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利用世界银行提供的分析框架，从宏观稳定性、国际一体化、监管制度、治理结构、行政效率、市场进入和退出机制、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服务等方面对中国的投资环境进行了国际比较研究，并对中国投资环境的地区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善中国及地区投资环境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中国投资环境　国际一体化　监管制度　治理结构

　　一、投资环境的界定

　　投资环境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它不仅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宏观层面的政策，也涉及制度框架，以及基础设施的数量、质量等。简单来说，投资环境是由三大部分组成：一是宏观环境，指的是经济、政治的稳定性，包括财政金融、外汇外贸政策。宏观稳定性强，投资环境就好；二是制度环境，包括法律法规的框架问题、效率问题。就企业来说，它涉及的内容包括市场的进入退出、劳动关系、劳动力市场的灵活程度、金融与税收执行效率、政策透明度，以及各项环保、安全、健康等规定的执行情况。问题不是要不要有这些规章，而是在设计规章时能不能把监管与激励机制有效地结合起来，能不能避免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的出现，能不能做到有助于公众利益、易于实施而不会滋生腐败和干扰；三是基础设施的数量和质量，包括硬的基础设施、金融服务，如电力的供应、交通运输、电讯、银行服务。一般来说，宏观政策比较稳定、制度环境比较健全、基础设施条件好的，投资环境就好些，吸引的投资就多，投资的效益就好，而且还能带动更多的投资。我们讲投资环境的好坏，不能单纯看投资额多少。投资额高，并不一定就代表投资环境好。在有些情况下，投资是靠政策的倾斜、或减免税等措施实现的，这种情况可能一时奏效，但从长远来看不一定效果就好。伊思特利（Easterly）最近进行经济增长研究时发现，投资数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度出入意外地低，投资环境的好坏主要看它是否有利于生产率的提高，是否创造了更强的竞争力，是否能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因此，投资环境关系到政府的宏观政策，关系到国家的制度框架，关系到企业的微观行为，也关系到基础设施。要改善投资环境，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

　　二、中国投资环境的国际比较

　　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中国一直是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正如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所说的，如果把中国的省都作为一个独立的地区来看，那么从1978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二十个地区全都在中国。中国的快速增长不仅反映在GDP方面，增长带来了广泛的效果。以摆脱绝对收入贫困的人数计，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无疑是对全球扶贫事业做出最大贡献的国家。以官方的收入贫困线作为计算标准，1978年（即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一年）中国农村有2.5亿贫困人口，到1999年，贫困人口下降至3400万。其中一半左右在1978-1985年间实现了脱贫。这不仅对中国本身来说意义重大，对于整个世界来说也是非同寻常的。除了收入增长之外，中国的人口发展指标也大幅度改善。同时，中国的成就还反映在许多结构性指标的变化上。自1982年到2000年，15-64岁劳动年龄段的人口比重从61.5%上升到70.2%.正如其他的东亚国家一样，人口结构的这种变化有助于提高人均收入增长率。随着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入工业和服务部门，人们也从农村涌向城镇。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从1980年的69%下降到2000年50%.与此同时，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从1982年的21%上升到2000年的36%.工业和服务行业的增长大部分由私人投资带动。1999年，私人投资占GDP的17%，而在1978年改革开放前，中国还根本不存在私人投资。中国经济重心从农业到工业和服务业的转变与其经济开放紧密相关的。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中国的贸易占GDP的比重从13%上升到44%，增长了三倍多。中国还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1998年，中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占了GDP的5%，巴西为4%，墨西哥为2%，印度还不到1%.中国这些成绩的取得都离不开一个好的投资环境。中国的投资环境较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有许多优势，如宏观稳定性，国际一体化等。下面我们按一定的投资环境衡量标准，从八个方面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具体分析中国投资环境的优势和劣势。它们包括宏观稳定性、国际一体化、治理结构、基础设施、市场的进入与退出、人力资源、金融服务等。

