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总结了凯恩斯储蓄———投资模型的贡献和不足及其后继者所做的修补，考察了该模型理论在美国和中国不同时期的需求管理政策效应，并得出了两个有益的启示：第一，凯恩斯药方不能无条件地滥用，因为其本身存在长期负效应；第二，要转变投资观念，应重点对准基础设施和教育，这才是有利于长期发展的关键。

　　[关键词]凯恩斯主义　储蓄投资模型　需求管理政策　经济增长

　　一、凯恩斯的储蓄———投资模型：贡献与不足

　　凯恩斯（J·M·Keynes，1936）在其经典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提出并论证了著名的储蓄投资模型，即：

　　如果  所得=产品价值=消费+投资

　　储蓄=所得—消费

　　那么  储蓄=投资  即S=I

　　上述模型表示，一旦储蓄与投资相等，即把储蓄全部用于投资，那么一国的经济就可以在充分就业的状态下达到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均衡。在经济意义上，该模型是凯恩斯进行理论推演和提出需求管理政策建议的枢纽，是其社会投资理论的核心。

　　1.该模型的理论贡献

　　透过该模型，凯恩斯针对20世纪20年代英国经济的持续疲软和紧接着的世界性经济大萧条，一反新古典经济学教义，对就业不足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和对策，在理论上做出了重要贡献。

　　（1）打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瓦尔拉体系中的确定性假设，代之以不确定性和不完全信息，提出了不确定预期概念，并将全部理论分析建立在这一概念之上。受哈特（Hart）的影响，他明确区分了可计算概率的偶然事件和不可预知的不确定事件，也区分了宏观不确定性和主观不确定性的不同（黄奕林，1997）。

　　（2）坚决批判新古典经济学市场自动均衡基础的“萨伊定律”———供给自动创造自己的需求，明确提出就业不充分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同时提出非自愿失业问题。他使人们对经济波动的视角从传统的供给方转到了需求方，并提出需求管理的概念和思路。

　　（3）认识到“看不见的手”并非十全十美，明确提出要由政府干预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提出政府扩大公共工程开支和举债操作的政策建议。

　　（4）推进了对一国经济的宏观总量分析，提出了实现国民经济宏观均衡的基本条件，为政府政策提供了初步的宏观经验支持等。

　　2.该模型的内在缺陷

　　与理论上的巨大成就相比，该模型所隐含的不足同样显著，以致遭到来自多方面的批评。

　　（1）完全依赖主观不确定的三大心理规律的有效性值得质疑，它们不能有效解释S≠I时充分就业的情况（刘涤源，1997）。

　　（2）假定他的有效需求的分析是正确的，通过增加投资来解决供求矛盾和就业不足，无意间他又走了萨伊的老路：投资决定消费，甚至是投资决定投资———原本意义上的需求管理变成为投资管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他看来，从长期看消费需求是稳定的，因此问题在于投资需求，它仅是由企业家的不确定性预期所引起———这是他投资需求认识上的第一次错位（周学，1998；杜勇廷，2001）。

　　（3）投资需求上的第二次错位，是对固定资产投资与商品存货投资间的不当处理。在他看来，正常的存货投资是不存在的，甚至也不应当存在，而现有的存货只是为了应付不测。因此他把企业的营运资本与资本投资混在一起，而且新的资本投资不会引起成本结构上的变化（科库特·A·埃图克，1998）。由于没有资产专用性概念，他的资本货物是同质无限可转换、可分割的，且资本劳动比率不变。然而，他在这里赖以立足的技术不变的假设是不存在的。

　　（4）投资需求问题上的第三次错位，是凯恩斯根本没有人力资本投资需求上的概念。在这一点上他比他的老师马歇尔，甚至比斯密都有倒退。因为至少在后两者那里，人的知识和技能都是一种积极的生产要素，也是一种财富，而且需要相应投资才能形成，即对人进行投资是值得的。在他的分析中子女教育费用仍然是其消费支出的一部分———尽管它能不构成当期消费，但需要储蓄———主观的、社会的动机。他忽视了劳动力的不可分性和异质性，而且除了企业家和政府官员外，一般的工人都是被动的听候差遣的工具。

