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积极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对加速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深层次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示范效应方面。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民经济运行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也正在形成和增强，这对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非常不利。在未来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我国当然需要进一步扩大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但政府应当着力于重构内资与外资的关系，在更好地促进国内资本生长发育的基础上来扩大引进外资，从整体上协调好对外开放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路径依赖　政府选择　经济增长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给后进国家的经济发展正在带来日益强化的路径依赖效应，即在技术创新和制度安排等层面上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支配性的影响。从积极的方面看，如果具备必要的条件，路径依赖能让后进国家的后发优势较快地发挥出来，有利于后进国家节约技术和制度创新的成本；而从消极的方面来考虑，路径依赖则会使发展中国家在日益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中长期地处于依赖的位置上。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阶段，如何在积极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避免形成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严重依赖，是现实中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

　　一、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前人的相关研究

　　在近代社会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引进外部投资的重要性很早就引起了经济学理论的兴趣。20世纪40年代末期，哈罗德在其提出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指出当一国内部的储蓄不足以支持理想的经济增长率时，可以通过引进外部的资本来提高本国的经济增长率。1960年，罗托斯在阐述其经济“起飞”理论时指出，一个国家需要有足够的投资（国内净投资占国民收入中的比例超过10%）才能有效地启动现代的经济增长，而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偏低，往往不能满足这一条件，引进外资则能为实现经济起飞创造必要的条件。1966年，钱纳利和斯特劳特进一步提出了影响广泛的“两缺口”理论。其基本的内容是，后进国家在启动现代经济增长的时候，既面临着内部储蓄不足带来的投资缺口的制约，也面临外汇供给不足的缺口，后者制约其从国外输入投资物品的能力从而影响到资本的形成。引进外资是填补这两大缺口的有效手段。

　　现实生活中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也大大超过了对两缺口的简单填补。比如，外商直接投资可能带来广泛的技术转移效应，加快技术进步的速度，这一点内生经济理论等给予了高度重视。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影响一国经济增长的不只是资本和劳动的增量。在一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技术不是一种外生的变量，而是影响资本与劳动等要素投入产出关系的内生变量。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一个重大的影响是加速技术创新的进程，使发展中国家能够利用发达国家在历史上长期积累起来的科学技术进步的成果，加快自身的经济发展步伐。

　　1999年发表的《世界投资报告》指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往往是相当广泛的，集中起来说主要有5个方面：一是扩大投资的来源，加快资本形成的速度；二是带来技术转移效应，提高东道国的技术水平；三是拉动出口贸易的增长，增强出口竞争能力；四是增加就业机会，并改变就业的结构；五是对生态环境保护起到一定的示范和促进作用（1）。现实生活中，外商直接投资在上述几个方面的积极效应都不难观察到，当然在不同国家里程度往往不同。

　　外商直接投资给东道国带来的并不都是积极的影响。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普雷维什（RaulPreisch）、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等为代表着重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经济学家，明确指出了从发达国家输入的外部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进步可能带来严重的有害影响，通常的结果是加深后进国家内部的两极分化，对内部资本积累形成冲击，甚至形成“飞地”现象。卡尔多索（Fernando H.Cardoso）更加尖锐地指出，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结果是导致和强化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一方面，跨国公司把后进国家内部一些先进的经济部门同国际资本主义体系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它又使后进国家内部的落后经济部门依附于先进的经济部门，总体上形成一种“殖民地内在化”的效应，无助于后进国家本身的经济发展而只是服务于发达国家的需要。

　　上述经济学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激烈批判，并不只是一种情绪上的发泄，而与当时历史条件下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表现密切相关。比如，“飞地”现象在历史上的确较为广泛地存在过，外商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严重伤害也决非是个别现象。后来随着时代的进步（包括发展中国家本身所进行的斗争和经济发展），跨国公司的行为方式有转变，然而，某些方面的消极影响至今仍然存在。今天我们现实地来看待外商直接投资，那么它既不是天使，也不是恶魔，而只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商人。

