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术界关于外国直接投资（FDI）与当地企业发展方面的研究已经比较系统，总体来说，基本上沿着FDI对东道国的技术转移和技术外溢的角度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2000年以来，讨论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企业发展的文献中，发展中国家的实证分析逐渐多了起来，这是对已经形成的理论模型的进一步验证，同时也对各国政府吸引FDI的政策提供了丰富的实践依据。本文准备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基本理论模型与最新研究成果进行综述：FDI对其子公司的直接效应（direct effect）；FDI与东道国供应商的后向关联（backward linkages）；FDI与东道国竞争者的横向关联（horizontal linkages）；而后两者都属于FDI的间接效应（indirect effect）。

　　一、跨国企业对其子公司的直接效应：理论综述与实证分析

　　直接效应指的是跨国企业在国外建立子公司时，对其子公司进行部分技术转移，在不改变所有权或活动的控制权的情况下，FDI会首先引起所在东道国整体技术知识和技能的提高。直接效应所涉及的是一种内部化的技术转移，是可以为跨国企业母公司所控制的，由跨国企业母公司总体战略决定的，并且收益可以预期。应该说这种技术扩散方式是在跨国企业中应用得最早和最普遍的。

　　1966年Vernon的“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一文中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假设应该说是直接效应分析的最初理论模型；该假设分析了新产品研发、生产、贸易与投资的过程，其所包含新技术从高技能劳动密集型向低技能劳动密集型的转化。

　　当产品达到标准化阶段时，跨国企业便在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设厂，生产该产品，当地销售并出口到发达国家。之所以内部化技术转移成为跨国企业进行技术扩散的首选和早期形式，主要是由于无法控制的技术外溢会使得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跨国企业在进行技术转移时将会更倾向于内部化方式，即通过自己的子公司将技术转移到母国之外。

　　目前，理论界普遍认为：跨国企业对其子公司的内部化技术转移会给东道国带来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大量的实证结果表明跨国企业对其子公司的技术转移带来当地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增长；也就是说跨国企业带给东道国的直接效应多数为正的。这些研究多采用发达国家的面板数据（如：Haddad和Harrison，1993；Blomstrom 1994等）。近年来发展中国家企业层面的分析也进一步验证了上述理论分析。

　　Konings（2001）通过对保加利亚、波兰、罗马尼亚等转型国家的研究表明：FDI是向其子公司转移技术的重要渠道，即FDI的直接效应很显著。

　　Damijan与Knell（2002）研究了不同私有化方式对国际知识外溢可得性的影响问题。他们的研究发现：爱沙尼亚的企业实行了对外资全面开放的私有化政策，于是从FDI中获得了显著的直接技术转移；而斯洛文尼亚的企业的私有化主要对内资和内部人（员工与经理），于是企业便局限于通过国际贸易流获得国际知识外溢。这个结论与理论界的一般观点一致：跨国企业更倾向于向自己拥有绝大部分股权的企业进行直接的技术转移；而在股权份额较小的时候，则通过其他渠道获得非直接的技术外溢。

　　Javorcik与Spatareanu（2003）研究了FDI的外溢程度是否会受到投资项目中外资所有权份额的影响，研究结果认为的跨国企业更倾向于将技术转移给自己的全资子公司而不是拥有部分股权的公司。

　　Damijan等（2003）通过对10个发达转型国内8000多家企业的计量分析，揭示了FDI下技术转移不同渠道的重要性，以及技术转移对当地企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通过纠正外资选择偏误和控制投入品需求的内生性，研究结果显示：平均而言，相对于后向关联与外溢，FDI直接效应对转型国当地企业的生产率影响最为显著。

　　在跨国企业对其子公司的技术转移所形成的直接效应上看，国外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的结论基本上是一致的，即直接效应比较显著，跨国企业子公司的技术成长和发展与其母公司关系密切。

　　二、FDI与东道国供应商的后向关联：理论综述与实证分析

　　跨国企业对其子公司的内部化技术转移是其技术扩散的主要选择，这主要是出于对技术所有权控制的考虑，但是即使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逐步完善的今天，仍然会存在一些虽然因跨国企业进入而带来却不能够由其完全分享的收益：即，跨国企业的存在或多或少会引起东道国企业生产效率的改善和创新能力的提高，正常情况下，这些并非是跨国公司所期望的，从经济学的角度，可以称其为“外部性”（externalities）或“外溢效应”（spillovers）。

