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我国经济在经历了近20年的持续高增长之后，开始步入以结构调整与增长方式转变为主的转型时期。市场容量的扩大、需求的多层次性以及“消费断层”的存在促使在华外商直接投资无论在投资动机、投资方式还是投资类型方面均呈现出新的特点。

　　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和国际分工的细化，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我国经济在经历了近20年的持续高增长之后也开始步入以增长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为主的转型时期。市场容量的扩大、需求的多层次性、工资差距的变动以及“消费断层”的存在促使在华外商直接投资无论在投资动机、投资方式还是在投资类型方面均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在华外亩直接投资的现状及特点

　　（一）从投资动机方面分析，国内市场开发型直接投资所占比重迅速提高，但低生产成本仍是引资的首要因素

　　由经合组织在华外商投资企业调查问卷结果分析可知（见表1），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仍以成本节约型为主，其中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是吸引外资的主要因素，也是广东、福建等地电子零部件加工行业中外企大量存在的根本原因之一；同时大型跨国公司以占领我国国内市场份额为主要动机的市场开发型直接投资所占比重迅速上升。据日本东洋经济新报社编《海外进出口企业总览1996年版》的调查资料显示，90年代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中占领当地市场占首位（22.6％），利用劳动力则仅占第三位（17.0％）；此外，文化亲和力、引资优惠政策及政府支持等良好的企业运营环境因素也有较大的影响。

　　（二）从经营绩效方面分析，大型外面投资企业多以内销为主，销售利润率并不高，且与内销率之间无明显的相关关系

　　这里笔者将内销率大于70％的外商投资企业定义为内销型外企。由表2可知，我国最大的120家外企中以国内市场导向型为主的占73.86％，其中内销率最高的一组销售收入比重和利润比重分别达50.44％和44.20％。但是采用计量经济方法分析发现，内销率与销售利润率、资产利润率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从总体来看，内销型外企的利润比重反而较之销售收入比重小，这与跨围公司占领当地市场、扩大市场份额的初期投资动机、相应他针对本地消费水平、需求层次进行适应性产品技术研发以及差异产品生产与改造有必然的联系。

　　（三）从间接效应方面分析，市场开发型直接投资的产业“前／后向关联效应”、技术管理方面的“学习效应”、“涓滴效应”以及竞争加剧带来的“外部经济”相对明显

　　从投资来源国方面分析，市场开发型直接投资多来自经历了信息技术革命、处于国际分工上游的美日欧发达国家，它们无论在技术，管理经验方面还是在差异化产品开发改造方面都具有垄断优势；从产业投资方面分析，市场开发型直接投资多集中在服务业、医药制造及机械工业等前／后向关联效应较强的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从外部环境方面分析，国际市场竞争的白炽化以及占领东道国市场份额的投资动机促使其研发（R＆D）机构、管理人才的本主化、转移技术的高层次化、适应性产品技术的开发进度加快，此外还通过加剧国内市场产品这间的竞争来推动内资企业改进效率，实现“外部经济”效应。王岳平（1999）实证分析认为，在华外企出口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和相对技术水平之间呈反向变动关系，其中出口率小于5％和介于15％与5％之间的外企的全要素生产率达0.94和1.17，相对技术水平比值分别达1.14和1.81，均高于内资企业平均水平。

　　二、影响直接投资类型转交的区位决定因素分析

　　海默、巴克利等人从市场缺陷和交易费用方面对国际直接投资主体行为进行了详致的分析，而对东道国引资区位因素的分析相对薄弱。这里本文试图借鉴邓宁的部分研究方法与观点，从东道国的角度分析影响在华外商直接投资动机与类型转变的区位因素，以期得出几点富有建设性的启示。