　　1.宏观稳定性

　　在整个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实行了稳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保持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增长。中国的通胀率一直很低，即便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也是如此。当然，根据经济学家巴罗（Barro）的观点，适度的通货膨胀对经济可能没有太大的害处，但是低通货膨胀往往是实现可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的政府宏观调控能力有了很大加强。1993年，当经济出现过热时，政府立即采取了遏制通货膨胀的做法，两年之内使国内物价总体水平降了下来。1997年，在承受人民币不贬值的巨大压力下，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公共支出，有力地缓解了通货紧缩问题。时至今日，世界经济增长只有2-3%，主要经济大国举步维艰，中国仍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无疑，中国宏观的稳定性在改善投资环境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与不少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表现是突出的。

　　2.国际一体化

　　中国是参与全球化进程较快的国家之一。根据世界银行的一份政策报告，在20世纪90年代，那些全球化进程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增长达到了5%，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则下降了1.1%，中国、巴西、墨西哥、菲律宾、泰国、印度都属于融入全球化较快的国家。在这些全球化国家中，中国是无可争辩的领头羊。20世纪90年代，中国一直保持了8%的年平均增长速度，马来西亚、泰国为3.8%，印度3%，而巴西仅为1%，菲律宾0.4%.国际一体化主要表现在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开放，它是衡量全球化的一个很好指标。国际贸易在促进投资和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早已为人所知。我们采用不同的方法来衡量贸易的开放度，包括用进出口占GDP的比重计算贸易的相对规模、用平均关税和离散度来计算贸易的扭曲程度等，这些方法得出的结论都是相同的，即贸易开放的程度与经济增长是呈正相关的。开放度大的国家，经济增长显得要快。这一情况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是如此。萨克斯（Sachs）和瓦纳（Warner）通过研究发现，开发程度是增长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1995年）。中国在这方面的成绩尤为突出。首先是它的对外贸易。1980年，中国的对外进口为360亿美元（按1995年美元可比价格计算），出口270亿美元，进出口总额占GDP的15%，到了2000年，进出口总额达到了4310亿美元，其中出口2390亿美元，进口1920亿美元，对外贸易占了GDP的50%.这主要得益于贸易政策的调整和经济向外向型转变。中国的现行关税已降到了二十年前的1/3，从1982年的49.5%降到1998年的16.8%（世界银行，2002）。另一方面是外国直接投资。中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在过去十年里获得了巨大增长。从1996年的27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370亿美元。中国现在已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总的来看，中国实行开放的战略是正确的，中国加入世贸是中国进一步国际化的一个显著标志，说明它是成功的。中国的对外开放不仅促进了贸易的快速增长，吸引了大量的直接投资，而且也使国内的宏观经济运行得到了改善，与对外开放产生了良好的互动关系。

　　3.监管制度、治理结构、行政效率

　　投资环境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一个国家的规章制度、治理结构以及企业与政府间的关系。衡量治理结构的方法有多种多样，考夫曼（Kaufman，Kraay，and Zoido-Lobaton）等提出了五个综合指标，可以说是抓住了问题的全部。一是政府的效率，包括行政人员的能力，所提供公共服务的质量、机构的独立性等，这些都是政府在制订和执行一套好的政策时必须考虑的因素。二是监管的负担，包括规章的种类、数量、管理的市场多少、竞争政策、价格政策等。主要是用来衡量政策的效果，经商环境以及对市场的友好程度。规章应该简单易懂，不宜过多、过于复杂。如果规章过多，不仅会加重执行的负担，也容易造成很多逃避现象。规章的负担不宜过重，应该有一种对市场的亲和力。三是法制记录，主要看各种法律、法规执行的力度、效率以及可预见性。执法要严，违法必纠。如果有了一部好的法规，但执行不力，那就等于是没有法规。法规的执行与法规规则的制订同等重要。法律还要做到有可预见性，朝令夕改会损坏法律的严肃性、权威性。四是腐败问题，它是用来衡量非正常付费的频率和规模。腐败是一个全球现象，既有制度上的问题，也是管理和执行上的问题。五是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情况，衡量指标包括发生政变、暗杀、暴乱和武装冲突的概率。如果政治和社会不稳定，那么任何投资都是很难想象的。

