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全球化与经济金融化

　　经济的全球化和经济金融化是两个独立研究课题。本节先对全球化与金融化的一般发展状况和趋势做一简要回顾。

　　（一）经济的全球化

　　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始于五六十年代，七八十年代广泛发展，90年代迅猛推进，备受关注。“二战”刚刚结束的1947年世界贸易量只有450亿美元，其中，美国又占了144亿美元。到1997年整整半个世纪以后，全球贸易量已达61，000亿美元，外加 12，亿美元的服务贸易，50年增长了160多倍，美国所占相对份额由原来的32％下降到不足10％，但绝对量增长到6，000亿美元，是1947年的 42俺这种“量”变的积累，必然带来世界各国经济、金融和政治关系的“质”的飞跃。这就是经济金融的全球化，即相

　　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并作为一个整体的依存性的空前提高，以及经济、金融波动和危机的传导性急剧增长。这些从根本上改变各民族国家和经济体历史传统关系的性质、态势与格局，特别是根本改变了彼此间经济、金融、政治、外交关系的性质与格局，也产生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全新问题。

　　（二）经济金融化的进程加剧，程度加深

　　经济金融化的进程，发端于70年代中后期，80年代得到发展，90年代发展加剧，异军突起。经济的全球化与经济的金融化并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两个既相互区别、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问题。首先，经济全球化是以全球各国为一个统一体来谈各经济体相互之间的整体依赖关系，经济全球化中当然也包括金融的全球化，所以我们常常提经济金融全球化；其次，经济金融化是既从各民族国家及经济体自身，也从全球经济整体来看而得出的结论。到90年代后期，全球证券市场的年交易量为70，000—80，000亿美元，国际信贷余额为38，000～40，000亿美元，年保险费收入为25，000—30，000亿美元，国际游资72，000—75，000亿美元，全球日外汇交易量为此，000—20，000亿美元，一年交易量达几百万亿美元之巨。20世纪50年代中期，同全球各国间的贸易相关的国际间资本流动与贸易之外的国际资本流动之比是9：1；而到90年代后期，这一比例关系迅速逆转为1：45，急剧提高了 400余倍①。这些都突出地反映了经济全球化和经济金融化突飞猛进的发展。

　　概括地讲，经济金融化的涵义与表现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1.经济与金融相互渗透融合，密不可分，成为一个整体，故人们常称今日之市场经济为金融经济。

　　2.经济关系日益金融关系化。社会上的经济关系越来越表现为债权、债务关系、股权、股利关系和风险与保险关系等金融关系。以美国为例，80年代中期美国人口的1／4直接有股票与债券，3／4的人口直接或间接待有股票与债券，包括医疗保险基金、社会保障保险基金和各种投资基金。

　　3.社会资产日益金融化。一般以金融相关率，即以金融资产总量／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来表示。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在90年代初最高曾达3.26一3.62之间，90年代后期有所下降；同期发展中国家一般在0.3—1.5之间，少数发展中国家，例如韩国曾高达4.36中国最高曾达2.34.90年代后期的东亚金融危机反映这一比率也不是越高越好。在一个世纪前，美国的金融相关率是0.07，英国是0. 03一0.35，德国是0.12—0.15，法国是0.16—0.20，意大利是0.20，日本是0. 021.1913—1935年间，上述几国家大体在0.7一0.8之间，只有日本例外，为0.32一0.40之间。以上的统计数字表明：（1）在一个世纪之前，由于相关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差异而使这些国家间的金融相关率存在相当大的差异，特别是美国和日本非常之低；（2）一百年之后这一比率提高到3.2以上，差距也大大缩小，这既表明社会资产金融化程度的极大提高，也表明彼此间发展水平差距的缩小；（3）少数发展中国家，例如韩国和中国，有许多特殊情况，值得注意。中国的相关统计说明，我国助改革开放的迅猛发展，经济金融化的迅猛提高，且发展速度比发达国家快得多，发展进程短得多。