　　（5）由于对维多利亚王朝的怀旧情绪，他一方面假设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效性和不变性，在产权和分配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可以在自身系统内解决失业和波动问题；另一方面却又企图幻想消除食利者阶层使货币的利率降为零，从而提高资本的边际效率，以便增强企业家的预期，扩大投资，解决就业。制度不变的假设使他的“激进”思想处于痛苦的自我煎熬之中，导致他在理论上从解决长期静态增长中就业问题转入短期波动均衡，使长期动态分析变为短期分析，因为在他看来“长期以后，我们都死光了”（Keynes语）。

　　（6）投资乘数和加速原理是他的重要发现，这一发现是建立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人口稳定从而消费稳定的假设基础上的。按这一发现进行长期政策运作的结果是一种发散的趋势，即需要越来越多的投资，直到有一天不能支撑为止———就像给一个破轮胎打气需要越来越大的打气筒，而最后再也找不到这样的打气筒了（吴健军等，2001）。

　　（7）正当总量分析成为其主要贡献时，缺少微观分析基础也就成为显而易见的缺点，其旨在达到宏观效果的传导机制是极不充分的。在资本货物市场、消费市场、金融市场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缺乏坚固有效的桥梁，这已经成为不言自明的共同感觉。

　　二、有限的修正：后继者及其发展

　　“凯恩斯革命”引发了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的大地震，而且余震不断以新的形式出现。凯恩斯理论取得在主流经济学中的地位后，为弥补其不足，修正其错误，产生了与之相关的许多后裔，最亲近的有“新”（Neo-）凯恩斯主义、新（New）凯恩斯主义和经济增长理论，而发展经济学也想与之攀亲结故。在20世纪70～90年代中期以前，曾被新古典经济学的复兴打得落马的凯恩斯经济学，似乎在默默地萌发新根。但是，凯恩斯家族中前两者的界限并不清晰。

　　“新”凯恩斯主义，也有人称后凯恩斯主义，存在于上世纪50年代后半期至80年代初期之间，包括新古典综合派、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冯金华，1997）。传统凯恩斯主义主要是从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而不是从劳动市场的货币工资刚性来解释失业的。由希克斯（J·R·Hicks）概括、汉森（A.Hansen）推广的所谓“IS-LM模型”，是其主要的分析工具，而且上述三个流派仍然用IS—LM模型来解释各自的理论观点。但是IS—LM是否真实体现了凯恩斯的意愿颇受质疑，甚至有人认为这一模型无意中歪曲了凯恩斯的S—I分析（陆家骝，1996）。同样，在关于经济过程内在稳定性的认识上，三派都把凯恩斯的不确定性概念中的主观部分去掉了，只留下了“未来宏观的不确定性”含义。在经济分析时限方面，他们放弃了传统的“短期”时限背景，而代之以长期的时限背景为立足点，“把现实经济过程的短期情况理解为对于长期理想均衡状态的偏离和特例”。与之相适应，新古典综合派的莫迪利安尼（F.Modigliani）等提出了关于消费支出的“储蓄的生命周期假说”，弗里德曼（M.Friedman）的货币主义则提出了“持久收入假说”，理性预期派由于假定完备信息和完全理解预期而直接把前两者的“长期的充分就业和一般均衡”推演至短期（陆家骝，1996）。实际上，新古典综合派（Meo-ClassicalSynthesis）是把局限于传统凯恩斯主义的IS-LM结构，发展为一个包括供给分析在内的、更加综合一些的总供给———总需求模型，否定了传统投资的低利率弹性和流动性陷阱造成非自愿失业的说法，而用货币工资刚性来解释。弗里德曼和卢卡斯（R.Lucas）也是持类似看法，只是弗氏采用了适应性预期，卢氏采用理性预期。

　　新凯恩斯主义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其代表人物主要有S·费希尔、J·斯蒂格利茨、阿罗（K.Arrow）、G·阿克洛夫、G·曼昆（G.Mankiw）和哈特（O.Hart）等。在理论上，他们试图将宏观经济学建立在坚实的微观基础之上，并在经济人最大化原则和理性预期的假设前提下，以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和均衡分析等方法，借助相对价格刚性等实际市场的不完全性来解释宏观经济波动。在财政政策上，他们主张“适度”干预的对经济“粗调”，用来消除市场失灵，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他们用菜单成本、近似理性、厂商声誉等理论模型来说明价格刚性的微观机理，用不完全竞争分析财政政策对个人福利和收入水平的影响。在货币理论上，他们承认资本市场的不完全性，提出了信贷配给理论，把货币政策从个人需求转向了银行系统及其信贷机制，认为信贷配给和利率一样都有货币政策的传导作用，货币政策的目标依然是稳定物价和促进经济增长，利率是货币政策的基本目标。在对外贸易政策上与凯恩斯本人的保护主义主张不同，他们倾向于战略贸易，即通过国家干预提高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但是其价格粘性理论还缺乏说服力，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虽有宏观行为的微观基础，但没有微观行为的宏观基础（冯金华，1997；甘文华，2001）。