　　（一）市场容量的扩大、消费需求的多层次化以及供求结构失衡导致“消费断层”的存在促使大型跨国公司市场开发型直接投资源人。

　　从市场容量方面分析，凯夫斯认为：消费水平上升利于向水平一体化的国际直接投资转变；具有开发、生产和销售差异化产品垄断优势的跨国公司更倾向投资于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消费者能够识别和消费差别化产品的国家。我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收入总体水平提高、社会需求总量扩大、居民消费能力增强，缩小了与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之间经济发展阶段、人均收入的差距，为其营造了开发、生产、销售差异化产品的消费环境，促使“宝洁”、“摩托罗拉”等大型跨国公司纷纷将目光转向我国国内市场，大量涌入北京、上海、大连等经济发展相对较快地区的洗涤用品、电子通讯、旅游、餐饮等行业。从供求结构方面分析，城乡之间、工农业之间、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内陆地区之间存在的“二元结构”导致个人收入差距拉大，消费需求呈现多层次性；经济高速增长与结构调整、升级的滞后导致供求结构失衡、“消费断层”出现，再加上潜在旺盛需求的存在与消费档次的升级，这些均为具备适应性产品技术开发能力的跨国公司提供了进入机会，并促使其由劳动密集型下游加工环节转向技术含量较高的中上游生产环节，着手开拓高档商品市场，企图凭借在差异化产品研发方面的技术垄断优势来获取长期超额利润，近期“杜邦”莱卡技术成功进军我国内农行业便是典型的实例。

　　（二）单位要素成本差距缩小促使市场开发型直接投资比重上升

　　James和Francisco（2000）在《美国对墨西哥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分析》一文中，通过利用微分方法和拉格朗日求极值的方法，将邓宁的区位优势理论中的各因素加以量化，认为两国单位生产成本差距，即相对生产成本高低，而非绝对生产成本是引发成本节约型直接投资的根本原因。由以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所引发的技术创新及其在设备改造中的应用使美、日、欧跨国企业生产效率大为提高；其全球性生产、营销体系的建立较大程度地降低了交易费用，实际效率工资也随之相应降低；新能源及新型替代原材料的出现有效弥补了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资源缺口”，促使原料成本大幅下降，从而缩小了与我国的单位要素成本差距。这种仍于专利技术和高生产效率而产生的垄断利润促使了发达国家纷纷投向适应我国国内消费水平的电子通讯产品，以及单价低、倾向于靠近消费市场生产的洗涤用品、食品、餐饮和旅游等不可贸易产品或等级低的产品，对华展开以抢占潜在市场份额为目标的进攻性市场开发型直接投资。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劳动力成本差距的存在导致以加工贸易为主要形式的出口导向型直接投资在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中始终占主要地位，我国在电子及汽车零部件加工、轻纺服装行业充当了日、韩等国的“后院加工厂”。王岳平（1999）通过实证分析认为，在华三资企业出口率越高，其劳动密集程度也越高，其中出口率达95％以上和介于85％至95％之间的两组三资企业的相对劳动密集程度指数分别为1.45和1.12，这表明出口导向型外企是以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这一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以韩国为例，一方面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滞后，缺乏独立的技术研发能力，政府退出滞后导致大企业集团形成长期“行政垄断”的局面；另一方面国内公共设施费用高昂，工会力量致使制造业工人工资大幅上涨，小国特征以及农业萎缩致使其国内资源匮乏，主要依赖进口。种种因素导致标准化生产环节在其国内的生产成本并未随工业化发展而相应同步降低，两国单位要素成本差距，同制造业职工工资差距一样，不降反升。经历危机洗礼后，韩国为加速本国经济复苏而实施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鼓励中小企业海外发展的各项措施，配合国际分工细化、生产链延长、生产环节标准化以及地缘优势等种种因素，大大加快了以劳密产业及相关生产环节为主的夕阳产业，向我国的转移，企图利用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享受在本国已被欧盟取消了的“普惠制待遇”，以及我国对本地化生产的优惠和鼓励来实现加工产品生产的专业化和规模经济优势。因此在华韩企多为从事食品、纺织服装及电子部件加工的中小独资企业，产品以返销或销向第三国为主。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两国之间产业内贸易及同一产业内上、下游生产分工的发展。但由于产业链短、生产效率不高、本地化水平低，其“外溢效应”不明显。