　　国外对技术外溢形式的讨论很丰富，本文主要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分类，跨国公司所带来的技术外溢可以分为两种（Corg和Ruane，1998；Perez，1998等），一种是不同产业间的技术外溢（inter-industry spillovers），一种是产业内技术外溢（intra-industry spillovers）。前一种主要是由于跨国公司会对与其有垂直分工联系的企业产生影响，又分为后向关联和前向关联（forward linkages）。产业间的关联本质上由各个产业间的供给和需求所决定，并且各个产业因在产业链中所处的位置不同而有所差别。后向关联带来的外溢效应就是跨国企业子公司与东道国供应商建立联系，为了达到其期望的产品质量标准与交货的及时性而对为其提供投入品的本地企业提供技术指导和管理咨询，从而提高了后者的技术水平；前向关联所带来的技术外溢就是跨国企业子公司为当地企业提供中间投入品，其技术指导和高技术产品的应用引起当地客户技术水平和效率的提高。产业内技术外溢是由于跨国公司的存在改变了东道国市场原有的均衡状态，增强了东道国市场的竞争，改善了东道国的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使得同一部门的本地企业的整体生产力水平得以提高；同时，本地企业在竞争中通过学习和模仿，不断进行创新也可以使自身的技术和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一）后向关联的概念界定与理论模型

　　后向关联的概念最早在1958年由Hirschman在其经典著作《经济发展的战略》中正式提出：“一个产业的建立会引起其投人品市场的扩张，不论其投入品是本国生产还是进口。”他是这样定义后向关联效应（backward linkage effect）的：“任何非初级产业的生产活动都会引起对投入品的需求”，即通过需求联系与其他产业部门发生的联系。

　　Hirschman认为：后向关联效应与前向关联效应（forward linkage effect）的总和构成总体关联效应（total linkage effect），该效应可以看作是已有产业引致的新产业的增长。Hirschman首先提出使用发达国家已有产业的投入-产出数据来代表与欠发达国家预期形成的产业关联。但是任何跨越国界的外推法都可能存在错误。比如：欠发达国家采用的技术可能会使用不同的投入品组合，尤其当要素禀赋比例和贸易政策等参数在各国间存在差别的时候，更可能出现错误。以上观点得到不少理论的支持。

　　Rodriguez-Clare（1996）继承了Hirschman的产业关联的概念，并提出一个两国模型来分析跨国企业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在他的模型中，跨国企业成为发达国家专业化投入品（多种）的采购者和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的使用者。Rodrtguez-Clare用“关联系数”来表示跨国企业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关联系数”指的是因某个企业的需求而引起的上游产业雇用的员工数目与该企业直接雇用的人数之比。如果跨国企业的关联系数比本地企业高，那么关联效应为正。

　　正关联系数说明跨国企业数目的增加将导致大量种类繁多的中间投入品的本地生产，从而使得本国企业的生产力和工资得以提高。但是Rodrtguez-Clare的理论模型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模型的前提之一是充分就业，这就意味着跨国企业与本地企业间存在直接的竞争关系，而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并不能达到充分就业的状态，跨国企业可以通过雇用失业工人的方式增加东道国的就业。

　　Markusen和Venables（1999）构建了一个包含关联的模型，说明了产业发展中累积因果关系（cumulative causation）的潜力，即形成上游产业的能力能够带动下游产业的形成。跨国企业的进入会从两个相反的方向影响东道国经济：一方面，竞争效应使得跨国企业取代本国企业；另一方面，跨国企业通过关联效应创造有利于本国产业的条件：跨国企业的进入可能会提出对中间投入品的需求，从而引起中间品本国生产的扩张。Markusen和Venables采用下游产业每单位总投人中半成品的比例作为衡量关联效应的“投入-产出系数”。而跨国企业的系数是否大于本国企业的系数就决定了关联效应是否为正。两者的系数由于双方的技术水平（跨国企业可能比本土企业使用更多的半成品而非初级要素）和采购目的地的（跨国企业可能会从国外进行采购）不同而有所差别。如果跨国企业比本土企业的系数大，那么前者就比「舌者采购更多的本国半成品。从这一点看来，该系数与Rodriguez-Clare的就业衡量法基本相同。

　　Matouschek和Venables（1999）更深入地研究了跨国企业进入对本国市场产生的竞争效应与后向关联。建立在价格效应基础上，他们通过构建局部均衡模型，先后分析了下游与上游产业中投资的效应；采用两个比较近似的指标——“相对当地供给（relative local supply）”和“相对当地采购（relative local sourcing）”来衡量本地产出的挤出或者进口。以及对当地所生产的半成品的需求情况。Matouschek和Venables将跨国企业进入的整体效应分为：初始生产效应与反馈效应，来说明整个过程：跨国企业的生产会通过挤出效应改变本国同一部门企业（横向关联）与上游企业（后向关联）的产出水平，即初始生产效应；当上游产业的产品价格变动便会对下游产业的成本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其生产活动，也就是说上游企业的进入与退出都会影响中间投入品的可得性与竞争的激烈程度，这就是所谓的反馈效应。

