全一样的，这为银行挤占挪用信贷资金，扩大资本品投入大开方便之门。也就是说，银行不一定靠赢利来增加资本品投入，一家亏损累累的银行，因有稳定的现金流，仍可盖大楼，购名车等。此外，银行挤占成本筹资，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如在管理费或利息支出中列支资本性支出等。

　　三、国有银行资本品投入与决策者行为分析

　　在公有金融产权形式下，我国国有银行资本品投入的决策者可简化为委托方决策者和代理方决策者，他们构成经济学意义上的委托—代理关系。委托方作为资源的分配管理者，承上启下。一般来讲，委托方将较高的资本积累视做“政绩”，并容易受到部门利益或利益集团的影响，导致资本向某些地域或行业部门倾斜，因而这些地域或行业部门相对具有较高的资本积累率。由于资本品是一种排他性稀缺资源，其分配非此即彼，不可调和，资本积累率显然取决于委托方可支配的资源量，而资源量又与委托方的努力程度有关，“会哭的孩子多吃奶”就是这个道理。因此，更多地从上层分割资源并依据自身决策偏好向下释放分割来的资源，成为委托方的行为模式和“理性选择”。代理方作为资本品的直接受用者，其热衷于囤积资本品的动机，隐含在我国国有银行既不清晰也缺乏有效监督的基本产权安排之中。尽管代理方决策者的任期长短、提升机会及货币收入都与资本品数量无关，但他亦不必承担因资本品“过多”而占有的成本，不必对资本品的占用支付租金，而把它当做储备多多益善。此外，还可能与代理方决策者的思维定势和个人偏好有关。如基本建设“三超”（超面积、超标准、超投资）之所以成为家常便饭而且愈演愈烈，往往基于这些决策者追求个人胆识和威望的需要，或为寻求局部利益而赢得“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赞誉（故有“房子是职工最大福利”）。而超标准购置、乘坐豪华轿车则在于谋求个人体面风光、方便舒适的在职消费等。有的决策者即便遵纪守法或囿于有限理性，或害怕老实人吃亏，也“贪大求全”，竞相加入“三超”行列。在现行的资本品产权制度下，委托与代理双方基本不接受市场经济信号，资本品投入背离成本导向。道理很简单，产出是一系列投入的成本函数，与公有制相联系的奖惩制度对决策者追求有效率的产出具有的激励很弱，他们没有动力去寻求有效的产出。

　　四、结论

　　我国国有银行资本品投入非正常增长的根源在于公有金融产权制度存在着缺陷。因此，加速产权制度改革，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规范并明晰国有银行产权，让银行作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参与经济活动，使行政性分配自然让位于契约性谈判，资本品盲目扩张冲动也变为理性经济人的投资行为，并可大大降低体制性监督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