　　我们在衡量治理结构时采用五边型的表达方法。外边的网代表最好的，如果一个国家的网越大就表示它的治理结构就越好。世界银行对全球174个国家进行了评估，根据这一评估以及我们对中国企业进行的抽样调查，中国的情况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甚至是矛盾的一面。在衡量规则的负担和政府效率时，我们使用了两个指标，一个指标是时间成本，另一个指标是非正规付费及其他的交际成本。根据商业环境调查报告的发现，中国企业经理大约要花9%的时间与政府官员打交道，这一指标比0ECD国家要差，与欧洲转型国家、拉美国家大致相同，但要远远好于印度等国。但是，全球竞争力报告则认为中国的情况大大低于中间值，甚至说比印度还要差。在腐败指标上，中国的排名处于企业腐败成本最高的行列；非正规的支付情况比印度、泰国还要严重。因此，从上述的两份报告看，中国在监管负担、治理结构上与其他国家相比有差距，仍有不少要改善的地方。

　　4.市场的进入和退出

　　企业的自由进入和退出，不仅反映了投资环境的难易程度，对发展健康的经济也十分重要。一般来说，在一个有竞争的市场上，市场的进出应该是自由的。进入和退出市场的壁垒会阻碍新企业、好企业的出现，不利于生产力的提高，也不利于企业创新。简科夫（Djankov）等对世界上85个国家的市场进出规律进行了统计，研究企业在创办时面临的困难。主要是从审批程序、所需时间来衡量。各国的情况差距很大。在加拿大，要创办一个企业只需要两个审批，而在多米尼加共和国需要21个，有的国家则更多。加拿大需要两个工作日，而在玻利维亚就需要152天。审批程序的复杂以及旷日持久的等待大大加重了经济的成本。在玻利维亚，设立一家企业的成本为人均GDP的266%.研究还表明，管制过于严格不仅造成了大量的腐败，也使大批的经济转入地下，成为所谓的黑色经济。根据简科夫的标准和调查发现，在中国创办一家企业需要办理12个审批，多于抽样国家的平均数（10个），所需时间92天，也大大多于抽样的平均数（47天）。中国在减少审批方面已取得了不少进展，最近我们在广东的江门市和深圳市访问时就发现了一些新的气象。江门市推行了一站审批法，将不同的审批部门集中办公，一个窗口对外，缩短了审批部门之间的周转，也方便了申办人。深圳还提出了代办制。这些都有效地改善了企业的投资环境。但是，总的来说，中国的现行审批制度仍显过多，还需要进一步地精简。

　　衡量市场进入和退出难度的另一种方法是研究与之相关的产出情况。看一个国家的市场是否有竞争力，一个重要指标是行业内企业生产力的分散程度。在有竞争的市场上，由于有了优胜劣汰机制，效益差的企业要么大力推进革新，迅速提高它的生产率，要么会面临被淘汰的下场。这样，企业间生产力的分散程度就不会很大。如果存在很大的分散度，就证明市场的进、出是不自由的，竞争是不完全的。例如，政府的补贴和保护或管制过严都会使效益差、成本高的生产企业继续留在市场内，而那些生产力高、有创新能力的新企业就可能被挡在了市场之外。放宽市场准入、增大竞争会激发企业更大的创新动力，也会给那些不进行创新的企业做出更大的惩罚。减少政府对企业的过多保护、增加市场竞争，可以迫使效益差的国内企业奋起直追，改善管理、消除浪费，更好地利用规模经济，采用更先进的技术，否则就要被淘汰。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生产水平的提高，生产力分散的情况就会缩小。我们在印度、中国、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和韩国调查了服装、电子行业生产力方面的差距，既衡量行业率和竞争壁垒。4个东亚国家的生产力分散度相对较低；在服装行业，马来西亚、泰国的比率低于3，韩国略高于2.中国的情况比印度略好一些，但比其他东亚国家都差。在中国的服装和电子行业，一个效率高的工人的人均附加值要比效率低的多出5倍。总体而言，在有竞争力的国家或行业，生产力的分散程度总是低的。

