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券市场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最重要的一部分，迄今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功能。从严格意义上讲，我国至今并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公司债市场。像三峡债、铁路债这样的企业债，虽然本身带有“息率高于同期利率水平几十个基点”的企业债券的性质，但像三峡工程、铁路建设这些重点工程说到底都还是由国家财政来支持担保的项目，虽然发行主体不是政府部门，但其债券信用级别其实与政府债券没有太大的区别，从这几年我国在国际市场发行的建设银行等债券在发行之初便为欧美投资机构抢购一空就可见一斑。因此，这几年我国发行的债券本息偿付无疑全都要直接、间接地出于中央政府的财政，这样在保证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却也在不断地增加着中央财政的压力，而且我国债券市场交易品种单一的格局也依然没有改观，这一资本市场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大作用。

　　1987年，我国曾经试点发行过企业短期融资债券，但由于发债企业经营不善，到后来只能靠发新债来还旧债，管理层就此认为这项金融业务暂时不适合我国的发展现状，于1996年人行下文停止此项业务，人行亦规定商业银行不得持有国内的企业债。可是我们的商业银行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运作时，不光可以投资政府级债券，也可以投资高等级的公司债券，从某方面来讲，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不合理的现象。其实在我国这十年公司短期融资券从发展到失败的经历中，有很多可以值得探讨的地方。首先我国公司债市上的准入者均为国企，无论是企业还是银行，大家都是“国”字打头，企业如何用“国”有资产向“国”行提供抵押？这种自己向自己的抵押在理论上无论如何是没有意义的。企业发行债券而没有担保抵押，这本身就是件不可理解的事情。这可以说是我国十年企业短期债券尝试未果的实际根源之一。而“为国有企业脱困服务”的指导思想，不能不说也是这一市场没有继续走下去的另一原因。如果说这种思想当时还能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话，如今，在我国的市场经济尤其是金融市场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随着我国重新加入WTO组织，即将面临世界经济进一步的挑战和国际金融冲击的情况下，“我国的资本市场应该服务于经济高速发展的需要”这一观念也就越来越深入人心，并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随着1995、1996年人行相继取消天津、武汉等证券交易所，改由财政部、人行在上海设立统一的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在北京设立中央国债登记有限责任公司，各市场成员在统一的拆借中心里进行债券的回购、现券买卖等交易，而债券的托管统一由国债公司负责。我国银行间债券回购市场的这一建成，意味着一个统一的债券（场外）交易市场悄然成立。各市场成员遵循统一的市场规则，管理层实行统一的管理，自成立以来没有发生过一起恶意买空卖空事件。银行间回购市场的业务更以每年翻一番的速度增长。至去年6月，国债公司的托管总量已逾21000亿人民币。但是在这当中，国债占12000余亿，政策债、金融债近9000多亿，企业债仅占不到400亿，而就这近400亿的企业债中又多为国家重点工程、建设项目。属于民间优质企业发行的企业债却难觅踪迹。

　　我国缺乏自己的公司债市场。很多优质的民间企业在我国的债市上没有直接的筹资渠道，但这并不能说我国的“内需”中也缺乏这块投资需求。一个成熟且规模巨大的公司债券市场所能给我国现阶段的资本市场带来的益处是绝对不容低估的。其一，老百姓巨额储蓄的一部分可以转移到这一市场上去，从而逐步缓解商业银行的资金沉淀压力，降低商业银行的经营成本；其二，这一市场的发行量无论多大，也不会增加中央财政的偿债负担，而且在涉及有关项目重叠的情况下，中央政府还可以降低国债及政府级债券的发行量，从而降低财政压力；其三，在征收利息税的基础上，政府有了又一项巨大而稳定的税源、且随着它的发展而不断增加（当然管理层可以在初期采取适当的减税政策以刺激其发展）；其四，可对进入我国资本市场的国际资本进行良性引导，将它们引入我国实际经济建设之中，避免其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冲击；东南亚金融危机时，几百亿的外资就可以把一个国家的股票市场金融市场打得七零八落，这些国家的金融市场有的比较小是原因之一，更主要的是它们许多人都将借来的外债投到了本国的股票、房地产市场上。而我国的外债规模虽居世界前列，但借来的资金大都用在了各地高等级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上，这样即使在一个金融市场完全开放的情况下，这部分外资也很难对我国金融造成突发性的破坏性打击。我国在外债使用上的冷静与谨慎，为何在开放我们内部市场时却要舍弃呢？其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遏制民间“地下钱庄”的泛滥。

　　实际上公司债对我国资本市场的贡献还不止上述五点，如果管理层在政策上允许商业银行购买和持有公司债，那么这项政策在我国入世的新时期就有着相当的积极意义，不仅可使我国商业银行的资金沉淀得到进一步削减，同时又可增加银行一大块稳定的本币收益。这不但可以增加我国商行在与外资银行的竞争中的实力，吸引并固定住国内优质客户群，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商业银行与外资竞争时的残酷性，更可以通过自身这一块收益的增加，对外资银行形成引导效应，从而进一步活跃我国的债券市场。这样即使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实现可自由兑换后，亦可相应减少外资银行转移支付的潜在风险。

　　随着今年三月份外资银行经营中国居民外汇业务的展开，外资与中资银行竞争的序幕由此拉开。加入WTO后，我们将逐步开放我国的金融市场。届时任何保护性政策还能有多大的作用已不好说，但将很容易引起纠纷却显而易见。但是，逐步开设什么样的金融市场其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也正因为这一点，对开设什么样的金融市场我们现在应该更冷静。急于盲目追逐全面向西方看齐，追逐其成熟的金融标志性产品市场，到头来吃亏的还是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