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Dr.Edward K.Y.chen的《香港地区资本在中国内地的表现与影响》

　　由Edward K.Y.Chen教授所写的《香港资本在中国的经验与意义》一文，在对香港、广东和内地许多其它地区的情况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之后，借助关联与技术外溢效应分析，从香港在内地的投资特点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两个方面研究了内地香港资本的投资特点；同时也研究了香港资本大量外流对香港自身经济的影响。

　　把香港在内地的直接投资作为研究外商直接投资的一个切入点，具有重要意义。从1978年对外开放以来，中国引进的外资以港资为主。截至2002年底，港资占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比例为54.22％。研究香港投资在内地的表现与影响，对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乃至研究世界外商直接投资对投资东道国的影响都有很好的借鉴与指导意义。

　　Edward K.Y.chen教授的这篇论文首先回顾了香港经济发展与对外投资的过程。文章指出：基于飞雁型发展架设（flying geese hypothesis），工业化国家倾向于把自身成熟的产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转向发展中国家，以改变自己的比较优势。日本是第一个把自己的纺织品与服装产业、电子与电器产业向香港转移的国家。

　　香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20世纪70年代开始向外转移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自己重点发展金融、销售等服务产业。香港把投资重点放在亚洲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中国台湾、新加坡等，80年代中期以后香港资本集中投资在中国内地。

　　Edward K.Y.Chen教授从四个方面研究了港资在内地的投资特点：

　　（1）投资规模与形式。1990—1996年，在中国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中，50％以上来自香港；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度的提高，引进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逐渐增多，港资所占的比例有所下降：1992年比例最高，达70.01％，2002年降到33.86％。外商对华投资采用的形式主要是直接投资和其它投资。在直接投资中，采用较多的是合资、合作、独资、有限公司和合作开发。其它投资包含“三来一补”，即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在这一部分，Edward K.Y.Chen教授特别提到的是“资金迂回”（round tripping）现象。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中国政府对引进的外资给予税收等方面的优惠，国内的一些资本为了能够利用这些优惠措施，借道香港等地区然后返回大陆投资。所以，统计数据中对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尤其是港资的数据有高估的可能性。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限制不明资金的进入，“资金迂回”的现象有明显好转。但是在引进的港资中，有多少投资实际上是内地资本，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2）投资地区。在地区分布上，内地是香港投资者的首选；在内地，香港投资主要集中在广东，在广东又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地区，尤其是广州、深圳、东莞、佛山和中山地区。这与广东与香港的文化相似、地理位置接近、相对稳定的政策是分不开的。尽管东莞不是经济特区，但由于其靠近深圳经济特区，方便利用特区良好的基础设施，同时政策相对又比特区宽松，因而吸引了大量的港资。

　　Edward K.Y.chen教授注意到香港对外投资的“零和博弈”现象。

　　香港对内地投资的增多，另一方面也导致在东南亚其它国家投资的减少。1997年，香港在印度尼西亚的投资为232万美元，1999年下降到144万美元，2000年降到122万美元。

　　（3）投资动机与影响因素。Edward K.Y.Chen教授把外商直接投资的动机分为两类，一是追求成本最小化，二是寻求市场。为了追求成本最小化，投资者往往把生产放在几个低成本国家，然后把零部件和半成品集中到一个国家进行组装，最后出口到世界市场。寻求市场的投资者，看重的往往是东道国市场的大小、消费者对产品的接受度、政府管制等。香港在内地的投资主要是看重大量廉价的劳动力，投资策略选择为出口导向型。2002年，港资企业的产品71％用来出口；19％用来深加工；只有10％用来当地销售。

　　Edward K.Y.Chen教授估计，大约50％的港资企业的全部产品用来出口。但是，Edward K.Y.Chen教授在对10家港资企业的调查中发现，港资企业在逐渐改变他们的投资策略，增加在当地的采购力度、从当地招聘技术人员、成立研发中心等，以增强企业在当地的竞争力，扩大在当地的销售量。