　　4.融资非中介化、证券化和金融倾斜逆转。在人类金融发展史上，一般是间接金融发展在前、直接金融发展在后，先有短期金融业务、后有长期金融业务，而且在间接金融与短期金融之间，直接金融与长期金融之间，有一种大体的对应关系。这两组对应因素，不仅在产生发展的时间上明显地一个在前，一个在后，远不是平行的而且在总的业务量或市场占有率方面，也远不是均衡的，即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间接金融所占比重大大超过直接金融，即使是直接金融比较发达的国家也是如此。我们将间接金融与直接金融问的这种不平行发展和不均衡发展称之为金融倾斜，实质是金融大幅度向间接金融倾斜，社会融资体制以间接金融为主。显然，这种金融倾斜井不是任何人为设计或构造的结果，而是商品经济、货币信用、银行制度、金融体制、经济发展水平、国民储蓄量、收入分配结构和方式不断变化发展的产物。自8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全球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历史性巨大变化的结果，产生了非银行金融的迅猛发展，融资非中介化、证券化的发展，这一切最终导致原有金融倾斜的“逆转”，即直接金融的发展速度大大地高手间接金融，直接金融所占的比例日益加大，迅速赶上乃至接近或超过门接金融所占比例。这种历史性的逆转，是经济金融化、社会资产金融化、融资非中介化和证券化的反映。

　　总之，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金融经济时代，抛开经济的金融化来观察经济的全球化已不可能。

　　（三）以全新的战略高度观察与处理金融问题

　　在经济金融全球化和经济金融化条件下，“金融已不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一个产业性的、行业性的、专业性的局部问题，而成为影响全球各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稳定的，具有极端战略重要性的、全局性、全球性战略问题，金融安全与主权已成为各国国家安全与主权的重要构成部分”②。

　　90年代以来，频繁发生的大规模金融危机，尤其是1997年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表明，当代经济学显然缺乏应有的预见性和全面解释、解决现实经济和金融问题的能力，提醒人们重新审视当代经济学理论在新形势下的有效性问题的同时，对当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思维方式进行深刻的反思。

　　可以预言，未来世界还会以这样或那样的金融波动或危机的方式，以其自身通过强行调整的方武，不听证明和提醒人们金融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而且金融问题将会随经济金融全球化和经济金融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而变得更为突出，全面变革的压力将更为强大。

　　二、经济全球化与经济金融化的十大挑战

　　以下我们从十个方面分析阐述经济全球化与经济金融化带来的重大挑战。对此我们既需要从各民族国家或经济体的角度，更应该从全球性的角度，从战略的高度进行分析研究，并相应提出某些前瞻性对策。

　　（一）全球各经济体经济金融发展稳定的整体性和相互依存性空前增强

　　经济金融的全球化与经济金融化的发展，使各民族国家或经济体发展稳守的整体性以及彼此间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相互合作、相互竞争和共同发展的依存性空前增强。不管各民族国家各经济体之间社会意识形态、民族宗教信仰、社会发展与科技水平有怎样的差异，它们之间发展的整体性与依存性已经大到足以超越这些差别，而且它们必须在相互依存并实现共同的可持续性整体繁荣发展的过程中，来寻求实现它们各自的不同利益及不同发展模式与生活方式。这也表明在当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国家与经济体可以在闭关锁国的条件下孤立地单独生存与发展，也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或经济体可以采取某种措施，单独损害别人而不同时损害自己。它们之间的整体依存性当然不可能是绝对均衡对等的，但这种发展的差异性并不能改变它们彼此之间发展的整体性与依存性。这是各国为什么必须改革开放的理论根据和时代特征，也是世界和平的根本保证和各国必须和平共处，必须相互尊重、协调、合作和妥协的最深刻根源。

　　（二）各民族回家或经济体及全球经济金融发展的不稳定性增强，金融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部分

　　世界各国在过去20年，特别是90年代以来的发展实践表明，全球化与经济金融化的后果具有相互依存、促进共同发展的正效应，同时也具有萧条、波动与危机联动、互动的负效应。这种双重的效应，是一柄“双刃剑”，人们不能只要前者，不要后者。尤其是后者；对国别和全球的震荡与影响有时还非常之强烈，甚至是惊心动魄的。

　　1.全球化负效应时时存在，金融波动已成常态，绝非偶发事件。人们必须逐步习惯于在这种波动或危机中生活，他们的经济金融也只能在这种动态的状态下发展，必须迅速适应这一历史性变动，并找到和建立一套在波动危机中求生存，求发展，求稳定的工具、手段、体制与理论，必须在各种危险与风险中实现各自民族国家经济金融的安全与稳定。这涉及一系列的根本性的整体变动与变革。

