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约翰·邓宁（John Dunning）教授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致力于跨国公司和外国直接投资领域研究，出版和编辑了42部有关专题的著作，是当今世界最著名的跨国公司理论专家。现任英国瑞丁大学、美国罗杰斯大学国际商务荣誉退休教授、多所国际著名大学的名誉教授，并担任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报告》首席顾问。2002年，邓宁教授在美国丹佛举行的管理研究院年会上荣获国际管理杰出学者称号。2004年12月，在卢布尔雅那举行的欧洲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年会上，他被授予终身成就奖。

　　3月17日，邓宁教授在商务部与联合国贸发会议联合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举办的第二届国际投资促进论坛上发表演讲，重点阐述了在全球化和发展过程中，外国直接投资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对各国外资政策提出的挑战和机遇，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本刊特别约请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冼国明教授和葛顺奇博士对邓宁教授的演讲進行了整理，并经邓宁教授同意，在本刊公开发表。

　　21世纪初世界经济和全球化的一些重要特征

　　以市场扩张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全球化受到国家和超国家权力系统的调节。全球化特别强调跨国的人类、自然、经济和社会的相互联系特征。我们必须承认，这种特征在增进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相互了解的同时，也会导致不稳定并造成人际关系和公司关系的紧张。我们现在的世界是一个经济与政治动荡的世界，这主要是由于现在的世界充满了变化、不稳定和复杂。这是和与日俱增的技术进步，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紧密联系的。当今的发达国家都是以知识和技术立国的，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地球的未来也依赖新知识技术的发展。我们人类身心的发展也和知识技术发展息息相关。但无论怎样，我们还是生活在一个充满矛盾和压力的世界里，全球化包括“阴和阳”两个方面：趋同与分歧、集中与分散、合作与竞争、统一与差异、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所有这一切都是相生相依的，就像当今的世界，竞争与合作并存。

　　由于世界的复杂性，现在人们对发展目标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多，人类发展的目标已经不仅局限于简单地对人均GDP进行计算，人们更多地讨论价值、权力和责任，讨论文化自由的理念，更多地在道德层面来评价什么才是可以被社会广泛接受的发展观。在未来的发展中，可能会包括安全与和谐等。

　　未来发展速度的加快，合作关系依赖于网络和联盟的发展，这种网络不仅存在于公司内部，还存在于公司之间、公司与政府之间、政府与国际组织之间。人们越来越重视制度化以及制定发展战略，这些都严重依赖各网络组成部分的相互信赖与支持，当然，竞争也同时在加剧。

　　当代的全球化主要涉及的是一种联系，即人与人间的联系、机构与机构之间的联系和组织与组织之间的联系。新的时代赋予了它新的内涵，但是它也可以被用于从事有益的事业或进行有危害性的活动，恐怖主义者也可以利用全球化实现他们的目的。

　　尽管反全球化的呼声仍然很高，我们还是应当承认，全球化在提出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机会，它提高了生活水平，扩大了就业，为各国的经济活动和就业提供了更大的稳定性，增进了个体的文化自由。它能协调各种机构，给各群体和文化带来不同的影响。当然，政府不但在全球化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在掌控全球化影响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更是无可替代。与此同时，一些与全球化利益相关的个人和群体也积极活动，以期减轻全球化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我们用一个多维的方法来评价全球化的起因和影响。

　　经济和社会发展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是动态的，对它的认识也是随时在变化，这是一种学习型的概念。这种发展观主要讨论人类环境与物质环境的结构转型。就像中国近二十年来，无论是人民身心变化还是物质环境的变化都非常巨大。发展的决定因素是什么，它的性质和实现途径如何，这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我们所定义的发展指标不仅是人均GDP的提高，更重要的是人的发展，教育的进步，以及生活质量的提高等包含生活变量特性的指标。

　　人类目前生活在复杂的世界中，比我们先人生活的环境要复杂得多，发展中国家各个成员对其本身文化身份的认可和实现社会愿望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也越来越获得各界的重视。各个地区拥有和参与决策的要求也日益强烈，建立共识、发展公众与社区及私人的合作关系、发展目标的一致性、连贯性和发展的优先次序等问题也越来越重要。