　　Lin和Saggi（2003）的“外国直接投资下的后向关联”一文中，通过建立寡头竞争模型来探索FDI对后向关联的影响；在该模型中有三个企业：跨国企业和其当地竞争者，以及两者采购中间投入品的当地供应商。在该模型中，跨国企业的进入以两种冲突的方式影响东道国经济中后向关联的程度：一方面，由于跨国企业必须在当地采购中间投入品，那么跨国企业的进入必然会引起当地中间投入品需求的上升；这就是所谓的“需求效应”；另一方面，与跨国企业竞争的当地企业产出减少，因此对中间投入品的引致需求相应下降；此所谓“竞争效应”。结论是“由于跨国企业进入，当地供应商的状况是否会改善取决于：与当地竞争者相比，跨国企业所采购中间投入品的技术密集程度”。当跨国企业比当地企业拥有更大的技术优势时，即跨国企业相对于当地企业而言，每单位产出需要更少的中间投入品，那么跨国企业的进入将会对后向关联程度和当地供应商的利润产生不利的影响。

　　（二）关于后向关联的实证分析

　　正如前面所描述的，近年来学术界对后向关联的关注很多，而且在理论上普遍认为后向关联对于东道国经济的带动作用很大；但是现实中后向关联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呢？针对此问题，也有不少学者做了相应的实证研究。

　　Ruane等（2000a，2000b）通过1982-1995年的数据分析了电子企业与爱尔兰供应商之间后向关联的发展历程和决定因素；他们发现：当控制了其他企业和部门的具体因素后，与苏格兰电子产业的外资企业相比，爱尔兰的外资企业后向关联的效果更好，平均当地采购率达到24％。采用面板数据进行计量估计，外资企业所建立后向关联的水平比爱尔兰企业要低，Ruane等的解释是本土企业相对于外资企业来说更习惯于在本国采购。他们的研究结果还显示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外资企业和本国企业都会提升他们对当地供应商的实物关联水平。

　　当然，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后向关联情况也成为经济学家关注的对象。其中，对中国台湾省、新加坡等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中东欧转型国家以及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的跨国企业与当地产业发展情况的研究比较多。

　　Schive（1990）对中国台湾省FDI的后向关联进行了实证研究。其研究表明FDI倾向于流入本地具有较强后向关联的产业；并且FDI的后向关联效应逐步加强，起初外商投资企业进口较多并且与当地的经济联系很少；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些企业开始增加投入品的当地采购。Schive认为可能是由于外商投资企业学习效应作用的结果，因为这些企业需要时间来决定哪些当地供应商能够向其提供合格的投人品，并且后来进入的外商投资企业一开始就进口较少证明了这一点。可能后来进入者有时间通过观察与学习先入者的行为来选择当地供应商。

　　Glass、Kosteas与Saggi（2000）补充说，还有一种学习效应可以解释上述现象，即当地供应商的学习效应，本土供应商需要时间学习了解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品需求，并以有竞争力的价格向外资企业提供产品。

　　于是，后来者便能够坐享其成，在经过选择的本国供应商中进行挑选。

　　Alfaro和Rodriguez-Clare（2003）在其“跨国企业与关联：一项实证调查”中特别批评了将当地采购系数作为企业潜在关联指数的普遍做法，提出一种可供选择的理论上导出的指标。然后，他们采用拉美若干国家的企业数据对跨国企业和当地竞争者的潜在关联进行比较，发现巴西、智利和委内瑞拉的跨国企业潜在关联比当地企业更高；而墨西哥的跨国企业与当地企业具有相似的潜在关联。

　　Damijan等（2003）通过对10个发达转型国内8000多家企业的计量分析，揭示了FDI下技术转移不同渠道的重要性，以及技术转移对当地企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除了直接效应，他们还对外资企业与当地企业间的产业内外溢与产业间外溢进行了区分。通过纠正外资选择偏误和控制投入品需求的内生性，研究结果显示：在捷克、波兰、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跨国企业子公司与当地供应商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后向外溢效应；在立陶宛、拉脱维亚则表现出负的后向外溢；总之，Damijan等的研究表明：垂直外溢效应大于横向外溢效应。