　　5.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是投资的硬环境。在基础设施差的国家或地区，企业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获得原材料、信息，才能把产品推向市场，支付的成本更高。在这样的情况下，简单来说会增加企业的运行成本；情况更糟时则会让许多新企业望而却步。因此，我们看到基础设施条件好的国家和地区，发展总是要快一些。这里，我们选择了航运和港口、电信、电力三方面内容，比较中国、泰国、印尼、韩国、巴西、印度等国的基础设施。在航运和港口方面，我们采用的是美国海关的数据。该数据覆盖了所有抵达美国港口的集装箱船只，通过数据分析可以比较特定产品，如纺织品从世界不同港口出发的航运成本。中国较印度有很大的航运成本优势，与泰国、印度尼西亚、巴西相比也有明显的优势。中国所表现出来的优势说明了中国有大量的出口，港口的效率较高。在海关出入港手续上，中国也要优于印度，但比韩国和泰国稍差。另外，我们还对上述国家的制造业企业进行了调查，以了解进口原料的报关入港时间。中国平均是8天，印度11天，韩国和泰国是7天。根据最近的一份调查，我们还询问了企业过去6个月内最糟糕的一次海关经历，了解企业的外部发展环境是否稳定。在印度，个别企业最糟糕的一次海关经历是遇到了长达3个星期的延误，而在中国的上海港却只有9天。中国由于有了像上海这样的现代港口设施、良好的港口和海关管理，加快了与市场的接轨。

　　电信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投资环境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在这方面的发展是显著的。1990年，中国的每百人电话拥有量不足一部，到2000年已达到了14部。从目前来看，中国的人均电话拥有量仍不及韩国、马来西亚。在移动电话上，中国已是全球拥有人数最多的国家。当然，中国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的电讯发展是快的，潜力也十分巨大。

　　电力是基础设施的另一个重要方面。特别对制造业企业来说，电力的可靠性是考虑的头等因素。中国的发电量在逐年增加，特别是一些大型水电设施建成后，中国的电力会有更大的发展。但从目前来看，中国的人均发电量比印度、菲律宾要高，但不及泰国、巴西、马来西亚。发电能力当然不是故事的全部，还要有可靠的电力供给。如果电力供给不能保障，那么电价再低也是没有意义的。根据世界银行的抽样调查，中国只有30%的企业备有应急发电机，而在印度，这一比例是69%.中国企业称，由于电力问题造成的产出损失为2%，而在巴基斯坦则达到了6%.基础设施当然还包括其他的许多方面。由于各国、各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因此，它对投资环境的影响也不一样。在孟加拉国，基础设施是影响投资环境的最大障碍。我们在中国的北京、上海等五大城市的抽样调查中发现，多数企业都没有感到这方面的制约，但在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仍是发展的一个最大瓶颈。

　　6.金融服务

　　大量研究已经证明，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一般来说，金融体系发达的国家（用金融深度来衡量）较欠发达的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要快。好的金融体系可以将金融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它的作用比简单增加总投资会更有效。从国别比较来看，中国的金融显得比较薄弱。大量的金融资源是用在了国有企业，而中小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很少能获得国家银行的正规贷款。根据抽样调查，中国只有不到12%的中小企业能从银行贷到运营资本。与此相比，马来西亚有21%的中小企业能够从银行得到贷款，泰国和韩国为26%，菲律宾为28%.在中国，规模100人以上的企业有27%的资本是来自银行贷款，20人以下的企业贷款额不足3%，而在印度则分别为38%和29%，均好于中国。这样，企业的规模越小，就越难能够从正规银行获得信贷。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正规银行不应以企业规模的大小而拒绝向中小企业发放贷款。中国在这方面的问题尤为突出，需要通过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进行纠正。从上述几个方面看，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投资环境有优势的一面，也有不足的一面。优势方面主要表现在宏观的稳定性强，国际一体化进展快，基础设施建设也有了很大进步，甚至好于周边一些国家，多数的治理结构因素表现良好，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也有了一定提高，人力资源和技能与其他几个亚洲国家可以说不相上下。不足的地方，比如中国的企业生产力差距大，说明市场的进入、退出不畅、缺乏竞争力，市场的分割也比较严重。另外一个是金融问题，中小企业筹资难。