　　2.在新形势下，必须将全球化负效应这一挑战提高到战略的高度，认真、严肃地对待与处理。在过去20年里，全球各国发生过近百次大小不等的金融波动、震荡与危机。各国为医治这种波动或危机的创伤有时甚至要付出相当于其1／5—1／名的年国民生产总值。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使马来西亚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倒退了十年，使泰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倒退了12年，使全球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下降1／3，使印尼盾对美元贬值82％，使其他相关国家的货币贬值30— 40％，使有关经济体股票市值下跌1／2至2／3，使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与政治危机，直到独裁政权的垮台。

　　3.这场危机突出地暴露出在新形势下金融的极其脆弱性。金融是强大的，只要人们对它有信心，只要它能正常不断地运转，它确实强大元比。然而，一旦人们对它丧失信心，不再去存款反而大批取款，或企业只借款、不还款，金融体系立刻就全瘫痪。所以，对金融脆弱性的认识，必须在全球化与经济金融化形势下变成各民族国家的共同意识，这是维护经济金融安全与主权的社会基础与根本保证。

　　4.金融波动与危机的全球联动、互动加剧，危及国家安全。金融具有极强的渗透与扩散功能，金融资源的流动具有高速和跨国界的特征。所以，一旦某一个经济体的经济金融出现异常波动或危机，那么就会通过金融资源流动状态、方式、方向、规模和速度的改变，产生各相关经济体、各民族国家间的联动、互动和国际传导，瞬息之间形成地区性乃至全球性危机。而“金融危机具有逐渐累积不易察觉的特殊隐蔽性和突然爆发的巨大破坏性”O会立刻危及国家安全与稳定。

　　5.由金融资源的不合理开发配置导致的金融危机更不可忽视。实践表明，任何一个国家和区域政府在自己的经济决策和政策制定方面与金融的脱节，都会产生无法估量的负面经济效果。由此导致的金融资源的不合理开发与配置，或者是作为金融资源这一特种资源垄断性开发主体的政府出于短期经济与社会利益考虑导致的对金融资源的滥用，都极有可能形成经济金融波动与危机，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以及民族信心的打击是同样深重的，不可忽视的。

　　6，必须警惕某些超级大国联合运用金融手段、政治外交手段与军事手段给一国安全造成的致命性打击。

　　（三）金融资源开发配置流动的全球化与国别间争夺此类资源主导权的矛盾日趋激烈

　　社会资源中有两种资源，即金融资源与信息资源，在正常情况下具有全球无国界高速流动和瞬息间跨国界转移的特征。这两种资源更具有可能被全人类开发利用共有共享的特征，尽管它常常益有深深的民族国家的鲜明烙印。在这种情况下，金融资源的开发利用、配置流动的全球化与强国间争夺此类资源的主导权的矛盾日益突出。现存的国际货币金融体制，仍然是以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协定为基础的。在非实体经济高度扩张的今天，资本在国际间流动只有酬多一点是同真实的生产与交易活动相联系的。美国是全球金融资源的最大开发利用国。流动于全球各地的几万亿美元金融资产以及上千种的金融衍生商品在金融、贸易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口号下，横行全球市场无阻挡。掌握了国际问金融资源开发供给主控权的国家可以获得种种好处，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应当讲欧元的启动，它的理论意义和对全球经济金融的深远影响都将是巨大的，但它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却在政治上和对金融资源主控权以及与此相关利益分享权的争夺主。欧元的启动，实际是联合起来的欧洲对美国霸权的挑战。日本首相小渊惠三也提出美元、欧元、日元三大国际主导货币联合稳定国际金融体制的建议。美元、欧元二权也好，美元、欧元、日元三极也罢，都是在排斥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基本利益与参与权的一种“富人俱乐部”格局。

　　（四）金融主权弱化，从而政治主权弱化，出现维护全球化利益与维护国家主权微妙平衡的问题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各国经济，特别是金融决策的外部制约因素强化，各国经济金融发展与稳定的整体性和波动危机负效应的国际传导性空前增强，经济金融活动的全球化与金融监管国别化的矛盾加剧，呼唤全球性的金融体制、监管体系与风险预警系统的建立。这一切都直接导致各民族国家与经济体的金融决策主权的某种弱化。首先必须肯定，这种弱化在正常情况下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其次，这种弱化是好事，而不一定是坏事；再次，这种弱化必须是合理的和适度的；最后，这种弱化必须保证不被某种强权，尤其是“金融霸权”利用与滥用，不使民族国家主权发生异化。对于中小国家而言，防止“金融侵略”比防止 “军事侵略”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这就尖锐地提出如何保持全球化势头摊护全球化利益，从而弱化金融主权，同维护与尊重民族国家主权独立完整性问的平衡这一微妙问题。这就必须给“适度”与“合理”注入大家都能接受的规定与内容。