　　还有一些学者对中东欧的企业进行了研究，其中，Smamynska（2001）发现立陶宛存在正的后向外溢；这与Damijan等的研究结果相反。Smarzymka，与Spatareanu（2002）的研究则发现罗马尼亚存在负的垂直外溢效应。Schoors与Vander Tool（2001）发现匈牙利的跨国企业与当地企业之间存在正的垂直外溢。

　　Javorcik与Spatareanu（2003）研究了FDI的外溢程度是否会受到投资项目中外资所有权份额的影响，在1998—2000年罗马尼亚企业面板数据的基础上，研究结果表明合资企业与具有较高生产率的本国供应商建立了关联，本国供应商从与跨国企业客户签订的合同中受益；相反，全资外国子公司则对上游产业中的本国企业产生了一定的负效应。这些结果与实际情况比较一致：与合资企业、部分股权收购方式相比，以绿地投资方式进入东道国的外国投资者似乎较少进行当地采购。因为全资外国子公司会使用更新、更复杂的技术，会对当地供应商提出更高的要求。

　　总之，关于后向关联的理论研究与实证检验的国外文献比较丰富，对后向关联建立的过程以及决定因素等方面的问题都有所涉及。应该说，理论界对后向关联的看法是一致的，即：跨国企业的进人能够对上游的配套企业产生一定的外溢作用。实证分析的结果比较综合，有的案例表现出较强的关联效应，而有的则比较弱，甚至还有的分析表明存在负效应。由于统计方法、统计数据方面的问题，目前理论与实证之间似乎还存在一定距离，理论模型的实证分析似乎还存在困难。因此，选择采用比较合适的计量方法、采集可靠的数据成为实证检验后向关联效应的关键。

　　三、FDI与东道国竞争者的横向关联：理论综述与实证分析

　　跨国企业与东道国企业的横向关联是一种产业内相互竞争的企业间的联系。横向外溢指的是跨国企业子公司对当地同一部门内企业的技术外溢。

　　（一）负的横向关联：相关实证分析

　　国外文献中关于横向关联论述相对于后向关联较少，整体而言，一般很难找到强有力的证据说明同一部门内跨国企业对当地企业存在正的外溢效应；事实上，许多对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都表明：与跨国企业对东道国供应商的正的后向外溢不同，跨国企业对当地同一部门内的企业的横向外溢为负的；也就是说，跨国企业的进入往往对同一部门内的东道国企业的技术成长不利。

　　Gorg与Gteenaway（2002）采用面板数据所进行的调查表明：仅有两个发达国家存在正的产业内外溢，样本中所有的发展中东道国都没有得到跨国企业的正的横向外溢。

　　Alfaro和Rodriguez-Clare（2003）在其“跨国企业与关联：一项实证调查”中首先总结了几篇采用企业数据和面板计量技术分析FDI外溢效应的论文；这些文献中一个结论是：很难找到证据支持同一部门中从跨国企业到当地企业存在正的外溢效应，即：正的横向外溢效应似乎很少或者不存在（Haddad与Harrison，1993；Aitken与Harrison，1999）。

　　Kugler（2001）采用产业面板数据，对1974-1998年10个哥伦比亚制造业部门进行了产业间关联研究，他发现产业间关联存在，但是只有一个部门存在横向外溢。

　　近期，一些关于转型国家来自FDI的产业内外溢研究表明：很少有正的横向外溢效应出现。Kon ings（2001）的研究表明1993—1997年期间保加利亚、波兰、罗马尼亚的外国子公司对当地企业横向外溢不显著，波兰的外国子公司对当地企业存在负的横向外溢。Djankov与Hoekman（2000）也用1992—1996年的数据表明捷克跨国企业对同一部门当地企业存在负的横向关联。Kinoshita（2000）的研究证明了1995—1998年捷克存在横向外溢，但是这些外溢仅存在于研发型企业或者电子设备制造业。

　　（二）正的横向关联：相关实证分析

　　与垂直外溢（包括后向外溢）相比，横向外溢效应较弱，甚至为购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出于对产业内其他企业学习、模仿其新技术的防范，跨国企业有激励最小化对竞争对手的技术泄漏；同时为了保证投人品的品质与交货时间，又会向其供应商转移技术提高其生产率。但是，仍然有部分科研结果认为：跨国企业进人对于本国企业技术能力的提升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Caves在其1974年的论文中，以1966年的澳大利亚制造业为案例分析了跨国公司对东道国本地生产率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当地的劳动生产率与外国跨国公司的进入程度正相关，跨国公司的投资与生产活动越密集，则对东道国的生产率的正面影响就越大。Globerman研究了1972年加拿大的6个制造业部门中跨国企业的生产率外溢情况，得出的结论与Caves基本一致（Globerman，1979）。二者的研究成为跨国企业与当地同一部门内企业的横向关联分析的开端。此后Cantwell（1969），Blomstrom和Wolff（1989），Bertschek（1995）等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Damijan等（2003）通过对10个转型国家8000多家企业的计量分析，揭示了FDI下技术转移不同渠道的重要性，以及技术转移对当地企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其中，他们的研究发现，捷克、波兰、罗马尼亚和斯洛文尼亚的跨国企业子公司对当地同一部门内企业存在显著的正的横向外溢；保加利亚只有同一部门内的外资企业间存在正的横向外溢。所以，可以说，在Damijan等的样本中，并没有出现外资企业对本国企业显著的挤出效应。