　　三、中国投资环境的地区差异

　　前面，我们已从国际角度谈了中国的投资环境，总的来说是好的，有许多有利因素。但是，这并不等于中国国内各地区的投资环境都是好的，地区之间仍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一些地区在某些方面表现突出，而在另一方面却不尽人意，都存在着改善的空间和必要。世界银行于2001年和2002年分两次对中国的五个城市——北京、天津、上海、成都、广州的投资环境进行了调查，每个城市调查了300家企业。这些企业隶属不同的所有制，企业规模有大有小。主要调查了这些企业的生产效益、劳动生产率、治理结构、金融服务、技术等情况，问题的层次较深，力争做到客观，可以量化。譬如，我们在调查政府效率时没有问那些抽象的问题，而是问企业经理与政府官员打交道要花费多少时间。在调查劳动市场灵活性时，我们主要是通过收集临时工所占比例以及企业冗员的比例等。通过调查主要想说明衡量投资环境的好坏是由不同方面的因素所决定。并不存在投资环境好坏的单一指标。改善投资环境需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一个地区可以在某些方面领先，而另一方面则落后。结合前面的国际比较，我们按同样的内容比较了五个城市的情况，即参与国际一体化的情况，私营企业的发展、劳动力市场灵活程度、技能和技术禀赋、金融服务以及政府的效率。

　　国际一体化。一个普遍的共识是，市场开放度越大，越有助于经济的增长。这一点不仅从宏观角度看是正确的，从微观角度上看也是如此。有不少的研究报告都表明，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参与了国际竞争与合作，市场开放都会有助于生产率的提高。外资的进入可以带来技术和管理经验，也能帮助一国国内企业打入国际市场。贸易开放、进口商品占有率提高会激励国内企业努力提高生产率，这样就变得更有竞争力。这里，我们使用了三个指标来衡量每个城市的国际一体化程度。第一个是看外国股权的拥有程度，衡量外资在全部资产中所占比重。第二个指标是看一个城市拥有外国合作企业的比例，合作的形式不仅包括合资，也包括合作研究、开发、培训、营销等。第三个指标是看进口产品占被调查企业主营产品的市场份额。进口所占比例越高，说明企业面临的国际竞争就越激烈。根据以上三个指标，上海和广州在国际一体化方面居领先地位。在上海受访企业中，近40%的有外国合作伙伴，外资的股权占1/3.在广州的受访企业中，28%的有外国合作伙伴，外资所占比例高达35%.北京、天津居中，成都排在最后。成都也是五个城市中惟一的一个内陆城市，外资企业和外国股权所占比例都比较低。在进口产品市场所占份额方面，广州和上海分别为11.7%和8.8%，排在前面，成都和天津比较低，只有5.9%和7.4%.私人部门的发展。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民营部门在国民经济中有了更多的参与，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在投资环境研究的调查中，我们发现中国民营企业的生产率、投资效益大大高于国有企业。这主要是民营企业没有软预算约束，需要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创新意识强，市场反映能力快。如果民营企业所占比重大，说明这里的市场竞争活跃，经济有活力，对改善投资环境是有利的。在衡量私营部门的参与程度上，主要是看私营所有权把握的情况，我们也分了三种情况，管理层所有、私人所有、外资所有。从五个城市的情况看，广州在发展民营经济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有大量的中小企业，其次是天津和成都，北京落在后面，最差的是上海。成都的一个明显特征是，管理者所有、私人所有所占的比重很高，但外资所占比例低，由于外资数量差得太远，抵消了它在其他两方面的优势。上海虽然吸引外资多，但国内私营企业参与程度低。因此，上海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就需要大力发展私营经济，扩大私营部门的参与。