　　近两年来，国际上救助东亚国家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某些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在提供巨额贷款时，常常提出十分苛刻的附加条件。这些条件，例如关闭危机受援国丧失竞争能力的金融机构，让外国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大规模进入受援国，外国自然人和法人可以持有受援国企业股票超过50％以上的份额以及自由参与该国证券市场交易活动，或者强制紧缩财政支出与信贷，实现经济低增长与负增长等等，这些条件不能说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未必是合理和适度的。因为这些条件明显地有利于援助国而不利于受援国，而且常常是依据发达国家的条件与标准来提出问题，明显地脱离危机国的实际条件与承受力。这个问题值得人们认真地研究与思考。

　　（五）民族国家经济金融决策的外部制约因素复杂化与深化

　　90年代以来的实践表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经济金融化水平的急剧提高，全球经济金融发展整体性空前增强，以民族国家或地区为经济体的金融决策的外部制约因素变得越来越复杂化。在传统上，甚至直到本世纪80年代后期以前，当涉及一国或地区的金融决策时，特别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始终被看作仅仅是一个涉及其自身经济金融主权范围内的内部问题，并且是其政治主权的主要象征之一，在操作上也可以完全或主要以国家内部形势与需要为依据，在排斥外部因素或基本不考虑外部因素的条件下，做出种种金融决策。我国学者在80年代中后期的几本专著中对货币政策做了如下的描述：“货币政策是一种全国性的、全局性的、非部门性的，有时甚至是国际性的政策行动”。这种描述被广大经济金融理论与实际工作所广泛接受，并且认为“有时甚至于是国际性的政策行动”①。这一概括有相当的前瞻性，并且为将来进一步的理论概括日下了余地。人们当时没有想到这“将来”，竟然只是短短的二三年；而且其中的“有时甚至是”这一限制词也变得多余了，如今货币政策就是，而且越来越是一种国际性的政策行动了。西方七国首脑会议，财政部长会议，中央银行行长会议，或二者的联席会议每年定期召开，紧急情况下随时召开，而且常常扩大为“7十1”（俄罗斯），“7＋2”（增加中国）的方案与提议也已提出；近年来接连召开的亚欧首脑会议、东盟国家与欧盟国家对话会议，都是将这种磋商与对话扩大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努力。这种外交政策的经济金融政策化以及国家门政治关系的经济金融关系化，正是国家经济金融决策在相当程度上进一步国际化、全球化的表现和反映，并且有日益增长之势。这是在新形势下一国金融决策的外部树约因素复杂化与深化的鲜明例证。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我们在这里特别强调了“金融决策”，而没有一般地泛泛强调“经济决策”，是因为金融信息的传导比一般的经济传导更猛烈、更迅速、更敏感，更不受或较少受地域与国界的限制，还因为金融具有影响与支配其他一切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的特殊功能。

　　金融决策的外部制约化主要表现在：

　　1.金融决定的背景与环境由原来的主要考虑内部因素转变为内部与外部并重，极端情况下甚至于主要考虑外部因素。如今，一个经济体在做出金已决策时首先必须清醒地充分考虑这一决策而对的外部背景与环境，例如全球或有代表性国家的经济金融发展趋势与前景，社会与政治稳定情况，外交与军关系，金融波动与危机的情况或可能性，利率汇率变动，外汇储备，全球证券市场、期货市场、金融衍生商品市场发展状况，主要国家经济、金融、社会政策、金融监管国别控制力及国际协调能力等等。其次是衡量评估外部对该国相关金已决策的反映和可能的反对策与影响，以及这些外部反对策与影响可能改变该国金融决策的外部初始条件的可能性和这种改变对本国金融决策操作与效能的影响。