　　（三）贸易、投资制度的健全、企业运营环境的日趋完善以及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的趋同有利于跨国公司以购并方式进入，参与国企改革

　　从制度因素方面分析，以韩、日外资企业为主的出口导向型直接投资更关注与成本节约有关的加工贸易原料、设备进口减免税等优惠政策变动以及影响交易成本的地理距离、运输便利性等区位因素。由于该类投资在东道国多数仅仅是处于熟练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生产链短，原料以进口为主、产品多销往国外，前／后向关联效应较差，与东道国外部联系少，因此意识形态及文化亲和力因素影响相对较小；对比而言，以开拓和占领东道国市场份额为主要投资动机的欧美国家跨国公司则更注重市场体制的健全、政策法规实施的透明性和一致性、企业运营环境的稳定性、政府的重新定位以及管理部门的办事效率等投资软环境。除此之外，具备较强的当地需求水平调研能力及适应性产品技术研发能力的餐饮、旅游、保险、金融行业的三资企业根据其研发机构、管理人才及营销当地化的要求，更倾向于意识形态趋同和文化亲和力较强的地区进行投资。原材料采购及营销逐步实现当地化，再加上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则使得地理距离远近的影响趋于乏力。

　　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已具备了积累资本、保持经济外延式高增长的能力，因此，具有较强“外部经济”效应的市场开发型直接投资取代成本节约型直接投资，更适合我国当前结构优化升级、获取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需要。同时，市场机制的建立和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加速则促使跨国公司大量涌人。首先，以贸易、投资制度方面分析，一方面对在华外企产品出口比率限制的取消，关税连续下调促使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在原材料进口减免税政策方面的趋于一致有利于直接投资向市场开发型转变；另一方面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以及国企改革的需要，政府倡导放松股权限制、鼓励由“绿地投资”即以新设投资为主转向以并购方式进入、参与国企改制的政策导向促进了跨国公司的进入。其次，从企业运营环境方面分析，各国实证普遍表明：由于存在“刚性”与“跟进效应”，采用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对引资的影响并不明显。因此我国在市场准入不断扩大的同时，加快了知识产权和私人财产权保护的立法，逐步放松金融管制，减少外企“超／次国民待遇”以实现内外资企业的公平竞争，完善企业的运营环境，从而促使在华外企营销战略重点由出口转向内销。最后，伴随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各民族、各地区文化习俗之间的界限逐渐淡化，意识形态趋同，顾客对本地产品偏好构成的贸易壁垒减弱，这些均有利于跨国公司实现研发机构、管理人才、营销企业文化的当地化。

　　三、相关建议

　　（一）改善投资“软环境”

　　实证表明：各国普遍采取优惠引资政策，致使其存在“刚性”与“跟进效应”，因此在采用税收减免等优惠时，效益未必大于成本，对引资的影响并不明显，并且会因为与东通国主导产业抢资源、抢人才、抢市场而导致东道国福利损失。因此我们应着手提高政策法规透明性与一致性，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高管理部门的办事效率，完善制定并有效执行产权法规以降低交易成本，改善投资的“软环境”。

　　（二）放松股权限制，鼓励跨国公司以购并方式进入，参与国企改造

　　对进入方式和股权的限制是目前跨国公司进入我国所面临的最大障碍，同时也间接地影响了国企效率机制的建立。因此应放松股权限制，鼓励由传统的“绿地投资”转向以购并方式进入并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增强企业活力，提高企业运营绩效。

　　（三）适度扩大服务业的市场准入，改善外商投资产业结构

　　对比与其他几个引资大国的国际投资产业结构，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中分布在第三产业的比重仍明显偏小，相应地对关联效应较大的服务业的投资也仍显不足。因此应以产业倾斜政策取代以往的地区倾斜政策，鼓励外资流向运输、贸易、咨询等前／后向关联效应较强的服务行业，发挥其中介作用，提高国内同业服务质量，实现投资结构的高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