　　市场的进入、退出。我们从多个角度来评估五个城市的市场进入和退出障碍。第一个是测算各城市的边境效应指标。具体做法是，通过比较跨省贸易和省内贸易的总量，并把运输成本和地理障碍的因素也考虑在内，算出在单一市场条件下发生同类贸易的关说壁垒，算出的关税水平即为“边境效应”。边境效应越大，说明该省设立的贸易壁垒就越大。世行研究人员根据中国1997年的数据进行评估，发现五个城市中成都市的贸易壁垒是最高的，广州为最低。在中国投资环境报告调查中，采用了另一种衡量办法，一是看企业生产产品在市场上的占有率；二是看企业的外包部分占总成本的比重；三是看企业的过剩能力。用企业生产产品在市场上的占有率来衡量市场的竞争情况。如果说占有率高，就可能意味着进入的壁垒高，但也有可能意味着企业的效率高。但一般而言，企业平均市场占有率低表明新企业进入的门槛低，市场是竞争性的。从抽样调查情况来看，广州企业平均市场占有率为7.9%，是最低的，其次是成都，占11.1%，本地产品市场占有率最高的是北京（16.7%）、上海（16.5%）。这部分也说明了一些地区存在着地方保护主义，市场分割严重。我们衡量的第二个方面是企业的分包情况。如果一个地方的市场越灵活，企业就越是没有必要样样都自己生产，许多中间的工序和产品都可以分包出去。分包意味着市场进入的障碍小，有专业的分工，该地区的对外吸引力也就越大。上海在该衡量指标上处于领先地位，其次是北京，成都的分包服务最低。衡量退出有无障碍的还有一个办法是看企业的过剩能力大小。一般的企业都会有少许的过剩能力，但是过剩能力过大就说明退出机制有问题。从抽样调查情况来看，成都和北京的退出障碍比较大，分别占了22.1%和20.5%.广州和上海的情况好些，分别为16.9%和17.2%.因此，从总体上看，广州和上海的进入和退出障碍最低，成都最高，北京和天津居中。

　　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要发展健康的投资环境，需要有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的障碍主要表现在政府的规定方面，例如规定企业不得随意解雇工人，并且对雇佣季节工、合同工进行各种限制，要求企业提供过多的劳动保护。这样，就使得劳动力市场的进入和退出缺乏灵活性，不少企业人员臃肿，劳动力流动不畅。在衡量劳动力市场情况时，我们主要调查了两方面的数据，一是看企业非正式职工的比例，二是冗员的比例。临时工、季节工的劳动合同关系比正式工要简单得多，退出的障碍也会很低。在这方面，广州要领先其它四个城市。在我们访问的广州企业中，有接近21%的非正式职工，而冗员只占6%；上海居第二，其非正式工比例为14%，略低于天津（14.7%），但冗员比例只有7.5%，比其他三个城市低10个百分点。成都居最后，非正式工占12%，冗员率为20%；北京和天津居中间位置。

　　技术和技能。劳动力的素质和劳动技能也是影响投资环境的重要因素。哪里的技术先进，哪里的熟练工人多，哪里就更容易吸引投资。这里，我们利用中国投资环境得到的信息建立了三个指标体系。第一个指标是看受过正式培训工人的比例。培训会提高工人的劳动技能和劳动生产率；第二个是工人的素质指标，即技术人员、管理和销售人员占全体员工的比例，因为这些人员的受教育水平、技术水平会比一般受雇人员的要高；第三个是研究开发指标，包括人均研究开发的支出，研究人员在员工中所占比例，以及依靠外部研发的程度。调查发现，上海、北京和成都在技能和技术禀赋上有明显优势。在上海的被调查企业中，57%的工人受过正规培训，人员素质排在最前，但在研发方面落在成都之后层居第二；成都的企业有一半的工人接受过培训，人员素质排第三，但研发能力和投入处领先地位；北京企业的工人有48%受过培训，人员素质居第二，研发排第三。广州的工人受训比例最高，但由于大量的外来工，企业多属劳动密集型的，产品技术含量低，因此企业的人员素质和研发强度排最后。天津企业无论在接受培训的程度、劳动力素质以及研发强度也都落在后面。