　　2.金融政策的内容与传导机制的改变。首先是内部均衡、外部均衡以及内外部的综合均衡；其次是货币政策中介指标在原来的基础上新增加了汇率、外汇储备，外债或资本流出和流人等新因素，再次，是由于增加了强大的外部因素而使国内与国外以及国内各政策与领域间传导机制的改变。例如大量短期投机资本的流人与流出对资本项目管制的影响，对证券市场稳定性的影响，对汇率投机的影响，利率大幅度变动对资本流出与流人的影响，对通货＠胀的传递的影响等等。

　　3.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内容与倒重点的改变。以中国为例，在中国国内自身经济紧运行和由于亚洲、俄罗斯以及南美国家金融危机影响而出现普遍紧缩压力增强的背景下，货币政策目标就由原来的主要保持货币的稳定而转变为必须同时特别兼顾经济增长、就业和国际收支合理平衡等目标。

　　（六）经济金融活动的全球化与金融监管国别化的矛盾日益加强

　　经济金融的全球化不仅意味着资本流动的全球化，金融证券市场的全球化，融资的国际化、证券化，也意味着金融机构的跨国化和金融信息的全球化，这一切在经济金融化的背景下日益突出。总之，经济金融活动的日益全球化同金融监管的国别化的矛盾加剧。这势必产生许多无序的金融活动和金融资源的过度开发，形成许多监控的盲点和误区，特别加剧了各种投机性、避税性、洗钱性金融活动的负效应。以趋利性和流动性为特征的国际游资惟利是图的大规模炒作和以搞垮某一经济体经济、金融、社会秩序为目的的恶意攻击性炒作，更形成了金融危机爆发和迅速扩散的策源地、这一切都在呼唤金融监管的国际化。然而这是一个十分困难而又敏感的问题。金融监管的国际化势必涉及如下一些重要问题：

　　1.金融活动的全球化要求金融监管的国际化，而这又势必受到各民族国家、国家集团既得政治、经济、金融主权与利益的掣肘，包括出于正当的国家经济金融安全需要的种种保护与谨慎行动的阻碍，以及某些国家不得不放弃在现存框架下获得的利益格局而产生的种种阻挠。

　　2.就监管对象而言，不仅涉及银行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证券市场、期货市场和各种金融衍生商品市场，而且涵盖各种形式的资本国际流动，特别是大规模国际性短期投机资本流动。

　　3.就监督主体而言，涉及全球各国与地区的所有金融监管当局以及现存的各种形式的全球性和区域性国际金融组织（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以及巴塞尔国际银行监管委员会等），还有今后可能建立的各种国际金融监管机构，例如；全球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等。它们必须谨慎、严肃、认真地活动，以便在维护全球金融安全稳定的同时，充分尊重各民族国家的国家主权与尊严。各国必须在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的共同利益行动中维护和实现各国的利益与权利，这就需要不断协调所有金融监管主体的政策与行动，监督原则与目标，最大限度地协调统一基本的监管内容、指标与手段。

　　4.监管的侧重点在于形成健全稳定的银行体系和非极行金融体系；遵循已经制定的谨慎监管规则，资本衡量与资本构成及风险资产监管规则，表外业务风险监管规则，证券市场谨慎运作规则，金融衍生商品市场规则，以及短期投机性资本国际流动规则。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更有利于而不是妨碍正常的、理性的、健康的金融交易活动的有效运行。有一点必须强调的是，各民族国家以及全球金融安全稳定的利益高于微观交易活动的利益。近几年来的实践表明任何国家的金融波动或危机，那怕是总体规模不是很大的经济金融体的波动或危机，都可能威胁或危及其他各国乃至全球的金融安全与稳定。所以必须树立这样一条原则，一切形式的金融活动都应当毫无例外地受到某种形式的最低限度的监管，都应遵循某些最低限度的规则，而不是仅仅遵循市场化规则，更何况市场化原则也不意味着绝对的自由化原则、不受任何监管与约束的原则，也绝不意味着大经济金融体可以任意不受约束、不计后果地侵

　　犯或攻击小经济金融体的主权与利益，而不承担何责任。

　　5.建立以民族国家与地区金融预警系统为基础的全球性金融风险预警系统，这一系统应针对各类不同领域特点和需要制定各种不同由监测指标体系。

　　6.加大全球金融信息的透明度与公开性。

　　7.要根本强化国际金融监管体制，首先必须对自30年代以来各国金融监管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一次全球性的总体回顾与反思。从30年代的严厉制，到8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再到90年代的再管理，特别是80年代金融自由化中的某些片面性与失败，以及经济金融化对金融监管的新挑战，应给予充分注意。