　　Poldahl（2004）研究了本国研发外溢与国际研发外溢存在的情况下，瑞典制造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研发支出之间的联系。实证结果表明：产业内生产率外溢通过新产品、新工艺的模仿或者员工的流动的方式在进行，结果显示一种赶超过程确实存在，处于非技术尖端的瑞典制造企业吸收来自本部门领先企业的知识外溢。

　　（三）有效横向外溢的条件：一些实证分析

　　此外，在某些文献中提出了一些横向外溢的前提条件，并进行了实证分析。这些分析使得学术界对横向关联效应的讨论更加完善，也更加符合现实情况。

　　Cantwell（1989）研究了二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1955—1982年）美国跨国企业在欧洲的投资及技术活动对欧洲企业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在当地技术基础较强的领域，欧洲本地的企业能够很快缩小与美国企业之间的技术差距；但在一些欧洲企业本身比较弱，与美国企业差距比较大的部门，欧洲企业的市场份额则越来越小。Cantwell指出，不同的技术基础与不同的技术环境可能导致不同的技术后果。Cantwell指出，在双方技术差距比较小的领域，跨国企业的进入必然会促进东道国企业的技术成长和发展，但在双方技术差距很大的情况下，跨国企业的大量进入，不仅不能减小二者的技术差距，反而会阻碍东道国的技术的发展。

　　从Cantwell开始，不少学者开始从不同前提人手，讨论横向外溢的具体效果，他们的论述与现实情况更加接近。研究显示：横向外溢的效果要取决于东道国当地的技术基础、人力资源素质、产业结构及生产效率等状况。技术的外溢是本地公司、外国跨国公司和当地政府政策相互作用的结果（Cantwell，1987，1989；Cantwell和Dunning，1991；Kokko，1992；Wang和Blomstrom，1992）。

　　Kokko、Tansini和Zejan（1994）对1988年乌拉圭制造业中FDI的产业内外溢进行了分析，探讨外国子公司与当地企业之间技术差距是否对当地生产率与跨国企业间的关系存在影响。他们发现：只有在跨国企业子公司与当地企业之间的技术差距较小时，才会有正的显著外溢效应出现。对此，作者的解释是：企业在吸收技术外溢的能力上存在差别，这些可以解释以前技术外溢研究当中的一些负效应。

　　正是由于现实中许多国家的实证表明：横向关联效应的相对于后向关联比较弱，在论述FDI对东道国经济的促进作用或者提出政策建议时，往往更多的关注后向关联，而忽视了横向关联的作用。跨国企业对产业内的当地企业的横向外溢是否为正，确实无法离开当地企业、跨国企业子公司、当地政府的共同作用，如何增强本地企业的技术能力，减小与跨国企业的技术差距，同时，引导跨国企业在本国技术基础较好的行业进行投资，促进横向外溢形成，最终实现本国自主研发、学习模仿与跨国企业技术外溢、不断引进先进技术之间的良性循环，除了相应的市场机制外，政府政策在这其中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事实上，在很多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由于政府政策的恰当介入，使得横向关联对当地企业的带动作用正在逐步凸现。

　　参考文献：

　　Alfare， Laura， and Andres Rodriguez- Clare， 2003 （Nov.）， “Multinationals  and Linkage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Damijan， Joze P.， M. Knell， 2002， “Impact of Privatization Methods on the  Accessibility of Local Finns to International Knowledge Spillovers  through  Trade and Foreign Investment： Evidence form Estonia and Slovenia，” Mimeo.

　　Corg， Holger， and Frances Ruane， 2000a，“An Analysis of Back ward  Linkages in the Irish Electronics Sector，”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Review，    vol. 31，no. 3 （July）， 215-235.

　　Corg， Holger， and Frances Ruane， 2000b. “Linkages between  Multinationals and Indigenous Finns： Evidence for the Electronics Sector  in Ireland，” Trinity Economic Papers Series， Technical Pa per No.9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