　　从市场经济运行的角度来分析，特别是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况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应当也是不能忽视的。指出外商直接投资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并不是对其可能产生的积极作用的否定，相反，缺乏对外商直接投资消极影响的清醒认识，只会对发展中国家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产生不利的影响。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日益加速的形势下，的确有一些人包括一些经济学家只是片面地谈论外商直接投资的积极影响，忽视甚至有意抹杀外商直接投资的消极影响一面，这不仅在理论是不成熟的，在实践中也是十分有害的。

　　回顾历史，发展中国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态度经历了3个阶段的转变：一是在殖民主义条件下的无条件地、无奈地接受外商直接投资；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国家纷纷走上民族独立之后，一段时期内对外商直接投资采取全面排斥的方针；三是随着世界各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扩大，总体上对外商直接投资采取积极鼓励的方针。当前世界各国大都是把外商直接投资当作贵宾来邀请。面对以发达国家为主的庞大的国际资本体系，发展中国家明显处于弱势的地位。为更多地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发展中国家往往在政策上做出更多的让步，付出更大的成本，进而导致东道国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在某些方面的矛盾更加尖锐、更加深刻。因此，如何制定和实施有效的外资政策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种严峻挑战。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贡献

　　根据国家商务部网站提供的数据，2003年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1081家，比2002年增长20.22%；合同外资金额1150.70亿美元，同比增长39.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35.05亿美元，同比增长1 44%.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增长态势。截至2003年12月底，全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65277个，合同外资金额9431.30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014.71亿美元（2）。外商直接投资在加速中国经济增长中所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目前，人们比较多地是沿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来解释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简单地说，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增加了国内投资的资金来源，其他方面的条件不变，就能相应地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许多实证分析都是围绕这一思路来展开的。比如，杜江（2002）等人的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资本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这一点可以从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国资本形成的感应度（I/FDI：本国资本形成的变动量比外国直接投资变动量）上反映出来，实证分析的结果是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美元，可以带动国内资本形成的总量增加24.208元人民币。投资的增长则一直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我们认为，集中从要素供给增长角度来讨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不能很好地解释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理由之一是，从历史上看，建国之后我国就存在着相当高的积累率，这部分地是由于东方文化的影响，部分地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强制。参照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理论，我国很早就具备了进入现代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至少可以说，资本供给缺口论不足以有效地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从今天的现实中更可以看到，现在的国民储蓄总量远远超过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量，但外商直接投资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中国，资本供给数量问题显然不是主要的理由。

　　中国经济发展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中所获得的利益，从深层次上来分析，我们认为应当主要是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资源配置示范效应。也就是说，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运行的根本性影响不是资源供给总量的增大，而是资源配置方式的转换。诚然，外商直接投资的确增加了国内市场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供给，但它们是在资源配置方式发生了转变的条件下才发挥出预期的效果，并对国内生产资源的使用效率改进起到了明显的拉动作用。外商直接投资最重要和最深刻的影响是把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输入到中国来，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发挥出特殊的示范促进作用，而经济体制的转型则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概括起来说，这种示范作用突出地表现在3个方面：

　　第一，制度创新的示范。引进外商直接投资，首先是把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撕开了一个大口子，然后是在竞争中让市场经济在社会上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今天回顾起来看，真正让中国公众对市场经济的效率和活力有切身体会的，是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现实经济中的运行。如果没有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方面的重大突破，中国经济在整体上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进程不仅不会这么快，而且也许还会是难以想象的。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在国内市场上直接带来了政府与企业关系的根本变化，对整个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所产生的影响十分深远。

　　第二，企业竞争的示范。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国内市场上的运作方式，不仅在改革开放初期产生出强烈的市场冲击效应，至今仍然在市场上具有领先的示范效应。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缺乏效率的最基本的原因，是把作为经济发展主体的企业作为政府的附属物，完全使其失去了内在的活力。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进入，对我国企业制度的改革起到的示范作用非常重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引入的现代企业制度和企业家精神，对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型在微观层次上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第三，市场开拓的示范。从近年的现实生活中可以看到，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发现和满足国内市场需求方面往往起着先行者的作用。改革开放初期，外商投资企业比较抢眼的表现是在轻工业领域引入新的产品，提高产品的质量，如我国日用消费品和家电产品的发展过程，受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影响要远比进口明显。近年来，又是外商直接投资大规模地进入轿车生产领域等，大大地加快了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步伐，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结构升级产生了重要的拉动作用。