　　（七）金融在提升了它对各经济体资源配置能力与效率的同时，也迅速提升和累积了它自身的系统性风险

　　金融资源具有双重属性特征：一方面，它本身是一种资源，是一种社会性战略资源，是稀缺性资源，这是它的自然属性；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可以对其他所有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有配置功能的资源，这是它的社会属性。90年代以来接连发生的许多金融危机表明；在经济金融全球化和经济金融化的条件下，“金融在急剧地提升了其对一个经济的资源配置能力与效率的同时，也迅速地提升与累积了它自身的系统性风险”O.这是人们始料未及的。也就是说，金融资源是一辆 “双刃剑”。在此，我们更要特别强调的是它自身的系统性风险被迅速提升累积的这一面。我们也可以在一定意义上理解为：资源配置功能是正效应，系统性风险累积则是它的负效应。正是这种负效应大规模的迅速提升与累积，造成了9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的此起彼伏的金融危机。由此才引发了要求迅速改革与重建国际金融体制和大大强化国际金融监管和强化国际监督协调合作的呼声。

　　（八）全球范围内金融资源开发过度，全融泡沫化严重。

　　就全球范围而言，明显地存在着金融资源的开发过度，劣质金融商品的供给过剩，金融的泡沫化问题相当严重。金融资源是一种社会资源，尽管它的质与量都有一个确定的客观规定性，但它的外在表现形式却有相当的人为主观性。这种资源的开发与供给也可以通过主要是外延的“量”的扩张来实现，从而将它的“质”大大“稀释”与“恶化”。由于它供给过剩两导致金融波动和危机等负面后果与风险，又可转嫁给所有经济体、经济人，或者供给者只承担其中极小板小的一部分，与它的收益远不成比例，即利益少数人得，风险所有人分担。这种不对称性更使金融泡沫化的趋势越发具有十足的内在利益驱动和不可遏制的势头。总体而言，在这一金融博奕中，发达国家占有明显的利益与优势，发展中国家则处在一种劣势地位，并且难以避免损失，或者其成本远大于收益。这一点应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

　　发达国家经济的金融化程度高，金融倾斜的历史性逆转十分明显。主要的金融中心也都在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金融监管比较健全面有力，信贷扩张的冲动受到较严厉的抑制，信贷资产质量较好，一般较少存在金融资源的过度开发。但证券市场、领货市场、金融行生商品市场存在明显的泡沫化倾向。全球证券市场在过去十年中价格上涨7—10倍，大大脱离了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和业绩。

　　相反，在广大发展中国家，这种情况则更多地表现为信贷高度扩张，信贷资产的呆滞和质量的下降或恶化，金融监管不到位或严重不力等方面。金融资源的开发利用更多地表现为外延的量的扩张，严重忽视金融质的发展。金融衍生商品市场还根本没有发展或影响微小，证券市场很不发达或不很发达或几乎没有，所以这一领域的问题不是十分突出。但在中等发达程度的发展中国家或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的泡沫化倾向也日益突出，值得注意。

　　以上仅仅是一种总体性的分析与描述，并不是绝对的。例如，发达国家中的日本和加入发达国家俱乐部的韩国；就二者表面有之，经济金融的泡沫化问题十分严重且长期走不出困境，借资扩张，资产质量低下，金融监管问题严重，证券市场泡沫化已形成严重的经济金融与社会后果。

　　（九）良好的金融意识和高素质的合格金融人才的供给或短缺

　　社会资源在知识经济时代，对一个民族与国家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战略意义。社会资源是自然资源的对称，它包括文化资源、管理资源、人才智力资源、体制资源、金融资源、教育资源等等。一个国家与民族金融观念的现代化程度以及合格的高素质金融人才的拥有量，将是衡量其金融资源质与量状态的重要标志，也将是未来国际竞争能否取胜或者竞争力高低的重要制约因素，也将是后发国家能否迅速缩短同发达国家差距并实现现代化的决定性因素。