　　金融服务。金融服务对企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在中国投资环境研究中，我们设立了大量的有关金融服务能力的测定指标。其中的一个指标是金融服务的可利用性，如果企业可以依赖银行的贷款、母公司融资以及贸易信贷，那么金融的可利用性程度就会提高。如果企业的融资只能依靠自我积累或家族的融资，那么金融服务的环境就是差的，该指标就向下走。显然，上海的融资环境在五个城市中是最好的，广州居第二，北京和成都居中，天津情况最差。

　　政府效率。我们站在企业的角度来看政府的效率以及廉洁情况，并拟定了三个变量指标。一是企业的非正规支付占销售额的多少，它包括给政府和管理部门的送礼、贿赂等；二是时间成本，企业经理用在与政府官员打交道上的时间。如果花的时间越多，带给企业的管制成本就越大。第三是企业由于偷窃、漏损以及运输造成的损失。由于公共、港口运输等设施均由政府负责，发生的损失越严重，就说明政府的服务和设施管理越差。根据上述三个指标，我们发现，非正规支付现象发生较小的城市是上海、广州和北京。但是，企业经理与政府官员打交道所占时间最少的城市是成都，其次是广州、上海。如果再看一下偷窃造成的损失情况，那么各城市的排序又会出现新的变化。政府的效率反映在各个方面，因此，每个城市的问题都不一样，解决起来必须有针对性。

　　从以上七个方面，我们比较了中国五大城市的投资环境。可以说，没有一个城市称得上是十全十美的。但从总体上讲，广州和上海是有明显优势的。上海在国际一体化、金融服务、劳动技能和劳动力素质、政府效率均排在第一；广州在市场的进入与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民营部门的发展以及政府效率方面排第一。北京、天津属于中游，优势和弱势都不明显。成都作为惟一的西部城市，还存在明显差距。这里，我们需要特别说明两点：第一，投资环境研究所涉及的各种关系是一种关联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因为，有些指标的衡量会有内生性问题，这样测定的参数容易往上偏斜。第二是不同投资环境指标之间似乎存在一种共同的线性关系，这样，一些变量的重要性往往体现不足。比如，基础设施是影响投资环境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本报告中涉及的五个城市的基础设施均有了很好发展，并未构成对发展的制约。而在中国的中、西部，基础设施的问题就尤为突出。因此，我们不应该拘泥于某个具体的参数，而应该结合具体情况具体看待。第三，各地区的情况不一，不能生搬硬套，需要因地制宜，这在接下来的推理中会会看得非常清楚。从投资环境的调查中，我们发现广州在销售增长、投资方面是领先的；上海在劳动生产率方面是领先的。这里，我们做了一个假设，就是假定其他城市在各个方面都达到了领先城市的标准，那么，这些城市的效益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这么做的目的是想通过比较来了解预期的改善效果。投资环境的指标是多方面的，可以有针对性地调整。如果全部都改变的话，有可能会丢了原有的优势。我们试着从潜在投资率、营销和生产率三方面进行推理分析。