　　三、正视经济增长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

　　在充分肯定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的同时，当前我们特别需要清醒地看到事物的另一方面，即中国经济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近期国际上有一种评价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借来的。理由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基本上是依靠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来拉动。我们认为，虽然这样的评价明显过于夸张，但也的确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现在是正视中国经济发展对外商直接投资依赖的时候了。从现实情况来看，国民经济增长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较为明显地表现在3个方面：

　　第一是出口增长的依赖。2003年我国外贸总额达到8500美元，增长速度之高多年来罕见，与此同时，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进出口总额在我国外贸总额中所占比重也再创新高，接近56%.虽然我国对外贸易总额已经在全球排名第4，但与其他贸易大国如日本和德国等相比有两点明显的不同：一是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出口所占比重高，二是加工贸易的比例很大（这也与外商直接投资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重持续地快速增长，目前已经成为外贸增长最主要的来源。出口作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程度如此之高已经相当令人吃惊。

　　第二是技术进步的依赖。现实生活中的情况是，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的一些主导产业的发展往往依赖于外商直接投资，汽车工业和微电子产业是明显的例子。前者是多年来政府一直高度加以保护的产业，近年对外商直接投资开放之后，民族品牌已经接近消亡，快速增长的庞大国内市场只是为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扩张提供了良好的机遇。目前，后者则基本上控制在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手中，要实现技术转移看来还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更重要的是，在新兴战略性产业中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完全开放，直接对国内的研究开发能力的培育起到了摧残作用，也对国内资本的进入形成排挤效应，整体上明显地强化了对国外先进技术的依赖。

　　第三是资本形成的依赖。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在国内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是持续上升的，近年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之这个比率明显地偏高，更不用同发达国家来进行比较。另一方面还要看到，国内我们自己的投资也有很大一部分是与外商直接投资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如为外商直接投资项目配套的基础设施投入等，在沿海地区这一比例是相当高的。投资推动是近年中国经济快速的一个主要因素，而社会总投资的增长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密切关联则不能不令人有些担忧。

　　经济运行过程中形成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与积极有效地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初衷是相违背的。从国民经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考虑，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所具有的潜在危害相当严重，尽管有些问题在短期内还不明显，甚至短期来看还是有益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矛盾就会逐步暴露出来。

　　首先，国民经济结构升级受阻。我国人均国民收入突破1000美元之后，产业结构升级将是推动国民经济总量持续增长的一个关键性因素，而目前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形成的出口依赖和技术依赖等，显然对加速经济结构升级很不利。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不利影响正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显示出来。比如，前面已经指出加工贸易在我国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非常之高，而这与外商直接投资密切相关。出于对自身投资利益的考虑，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会本能地让这种格局尽可能长地维持下去。众所周知，出口结构直接制约一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是着眼于利用我国廉价的劳动力，外商已经形成的投资客观上都难免会成为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的阻力。

　　其次，竞争挤出效应日益明显。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国内资金从短缺走向过剩，外商直接投资在国内市场上的作用也越来越多从积极地增加有效供给，转变为对民间投资和国有资本形成挤出效应。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内，国内资本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竞争主要集中在有限的资源方面，如基础设施和能源供应的竞争等，整个市场的供给则严重不足。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与国内企业的竞争已经明显地转向争夺相对饱和的国内市场方面，凭借政策上的优惠和资本技术上的优势，对国内民营资本和国有资本形成挤出效应。现实生活中不难看到，上海等地区把重点放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上，民营经济的发展就不行；而浙江等地区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方面相对落后一些，民营经济就蓬勃地发展起来了。

　　再次，与长远发展目标的差距扩大。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总量和人均国民收入都持续地快速增长，但有两个方面的矛盾却呈现出日益尖锐的趋势，一是就业紧张，二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这些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密切相关。比如，从就业的角度来看，虽然外商直接投资重点是利用我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但外资项目要么集中在见效快，效益高的一些项目上，如加工贸易等，在国内的产业关联低，增加就业有限；要么是投资于高技术领域，如电子芯片制造等，就业数量更加有限。国内资金过多地用于为外商直接投资配套服务，也降低了解决社会就业问题的能力。