　　我们充分肯定良好的金融意识和高素质金融人才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是资财之源。以高素质金融人才论，即使是全球第二大经济金融强国的日本也是极为短缺的。两年前因种种违法行径而被美国金融监管当局处3亿美元巨额罚金并驱逐出美国，三年不许回来的日本大和银行，是被一位美籍日本人井口使英们湾的。

　　（十）各国实施经济金融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日益增强

　　以上我们从九个方面分别研究了经济金融全球化与经济金融化的一系列重大挑战与全新的问题。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归结为：人类在世纪之交面临如此多全新问题和巨大的挑战的情况下，惟一的出路在于各国实施经济金融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它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是显而易见的。

　　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的核心在于如何妥善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文自身的关系。在知识经济时代资源观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自然、社会这两大系统中，出现了自然——自然资源——自然科学，社会——社会资源——社会科学这样两个系列。传统的以自然资源等同于资源的资源观应该扩展为包括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两大类的新资源观。不管是自然资源还是社会资源都是有限的、稀缺的，都有一个适度开发利用的问题，都有一个协调稳定、健康有效和持续发展的问题。仅从金融在提升了对一个经济体资源配置能力与效率的同时也急剧提升并累积了它自身的系统性风险，从当今全球范围内金融资源过度开发，金融泡沫化严重，以及良好的金融意识和高素质金融人才供给严重短缺这三点，就十分突出地证明了在各国间实施经济、金融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极端必要性与紧迫性了。

　　三、经济全球化与经济金融化挑战的启示

　　1.经济全球化与经济金融化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历史性的进步和重要转折，人们别无选择，不可阻挡。

　　2.确立大经济大金融系统观。也就是说，在全新的形势背景下，必须强调整体性和系统性，意识到国内外经济及金融系统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这一客观事实。国家和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的制定，经济金融、社会乃至外交政策的决策，条件的预设和影响的预测，后果的评估都要以大经济大金融系统观为基础。

　　3.经济金融的全球化、经济金融化、市场化、自由化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但是，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在这种令人难以招架的趋势面前，对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和水平的国家来说，是机会均等的，一律公平的，成本与收益是对称的。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所致，发达国家在这种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面前，在市场化、自由化的进程中，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发达国家在综合国力、科学技术、经济金融、社会环境、市场发育程度、知识产权、智力与信息资源的拥有、金融资源的开发利用，特别是在开发和争夺智力资源和金融资源、金融国际化、金融创新、国际投资、游资的投机炒作，以及相关业务、技术、手段的主导权与主控权等方面，占有绝对优势。所以发达国家胸有成竹，驾轻就熟，它们可以在成本与风险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的条件下持续运行。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常常需要为此付出很高的成本与代价（包括巨大风险与危机），获取较小的收益或负收益。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向相反的，但有相当“互补性”的不对称。但是，强调这一点是否暗示发展中国家就应该不改革、不开放、不市场化、再封闭化，或者站在这些“化”的对立而顽强抵抗？完全不是I这些“化”，从根本上和长远上也是它们追求的目标，只不过要讲条件，要分阶段。目标必须是明确的，操作是分阶段的，行动应该是十分谨慎的。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这种被动态势呢？原因大体就有三个方面：（1）这些“化”，特别是市场化和自由化本身是历史必然性，人们无法抗拒，一时跟不上，易于形成压力，陷入波动。（2）市场化、自由化首先起于发达国家，在理论与实践上以及一系列国际游戏规则与标准等方面，事实上都是以最发达国家的条件为标准提出和制定的，发达国占有明显优势，它们可以在成本与风险最小的条件下获取全球市场化自由化的最大好处，所以他们极力鼓吹并推行。（3）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由于经济全球化和经济金融化浪潮势不可挡，加之西方国家的强力推行和西方理论与舆论某些诱导与误导，在近几十年来，形成一种定形的压力和毋庸证明的信条，似乎是市场化、自由化绝对地好，他得越快，他得范围越广、进程越深越好，而忽视了它的条件、代价、成本与收益的衡量。结果常常可能的是在条件不具备、准备不充分、监管能力跟不上和毫无抗风险能力的情况下，推行利率市场化、投资自由化、资本项目自由可兑换等等。往往把创新与变革看成目的而不是手段，迫不及待地不惜一切代价地赶潮流，一味强调市场化、自由化、创新、体制变革，过高估计了“金融压抑”，过于看轻了“金融深化”所需的成本与风险。结果累积了不小的风险，甚而形成危机。这一教训值得认真汲取。