　　投资率。从抽样调查的情况看，广州在这方面是领先的，平均投资水平是19.4%.如果其他四个城市的各项投资环境指标都达到了广州的标准，那么，从分析的结果看，各城市的潜在投资率都会有不同的增长。对北京来说，总的投资水平会增加大约2.5%.北京与广州相比，差距是在劳动市场的灵活性、劳动技能与技术，其次是要降低市场进出的壁垒，以及提高国际化的参与水平，这些都是提高效益的重要来源。成都与广州的差距颇大，因此改善的空间也很大。仅从改善市场的进入和退出壁垒一项就足以使投资增加两个百分点；如果进一步提高国际一体化水平、扩大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则能挖掘出更多的投资潜能。成都在私人部门的参与上是有一定的优势的。上海与广州的投资环境相当，如果用广州的标准来要求上海，投资率回略有提高，大约2到3个百分点，但不会太大。上海需要改善的方面是扩大私人部门的参与，扩大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降低市场进出壁垒等。天津的实际投资率在五个城市中是最低的，天津要提高现有劳动力的技能和技术、降低市场进出壁垒，增加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这样，它获得的投资增长潜力也会最大。

　　其次，我们用改善投资环境指标看对企业营销的影响。在受访的五个城市中，广州仍然是销售增长最快的城市。企业的平均销售增长率排序是：广州（30%），北京（22%），上海（21.8%），成都（20.3%），天津（18%）。根据模拟假设，成都改善的潜力最大，从理论上看可能会超过10个百分点，北京和天津的销售增长潜力为8个百分点，上海和广州情况相似，因此，只会有大约2个百分点的增长。最后，从劳动生产率上看，佼佼者是上海而不再是广州了。上海在这方面的成就斐然。它的劳动生产率远远超过了北京、成都和天津。北京的差距主要反映在国际一体化、市场的进出障碍、劳动力技能、金融服务等。积极改善这些投资环境因素，会大大提高北京企业的劳动生产率（26%），成都的差距突出地表现在国际一体化的参与和市场的进入与退出障碍方面，这两方面的改变就会使劳动生产率有一个很大的提高。成都的金融服务、劳动技能也有待提高。天津的差距包括劳动技能和技术，国际一体化水平，再有金融服务等。如果天津的投资环境指标都达到了上海的水平，那么，它的劳动生产率有望提高三成。

　　以上是通过中国五大城市之间的相互比较、推论分析反映出的投资环境差距以及发展潜力。各个城市尽管有些差别很大，也都有各自的一些独特的优势和劣势。相比而言，上海、广州的投资环境最好。上海是中国劳动生产率最高的城市，显然也是高生产附加值的中心。上海的国际一体化走在了全国的最前面，其企业拥有外国合作者的比例在五个城市中为最高，但在外资所有权所占比例、进口竞争方面都不如广州。

　　上海的金融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除此之外，上海还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和劳动技能。上海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进一步扩大私营部门的参与，扩大外资的股权比例，扩大企业在用工方面的自主权、灵活性。广州也是中国投资环境很好的地区之一。它虽然不像上海那样拥有众多的技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但是，广州靠自身的优势赢得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销售增长快，投资率高。广州的劳动力市场最为灵活，市场的进入、退出机制流畅、政府效率高，私人部门发展迅猛，国际一体化参与度也很高。广州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融资以及劳动力的技能。北京虽然是中国的首都，但其优势并不突出。它有较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但劳动力市场不够灵活；市场的进入、退出仍有不少障碍，国际开放度也不及上海、广州。在五个城市中，北京在各方面的指标居中游，都有改善的空间。天津在发展私人部门方面做得较好，在市场的进入、退出障碍方面、劳动力市场方面表现居中，需要特别努力的方面是国际开放以及改进政府的运行效率。

　　成都是西部城市，与其他四个城市比，虽然在许多方面多有不小的差距，但是它的私人部门发展较快，在科研技术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成都的问题代表了不少中西部城市所面临的共性问题。

　　结束语

　　良好的投资环境能促进增长和减少贫困，但一个好的投资环境必须有好的政策、制度、好的公共服务和好的基础设施作保障。我们目前对中国的研究只是根据北京、上海等五大城市的情况为基础，所以仍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从2003年3月起，我们将与中国国家统计局企业调查总队继续合作，将投资环境的调查研究扩大到中西部的20个城市，这样会使我们对中国的投资环境研究做的更进一步、也更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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