　　经济增长理论从动态经济学的角度去修补凯恩斯理论的静态缺陷，并成为一个不断发展壮大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哈罗德—多马模型（Harrod-DomarModel，H-D）是对凯恩斯S=I模型早期的动态化发展，提出在假定资本产出比不变的情况下，均衡经济增长率取决于储蓄率，即储蓄倾向。但由于该模型隐含的技术不变假设是不现实的，其资本主义经济难以持续稳定增长的结论也不符合西方经济增长的事实，因此索洛（Solow）和斯旺（Swan）等人修正了其中资本产出比固定不变的假设，形成新古典增长理论。该理论认为储蓄率的变化不具有增长效应，除非能使资本边际产品增加。该理论还解释了各国经济为何存在趋同倾向，并强调技术进步是人均收入增长的源泉。然而该理论将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变量而排除在经济系统之外，使它不能很好地解释各国经济增长中广泛存在的差异，哈罗德中性技术进步假设又限制了该模型的解释力和普适性，经济自发运行在最优路径上导致的政策无效不符合经济增长中的现实，总量生产函数和总资本概念在逻辑上得不到支持，而资本的易适性假定否定了企业家预期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为弥补新古典的这些缺陷，罗默（P·M·Rormer）、卢卡斯（R·E·Jr.Lucas）、琼斯和真野惠里（L·E·JonesandR.Manuelli）以及雷贝洛（S·Rebelo）等众多新增长理论家将技术进步内生化，形成了所谓内生增长理论。该理论采用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方法，认为经济持续均衡增长是内生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来自有意识投资的内生技术进步则是这种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认为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是实现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条件，因而国际贸易和知识的国际流动会加大对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在不存在政府干预的情况下，经济增长通常表现为一种社会次优，经济政策很可能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率，因而一般情况下政府对研究和发展（R＆D）进行资助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是，内生增长理论目前还没有一个普遍接受的基本理论模型，许多假设条件还过于苛刻，因此还有待进一步发展（朱勇，1999）。

　　发展经济学旨在研究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问题，在其最初发展阶段，由于受到H-D模型的影响，存在唯资本论的倾向。在凯恩斯S=I模型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学针对储蓄不足问题提出了一个开放条件下的“两缺口”模型：I-S=M-X.该模型表明了钱纳里和斯特劳特重点考察的储蓄约束和外汇约束，即I-S（投资与储蓄之差）为“储蓄缺口”，而M-X（进口与出口之差）为“外汇缺口”。他们提出了调整两个缺口的积极的和消极的方法，前者是指利用外资，而后者是指依靠自身力量调节投资和储蓄，或控制进出口。进一步由赫尔希曼发展的“三缺口”模型则指出了发展中国家最关键的约束条件是技术的缺乏，主要表现为缺少必要的技术知识、管理和企业家的才能。据此他提出了利用外资时的“一揽子”资源进口计划。从实践的观点看，这一缺口的弥补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另一些经济学家提出包含“税收缺口”的“四缺口”模型，它进一步表明政府在公共投资上运作时的财力困难，而有些相应的政策建议未必能凑效（谭崇台，1989）。

　　三、实践中的成就和困惑：美国与中国

　　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理论无疑是对新古典市场自动实现均衡缺陷的重要补充。自经济大萧条以来，尤其是随着二战结束后的重建工作，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在欧美日发达国家和落后的新生民族独立国家同时得到广泛传播和应用。但是，成就和问题总是相伴而行。虽然根据I-S理论采取的政府投资干预和赤字财政政策能够使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但是，由于I-S理论的内在缺陷，长期奉行这一政策的结果终于导致凯恩斯国家干预的需求管理政策陷入泥潭，使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普遍陷入经济滞胀的煎熬之中，从而使新古典的自由市场信条重新赢得了市场。但是其后90年代克林顿政府时期的经济政策，使凯恩斯主义的思想又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恢复，形成总体上是一种类似新凯恩斯主义经济思想的“克林顿经济学”，而这一政策的实施为美国创造了长达119个月持续的低通胀和高增长。克林顿经济学体现于他的竞选纲领《把人民放在首位》和当选后呈交国会讨论表决的经济纲领《美国变革的前景》中。克林顿经济理论与政策的基本思想是：政府必须干预经济，尤其是财政干预，以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战略目标。