　　在影响港资在内地投资的因素方面，Edward K.Y.Chen教授运用OLI优势理论分析指出港资企业不具有所有权优势；国际化优势不是港资企业和其它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考虑的重点因素；港资企业的优势在于区位。港资选择在内地投资的重要因素是内地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但劳动者的素质是否会影响投资的选择取决于所要投资的产业。初期，港资大多投资于传统的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文化的相似性对中小型企业的区位选择影响更大，劳动者素质的影响较小。而对于大型的跨国公司而言，良好的投资环境、完善的基础设施和政治的稳定则是他们考虑的因素。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经济特区在引进直接投资方面所起的作用。

　　Edward K.Y.Chen教授在文章中指出，尽管中国的经济特区引进了较多的直接投资，但很难区分是特区的优惠政策还是特区比其它地区更加完善的基础设施在起作用。

　　（4）产业聚集。产业聚集指大量具有竞争性和互补性的企业选择在一个相对集中的地区进行投资。Edward K.Y.Chen教授在文中指出，产业聚集往往出现在小城市；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聚集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为了实现成本最小化，港资企业从经济特区转到特区边缘进行投资，这些边缘地区劳动力成本和与政府交涉的成本都比较低，例如东莞、中山、顺德等。东莞现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电脑配件市场，也是亚洲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中山是世界最大的照明设备生产基地。香港资本在内地的投资产业经历了一个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资金密集型转化的过程，近几年在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资金有所增加。这也是国际外商直接投资的一个趋势，外商投资的产业逐步“高级化”、“集群化”。

　　论文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在东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文章把外商直接投资影响东道国的渠道分为四种，一是与当地企业的前后向关联；二是合同转包（Subcontracting）；三是通过劳动力市场；四是跨国公司对当地企业的示范效应。同时，借助对在华特别是广东省的外资研究，Edward K.Y.Chen教授分析指出跨国公司对东道国出口能力、技术提升和产业转型有促进作用：

　　（一）出口能力。香港企业对内地特别是对广东省出口能力的提高起了重要作用。1986年加工组装产品出口占中国出口量的16.6％，1987年上升到67％；中国50％的出口是由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贡献的。广东出口的迅速增加主要得益于港资。1978年广东的出口贸易额仅为13.88亿美元，而1986年出口贸易额达42.82亿美元，并从此成为全国出口额最高的省份。1979—2002年间，广东省出口贸易额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0.19％。出口迅速增长的过程也是广东大量引进外资特别是港资的过程。20世纪80、90年代，港资企业的技术、市场经验与广东廉价劳动力的结合，促进了类似加工组装这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飞速增长。

　　（二）技术转移。一些宏观数据研究表明广东的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提高。统计数据也表明，广东省是引进外资较多的城市，每年申请专利的数目也较多。在中国，人力资本的流动率在11％～20％之间，而人力资本的流动是技术转移的重要渠道。通过人力资本的流动，先进的管理技术从港资企业转向内地企业。但是，Edward K.Y.Chen教授在文章中也指出，香港资本出口导向型的投资策略，决定了在技术转移方面，与发达国家的投资相比，港资企业在对内地企业进行专利转让与技术服务方面较少；技术转移多发生在市场导向投资策略的外资企业。

　　（三）产业升级。20世纪80年代，香港资本在内地的投资主要是完成自身成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投资的重点在纺织品和服装、箱包、鞋等劳动密集型产业；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投资耐用消费品，主要是家用电器；随后则是信息技术、电子和石化产品，这三个产业已经成为广东重要的新兴工业。广东省产业结构的升级，外商直接投资尤其是港资起了重要作用。