　　4.自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以来，国际上各种力量都以不同的方式呼吁根本改革现存的国际金融体制，广大发展中国家呼声最高。但到1997年11月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仍然公开反对对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制定某些规则，理由是不利于市场机制的发挥与竞争。但在东亚金融危机进一步蔓延到俄罗斯与南美国家，有可能形成全球性的危机和大萧条以后，许多欧洲国家的政府也纷纷呼吁根本改革国际金融体制。欧洲国家与日本还分别提出了一些方案与建议，美国的态度开始转变。接着七国首脑会议也做出关于改革的决议。根本改革现存的过时的国际金融体制看来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了。

　　但由谁来主持改革，即改革的主体应由哪些国家组成，以及应遵循什么样的基本原则问题也就随之而生。

　　笔者以为像这样一个对各国经济金融和社会发展稳定具有重大意义的严肃问题，不应由少数发达国家包揽。应由西方七国或十国、中国、俄罗斯以及与西方国家对多数量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代表组成联合委员会，主要以协商而不是以简单的投票方式来制定与通过各种方案或决议。

　　所应遵循的原则，首先是充分民主协商的原则，各方一律平等的原则，责任与权利、风险与收益对称的原则，维护全球化市场化进程与尊重各国经济金融安全与主权相统一的原则，以及对发展中国家单方面优惠而非互惠的原则。

　　5.几年前人们预期，大约在2010年左右中国将可能成为稳定亚洲经济金融的主要力量。这场东亚金融危机将中国迅速推向了世界舞台的前沿。由于改革开放、综合国力的增强和正确的经济金融决策，中国在这次危机中有惊无险，顶住国内外种种压力，主动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为稳定亚洲乃至世界经济金融做出了举世瞩目的重大贡献。世界各种经济与政治势力都齐声称道中国是一个“严肃的、负责任的大国”。今后，中国应高瞻远瞩，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与机遇，更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经济金融体制的变革、发展与稳定工作，维护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与安全。

　　6.根本改革国际金融体制是一种世界性的体制创新。这无疑是重要的和必要的。但从根本和长远上说，经济金融理论的创新，对迅速发展的世界经济金融做出理论上的新的总结与概括，为人类迎接知识经济新时代、经济全球化与经济金融化等一系列严峻挑战，提供理论上的武装与国应，使相关的政策与决策更为理性化，这才是更为根本性的。如前所述，经济金融的全球化和经济金融化确实是自人类有史以来最为伟大而影响深远的势态发展，它提出共产生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全新问题。对此，全世界在理论方面显然是滞后与被动的。对此次震惊全球的东亚金融危机事先毫无察觉与预测，不仅暴露了主流经济学界在揭示现代经济金融发展规律方面的无能为力，以及事后在各种解救危机对策等方面的天的放矢和无所作为，同时宣告了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所坚持的强调量性金融发展、忽视质性金融发展的发展理论的终结；而且也促使人们重新审视现代经济学在理论视角上的偏差，以建立反映新时代特征的、能适应实际需要的新的理论体系、分析方法和思维方式。

　　7.防止金融超级大国利用“金融霸权”从事金融侵略，或综合运用其他经济、政治、外交与军事手段给某一主权国家造成致命性打击，成为新形势下的一大课题。美国哈佛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亨廷顿曾在其《文明的冲突与重建世界秩序》一书中毫不掩饰地指出：“控制国际银行系统”、“控制全部硬通货”、“掌握国际资本市场”是“西方文明”控制世界的球战略之一。美国是全球性金融资源的主要开发利用国，它是“国际银行系统”、“硬通货系统”、“国际资本市场”和“金融行生商品市场”的主控国，美元是最主要的国际货币，又同黄金脱钩，成为纯信用货币而不必承担明确的责任。尽管在全球经济全球化和经济金融化的条件下，国家间彼此的依赖制约度增强了，但也不足以防止在极端情况下，在某一短时间内运用金融超级武器从事侵略“豪夺”，更难以避免平时利用公开的、隐蔽的、合法的、非法的、间接的、直接的手段从事金融资源的国际“搬运”，从而实现对金融资源的“巧取”。这是在新形势下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

　　作者简介：

　　白钦先：辽宁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教授

　　通讯处：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66号　　邮编：110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