　　克林顿经济政策的基本思路是进行改革，长期兼顾，双管齐下。具体措施有：既刺激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又要削减赤字，压缩债务；短期内用财政刺激促使经济复苏，增加工作职位；长期内则逐渐减少赤字，增加政府公共投资，以维持经济的稳定持续增长。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其长期投资计划。该计划要求在4年内投资1600亿美元，以消除公共部门和私人企业的负债投资，除将总计480亿美元的投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外，主要投资于教育、职业培训和研究与发展，借此开发人力资源。克林顿认为产业结构不合理是美国经济增长乏力、国际竞争力下降的重要原因，而人的素质与技能是最宝贵的资源，是经济振兴的根本动力。因此，尽管克林顿本人未明确认同凯恩斯主义，但还是有充分理由表明其政策从思路到措施都基本上是凯恩斯主义的。可以认为，新凯恩斯主义与传统凯恩斯主义构成克林顿经济学的直接基础，后者的得势意味着凯恩斯主义的复兴（傅殷才、文建东，1994）。

　　我国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由于受传统计划管理体制中政府干预的先天影响，凯恩斯的学说好象作为医治市场失灵的药方而更易被接受，尤其在出现通货紧缩的情况时，凯恩斯药方便被搬了出来，但结果并不灵验。

　　从1996年至1999年6月间，央行连续进行了7次降息。降息的主要目的是鉴于当时我国宏观经济形势主要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就业形势严峻，通过降息可以进一步刺激内需。具体目标是：刺激社会消费需求；刺激社会投资需求；刺激或激活股票、国债等资本市场。但是，连续7次降低利率并没有取得官方设想的预期效果，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仍然增势不减。问题在哪里？凯恩斯模型本身所隐含的假设条件存在问题：储蓄、收入、消费和环境不是无差异和均衡的。据有关资料表明，我国约7万亿元储蓄大约为20%的储户所拥有，而80%多的储户只拥有储蓄存款的20%.80%的低收入阶层存款是为应付未来需求，20%高收入阶层其基本消费却已满足，多次降息并不能刺激其消费。由于居民收入实际增幅逐年下降恶化了对未来的收入预期，抑制了即期消费增长，形成增加储蓄存款以应付未来需要的强烈吸引力。由于关系到居民切身利益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在全社会失业问题严重的情况下，保障基本生活就成为居民储蓄的主要目的。由于子女上学、购房用款及医疗费用等多方面的隐性压力，使老百姓不敢随意提取存款用于消费。在城市普通居民中基本家电用品已购置齐全，城市中初级消费阶段已经过去，农村地区普通家电等耐用消费品仍是看多买少，消费需要旺盛却购买能力不足。所以，无论政府采取什么宏观需求管理措施来刺激经济增长，其效果并不如预期那样特别明显（王忠文等，1999）。

　　四、结论与启示

　　凯恩斯的储蓄———投资模型在理论上是对市场万能论的一次革命，增加了对政府经济职能的重新认识，也是政府干预经济的一个理论基石。由于经济系统本身的复杂性，虽然其固有的缺陷被其后继者进行了适当的修补，但是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凯恩斯主义的投资———需求管理政策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并不总是有效。因此，从中可以得到两个有益的启示：第一，凯恩斯药方不能无条件地滥用，因为其本身存在长期负效应；第二，要转变投资观念，应重点对准基础设施和教育，这才是有利长期发展的关键。

　　主要参考文献：

　　1.王忠文等。七次降息与凯恩斯陷阱[J].经济界，1999，（06）。

　　2.冯金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3.甘文华。凯恩斯经济学的回归：凯恩斯主义与新凯恩斯主义[J].现代管理科学，2001，（01）。

　　4.刘涤源。凯恩斯经济说评论[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5.朱勇。新增长理论[M].商务印书馆，1999.

　　6.吴建军，傅小龙。凯恩斯投资理论的动态困境对我国的启示[R].武汉冶金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04）。

　　7.杜丽群。凯恩斯以前西方投资理论的发展[J].经济科学，1998，（06）。

　　8.杜勇廷。论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萨伊、凯恩斯供求理论之比较及其现实意义[R].南京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03）。

　　9.陆家骝。论当代经济理论与凯恩斯理论的三个分歧[J].学术研究，199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