　　Edwald K.Y.Chen教授最后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投资母国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是否会限制投资母国工业化的进程，是个有争议的问题。Edward K.Y.Chen教授认为，这一效应的产生取决于投资母国重组从对外投资释放出来的资本与劳动力的能力。过去的二十年，香港产业结构调整迅速，由劳动密集型产业释放出来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迅速转移到服务业。香港的产业结构调整有两个层次：产业间（夕阳产业的资金转移到其它产业）和公司内部。公司内部重组包含两个方面：1.重组后，香港母公司从生产制造转换为提供与制造相关的服务，例如设计、管理等；2.重组后，子公司与母公司保持密切联系，从母公司购买大量相关的产品，为母公司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所以，对香港来说，并不存在产业空心化现象。

　　Edward K.Y.Chen教授《香港资本在中国的表现与影响》一文的结论是：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相比，香港的跨国公司与他们子公司的垂直联系不强；但是出口导向型的投资策略影响香港跨国公司向子公司转移适宜的技术和人力资源等。香港的直接投资促进了产业结构的提升。最后，Edward K.Y.Chen教授指出，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成功主要在于灵活性：组织形式与产权组合灵活、灵活的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层层推进的对外开放措施、鼓励加工工业出口，香港投资的示范作用。

　　这篇论文以香港投资作为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切入点，用实证数据说明了香港投资的特点，特别注意到中国统计数据对香港直接投资的高估问题，对我们进一步认识与分析香港投资对经济的影响有借鉴意义，但是还有两个问题有待进一步分析：一是港资高估问题；二是港资对中国技术提升的作用。

　　港资高估问题。一些源自中国的资金在海外打转之后以外资身份重新投资到中国，形成资金迂回现象。外资享有税收优惠是造成这种现象的诱因，尽管中国有外汇管制，但也无法杜绝这种情况的发生。国际金融公司2002年的一份报告指出，这一比重在2000年为30～50％；市场的估算为10～20％左右。香港作为自由港，便利的地理位置，一些内地的资金取道香港然后带上港资的帽子回内地投资。对于中国来说，这些资金如果没有流出，可能不具有投资的诱因而留在银行系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限；但是，“资金迂回”会对中国的税收造成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港资对内地经济的贡献也将缩水。针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优惠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挤出了中国自有资金的投资，如何采取有效的措施，促使自有资金投资，也是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技术提升问题。跨国公司对投资东道国技术升级产生作用的途径有两个：技术转让与技术外溢。技术转让通过内部渠道、市场渠道向东道国企业进行技术转移，是一种交易行为。正如Edward K.Y.Chen教授在文中所说，港资企业对当地企业的技术转让较少。技术溢出是一种外部效应，是跨国公司对当地企业的一种非自愿行为。技术溢出的途径可以归类为三种：1.示范模仿；2.厂商间的前向和后向联系；3.人力资本的流动。对示范模仿效应的研究，理论上认为只有存在技术差距才可能出现示范和模仿，技术差距具体体现在要素禀赋和劳动生产力两个经济指标上。厂商获取技术知识的另一种途径是“逆向工程”，即通过对产品的研究获取生产该产品的技术，是一种重要的模仿手段。广东省出口产品结构的提升得益于对港资企业的模仿效应，广东具有显示性比较优势的出口产业多是港资重点投资产业。从东道国的角度看，外商直接投资所产生的关联效应可以以多种方式作用于经济，海外采购可以成为技术转移的主要渠道。通过对东道国其它企业的销售与采购，新的技术与管理知识、方法以及许多具体的规则和标准得以从FDI企业向外扩散和传播。同时，通过这种关联，创造出一种“市场作用”，增强国内市场的竞争性，加强东道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联系，从而把国际间的竞争带到了东道国其它企业中。从这个角度考虑，港资企业由于在当地采购原材料与销售产成品较少（调查数据表明，与日资、美资、欧资企业相比，港资企业具有最高的平均出口率和较低的当地采购率），与当地企业联系较少，关联效应导致的技术提升作用也较少。人力资本流动方面，与美资企业相比，港资企业员工的流动性较低。较低的流动率限制了技术外溢的程度。所以，港资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内地的技术提升与产业结构升级还有待深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