　　四、适时调整优化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

　　今后，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不应当继续停留在简单的引进上，而应当把重点放到重新构造外资与内资之间的相互关系上来。过去的一段时期内，我国通过放开市场，提供优惠政策等把外商直接投资吸引进来，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在封闭经济体制中所没有的新的增长极，因而提高了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然而，我们应当看到，这只是一种短期效应，相当于一种外挂的发动机。随着国民经济发展进入结构变迁为主的阶段，这种外挂式动力的方式局限性越来越大，而风险则越来越高。今后应当考虑的选择是把这种外挂式的动力内部化，在更积极地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同时，努力把它与国民经济长远发展的需要更好地协调起来。

　　进一步说，未来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格局是有效利用还是被动依赖，关键要看国内资本的生长和发育。如果国内资本不能有效地加速积累和发挥出应有的功能，则经济增长必然要继续依赖引进外资，即使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不多也摆脱不了依赖的地位。反之，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越多，就越是能积极主动地利用外资。因此，促进国内资本的积累和功能强化，无疑是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第一选择。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应当以促进内资的发育为导向，同时注意发挥内资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方面的竞争效应，这是从整体上彻底摆脱对外商直接投资依赖的根本保障。

　　争取较早地摆脱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特别是避免这种依赖的加深，应当是我国今后几年在扩大对外开放的中需要切实解决好的一个课题。在这个方面，政府的选择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市场经济历来是在特定的制度安排下运行的，政府的决策直接影响到市场竞争的格局和资源配置的效率。及时对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对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协调好对外开放与国内经济发展相互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当前的现实情况来看，我们应当重点搞好以下几个方面的政策调整：

　　第一，集中引资优惠政策的授权。作为发展中国家，为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一定的优惠政策是必要的，但我国目前在这方面给予各级地方政府过大的自主权，直接导致恶性竞争，这是形成对外资依赖性的重要机制。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传统经济体制中存在一些弊端现在都明显地集中到招商引资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上来了。从保障国民经济长期稳定的需要出发，中央政府从现在应当对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实行高度的集中统一，使各地政府把注意力转移到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上去，从全局上形成协调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经济发展关系的氛围。

　　第二，真正落实国民待遇的原则。尽管我国的投资环境还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许多方面享受着超国民待遇，这种状况是广为人知的。我国应当根据WTO等国际经济组织的规则，对外商直接投资尽快地真正落实国民待遇的原则，这样做将获得两个方面的好处：一是有利于把真正具有科技实力和管理效率的大型跨国公司吸引到中国来投资，在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形成公开的竞争。二是为国内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加速国内资本的形成和积累，从而在扩大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同时减少对外资的依赖。

　　第三，实现从引资到引知的战略转移。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要作根本性的调整，把目前偏重于引进资金流量转向以技术创新与制度移植为重点。从现在起，政府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优惠，应当集中到鼓励技术转移和制度示范等方面来。比如，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华设立研究与开发中心，应当给予比一般性投资项目更多的优惠，而对技术含量低的投资项目取消优惠政策。当前，应当及早制定一些必要的政策措施，鼓励外资兼并和收购国内企业，使国际上先进的企业管理方式得到较快的扩散，同时这也会有利于控制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提高全社会的资本使用效率。

　　第四，强化招商引资的结构导向。结构升级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今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项目要以结构优化为基本的取舍标准。一方面，要通过产业导向等途径把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更多地引向需求增长快的领域，如适当地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开放基础设施市场等，因为市场有效需求增长快的行业就不大容易出现垄断和形成依赖；另一方面，对外商直接投资已经居于主导地位的一些产业，要尽早实施反垄断措施，同时严格限制外商直接投资的继续投入，包括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原领域内新增和扩充资本。总之，在中国经济进入快速的结构转型时期后，要特别警惕出现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性依赖。

　　主要参考文献：

　　1.江小涓：《跨国投资、市场结构与外商投资企业的竞争行为》，《经济研究》2002年第9期。

　　2.陈飞翔：《市场结构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财贸经济》2002年第2期。

　　3.杜江：《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分析》，《世界经济》2002年第8期。

　　4.陈飞翔、蔡茂森等：《开放效率论》，同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