　　外国直接投资和政策制定

　　我认为在全球化、发展和外国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互动作用。对于外国直接投资作用的认识以及外资政策的制定应考虑全球化和发展的维度。

　　外国直接投资有利于促进国内企业提高竞争能力，推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外国直接投资进入中国，带来了有价值的技术、管理经验和进入国际市场的渠道。外国直接投资使中国企业有机会进入国外市场，并为国内企业的国际化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了经验。

　　目前，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人与流出占全球总量的份额还很小，但增长较快，并且其外国直接投资流出的增长速度高于外国直接投资流人的速度。例如，发展中国家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和流出存量占GDP的比例，从 1990年的18.5%上升到2003年的43.6%.同期，中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出存量增加了6.9倍，流入存量增加了2.0倍。

　　人类的发展依靠知识的进步。跨国公司是知识创新的主要载体，其创新能力占全球创新能力的75%.外国直接投资使知识和信息得以跨国境传播，使更广泛的人群获益。能够最有效地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带来的创新能力的国家，肯定拥有最好的技术工人，最好的物质条件。中国具备这样的条件，并正在努力，以期在不远的将来，也能成为知识和技术创新的源头国家。跨国公司的国外分支机构在决策过程中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许多东道国，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所承担的研发职能正在增加。例如，2002年，在中国制造业，跨国公司在华分支机构所承担的研发活动占总量的21%.

　　现在，当地化和全球化一样变得越来越重要，当地化和全球化甚至可以合并为一个新词一一即全球当地化（glocolization）。跨国公司在当地化和全球化之间寻求平衡，这意味着，跨国公司不仅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生产活动的一体化，同时还要认识东道国的具体特征，要考虑当地的供给能力、当地消费者的偏好、政府规章制度等。现在，当地化对于跨国公司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东道国要获得外国直接投资所带来的全部收益，需要充分发挥本国企业的作用，同时，政府实行有效的经济政策也非常重要。在外资政策制定过程中，政府应当对如下方面给予充分的重视：

　　第一，总体和宏观的概念。

　　为了实现东道国经济发展的目标，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最大的收益，东道国的外资政策应当成为国家总体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管理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与本国所追求的发展目标相一致。

　　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对于吸引具体的外资项目并不重要。投资者不会仅仅因为某个东道国制定了某种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就增加投资，而是更注重投资环境，如政府机构办事效率、教育、基础设施、政府对外国投资的态度、当地生产者的竞争、市场结构、法律体系等，然后参考具体的和该项投资有直接关联的政策，最终的决策是投资者在权衡投资成本和收益后的决策。投资者的动机多种多样，影响投资的变量也很多，宏观层面的外国直接投资政策不可能将这些因素都面面俱到地加以考虑，细节则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二，注重效果。

　　制定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应该了解不同类型的外国直接投资、投资方式、跨国公司的具体投资活动可能给本国所带来的收益与成本影响，以及采取何种适宜的措施来鼓励或抑制新的投资。在21世纪初，各国主要关注外国直接投资在东道国的溢出效应，例如外国直接投资如何影响国内资源利用、能力建设和企业家精神等。外国直接投资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但不是最重要的作用，对本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贡献来自于国内富于创新能力的本土企业的发展。每个国家都要努力提升当地资源和能力，对本国关键部门保持完全的拥有权。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它却不能对中国发展起决定性作用，中国的发展归根到底是要依靠本国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第三，适时的结构转型。

　　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必须是动态的、灵活的、适度的，以确保外资政策以有利于经济活动的、有效的、可被社会接受的、恰当的顺序进行结构转型。

　　第四，强调知识与能力建设。

　　知识是经济发展的关键，以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为载体的知识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经济福利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制定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必须以寻求、培育和提高这种知识创新能力为目的，必须致力于人力资源的提升。当然，除了外国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合资企业等外国投资方式，还可以利用其他许多途径来达到寻求知识的增长、获得技术、进入国际市场的目的，东道国应该从中确定最佳的途径。

　　第五，促进关联。

　　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应该通过提供适当的激励措施，促进外国投资者和本地企业建立合作和关联。外资企业建立自身网络的需要正在与日俱增。

