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并购在国际市场上形成潮流是从1997年开始的，但在中国的情况则非常不同。在这些年里，每年300亿到400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中，采用跨国并购的方式只占到6％，这个比率只相当于国际上跨国并购比率的1／10.不过，随着中国的“入世”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这种情况正在改变。无论是从媒体的舆论准备还是从跨国公司的抢滩行动上看，跨国公司对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更大规模的兼并和收购已如箭在弦上。那么对于这场几乎是必然很快来临的风雨，我们该如何看待呢？

　　可以想象到的好处

　　对于中方来说，允许乃至鼓励跨国公司对国有企业的并购，除了大环境的因素使然之外，其可见的直接好处显然是重要的推动力。

　　首要的是可解决中国发展对资金的渴求。虽然中国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有了巨大的进步，但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一个社会正处于急剧转型，经济规模急剧扩张的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因此，除了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面临着劳动力过剩，发展资金相对短缺外，还有着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所没有的对资金的特殊需求。比如，社会的转型急需重建社会保障，而政府和国内社会力量却似乎无力提供建立庞大的社会保障所需的全部资金；为了缩小东西部的发展差距，中国实施了西部大开发，虽然政府已经为此投入了巨额资金，但是相对于数百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开发来说，很有些杯水车薪的感觉。因此，如何最大限度地引进外资，对于中国仍然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既然跨国公司愿意通过并购的方式把资金注入中国，中国又何乐而不为呢？

　　中国要保持高速发展，不解决好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恐怕是不行的；而据国家经贸委的统计数据，自1996年以来，中国共有5000家国有企业由于技术落后、效益不佳而关闭和破产，近期还将有2800家国有企业以各种方式退出市场。我们知道，一件衣服，无论它做得如何精美，标价如何高昂，只要全世界没人愿意买它，它便只剩下两条路：继续挂在那里，不但一钱不值还要付保管费；或者降价，直至有人问津。同样道理，无论我们花了多少钱造就了一个多么“好”的企业，只要它的产品不能在市场上为人们所接受，它也逃脱不了上述两条路。因此，那些不得不退出市场的企业，无论是什么所有制形式，如果能够换回些银子以用到急需的地方，实在已是万幸了。跨国公司对国企的并购未尝不是在更大范围（跨出国界）寻找这些企业的市场价值的方法。

　　另外，虽然中国的科技水平在不少领域也可以称得上是独步武林，但总体上来说，却还是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跨国公司作为世界先进技术的主要载体，它到中国来生产经营，当然会加快技术在中国扩散的速度，为中国提高自身的科技水平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比如，参加跨国公司研发的那些中国人，在为跨国公司谋利益的同时，其实也提高了国内这一群体的研发水平。更不用说，这些人和行为必然地会对周围产生的影响，在经意和不经意间把管理模式、科学思想和技术诀窍展示给其他人。

　　从跨国公司方面来说，并购国企当然也必须是有利可图的，它才会积极去操作。因为跨国公司首先是一个企业，其最根本的目标是以最少的投入寻求最大的利润。一般认为，中国“入世”后跨国公司之所以倾向于用并购方式取代传统的合资方式，最直接的原因在于这种方式能缩短建设周期，加快投资周转速度。据资料显示，创建新企业从考察谈判到办成开业一般要用1.5－2年时间，要形成一定的规模至少要用3－5年；而并购企业一般只需3－5个月，许多并购企业可迅速形成规模，即使加以改造最多也只需1－2年，比新建企业缩短2－3年，从而使跨国公司得到更大的收益。

　　没有免费的午餐

　　既然中国允许和鼓励跨国公司对其国有企业的并购是为了解决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问题，而跨国公司并购国有企业则是为了获得眼前或将来的利润，两者的目的当然是完全不同的。不同的目的在实施过程中虽然可以有许多方向一致的时候，但出现冲突也是难免的。

　　首先，买卖双方对货物价格的确定往往会有一番争吵。中国企业如果被跨国公司看中，在评估当前企业净资产时不可避免地会有很大争议，因为时下国内企业的资产评估大多采用固有的国有资产评估制度，而跨国公司一般会选择有利于它们的所谓国际标准对该部分资产进行重新评估。实践证明，两者间会有相当大的差距（一般情况下国内的评估价格会高些），因而如果最终按跨国公司所做评价或近似价格成交，肯定会涉及到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但又有哪家跨国公司会愿意按照比以国际标准得出的评估价格高出很多的价格来接手呢？

　　其次，跨国公司并购国有企业是有选择的。即便政策放开了，它们在介入国有企业的时候，也会对自己感兴趣的行业和所要进入的企业采取多种评估手段，进行全方位、长时间的考察，不可能不顾企业盈利能力和产品的市场前景以及投资回报率而贸然进入；还有一些跨国公司看重的是某种资源，目的是利用国内企业所拥有的资源进入某种领域。只有那些绩优国有企业或是有市场前景的国有企业才能吸引跨国公司的目光。于是，那些困难的企业可能困难依旧，挣扎依旧；而“靓女”们却纷纷被膀大腰圆的“老外”带走了。

　　另外，跨国公司的本质决定了它不可能承担国有企业原先负载的社会责任，一旦并购完成，大量裁减冗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由于其技术较为先进，效率的提高如果没有伴随产能和社会对产品的需求的较大增长，本来不是冗员的员工也可能会在一夜之间变成冗员，成了裁减对象。因此，并购虽然可能会提升生产效率，对扩大就业却不会有太大的好处。这种结果无论是对社会稳定还是对减少贫富差距都缺乏积极的意义。

　　当然更不能指望跨国公司像国有企业那样明确地效忠东道国。这就引起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问题。随着并购案数量的增大，跨国公司在中国经济中的发言权将随之不断扩大。当这种积累达到一定程度，用什么办法保证我国的经济效忠于我国政府和人民？民族工业的概念是否应该重新定义？我国的传统和本土文化将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对于这种影响，社会将付出什么样的成本？

　　怎样去干预

　　既然跨国公司对国有企业的兼并和收购在有着许多现实需要的同时，又可能会带来那么多问题，那么我们该做些什么来趋利避害呢？

　　最重要的当然是不能因噎废食了。既然我们认定了市场经济作为我们发展的途径，我们就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来办事。跨国公司对国有企业的并购行为只要没有触犯我国的法律，我们就不应以行政的手段加以干预。如果要干预的话，通过干预而消除的应该是以地方利益为代表的那些非市场经济的障碍。

　　认真评估好哪些国有企业是我们要坚守的，哪些是可以放到市场中去任由其和包括跨国公司在内的一切企业搏斗的，标准当然是这个行业或企业是否关系国家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了。只有明确了这一区分，国家在哪里应该干预，在哪里会缄默，才能为各方所意识到，对于国家也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的根本利益。

　　建立一整套法律法规来规范并购行为显然是重要的。透明的法律条款无疑将极大地减少并购中的磨擦，减低并购的成本，推动买卖双方迈向双赢；同样，确立明确的国家产业政策导向也是重要的，这不仅能够增加跨国公司和东道国的和谐，而且对于降低国家的发展成本无疑也是积极的。这比之政府不知深浅地介入并购之中去做所谓的“红娘”显然要明智得多。

　　最后，积极利用好跨国公司通过并购国企更大规模地进入中国所带来的溢出效应无疑也是重要的。积极地组织被迫退出新企业的人们寻找新的就业机会，寻找由于新企业的延伸需要所引起的就业，将是把并购带来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的重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