　　第六，关注利益相关者。

　　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应该充分考虑包括民间团体在内的与外国直接投资有关的各类利益相关者群体的利益和要求，这是因为，当前对待全球化和外国直接投资的态度并不统一，有支持也有反对，这些都会对经济活动的模式、速度和发展形势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

　　第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和流出和综合平衡。

　　各国的发展目标不同，但是把促进外国直接投资流人和流出政策，以及提升本国竞争力综合起来加以考虑，这对于每个国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现在中国和大多数亚洲国家的投资促进机构同时致力于促进外国直接投资流人和流出，这值得大加赞扬，因为无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流人还是鼓励本国企业对外国投资，都是提升本国竞争力、促使本国经济良性发展的不可分割的重要手段。在制定外国直接投资政策时，需要同时兼顾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第八，本地化的作用和影响。

　　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应该考虑到，跨国公司的投资决策越来越受一些非直接影响投资的辅助性因素的影响，例如当地企业的经济实力、社会和文化倾向等。

　　第九，明确针对性。

　　外国直接投资政策特别是激励政策，要针对特定的外国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并尽可能做到公平、透明，以更有效地吸引特定的投资和企业。

　　第十，对机构的建议。

　　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应该了解外国投资者不断变换投资场所的要求，并且充分认识到，东道国为了培育国内企业家精神、增强个人和企业适应全球变化的能力所提供的激励措施和法律环境的重要性。

　　第十一，提高竞争力。

　　全球化为跨国公司投资带来了更多的区位选择，由于外国直接投资是有限的，这意味着并非所有希望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家和地区都能吸引到外国直接投资，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竞争日益激烈。因此外资政策制定者必须关注和参考潜在的外国直接投资竞争国家的外资政策和相关政策。政府和投资促进机构应该致力于发现和推销本国的区位优势。如何使中国的区位对某类投资来说比其他地区来说更具有吸引力呢（也许印度也要吸引同类的外国直接投资）？首先就要发现本国的优势，然后通过参考潜在竞争国家的政策，制定本国政策，从而充分发挥这些优势以实现本国的发展目标，帮助本国企业扩展海外市场。

　　总  结

　　尽管外国直接投资可以帮助一个国家更好地参与全球化，获得更多的全球化的利益，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但外国直接投资不是解决任何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万能良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其发展路径应与新加坡、荷兰这样的小国不同。小国的外资产值可能会占其制造业和服务业产值的70—80%，而像美国这样的大国，其外国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只有15-20%，美国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出存量占其总资本存量的30%，而瑞士则达到了70%.中国应该遵循美国的发展道路，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活动，无论流入与流出，都是十分成功的。外国直接投资对美国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不是最重要的作用。对美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贡献来自于美国富于创新能力的本土企业。虽然越来越多的大公司参与了全球化与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并为美国国家竞争力的提升做出了贡献，但美国坚持认为，本土企业才是美国经济繁荣的主要贡献者。所以每个国家都要努力提升本土的资源和能力，并且对其关键部门保持全部所有权。另外，还要根据本国的愿望，保护和提升本国的文化认同和信仰体系。

　　政策制定者应该学习其他国家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但也不能完全受这些经验的束缚，而是要借鉴这些经验，根据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的已知的作用，人类价值观念的变化，本国自身的情况以及宏观经济和微观战略的特点，制定当前的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当然这些政策在其现行体制下应是可以执行和操作的。

　　由于我们生活的世界是复杂和不稳定的，所以外国直接投资政策的制定应该是谨慎的。即使是简单的一般原则的制定，也会使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和社会产生影响并对本国的文化认同产生影响。同时，外国直接投资本身的影响，也会根据外国直接投资本身种类和形式的变化、信念系统的变化和社会利益相关者的行动而发生变化，而社会利益相关者行动的变化主要源于相关国家与地区政府对跨国公司的政策。既然世界无时不在发生变化，我们应该随时保持警惕，以区分在特定情况下，外国直接投资的好与坏，全球化的好与坏，某种类型发展的好与坏，对特定企业、特定国家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