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理论至今已经发展了三代。国内已有部分学者对金融危机理论进行了综述，如肖德和陈同和（2000）、刘明兴和罗俊伟（2000）、王春峰（2000）以及李成（2004），但他们的综述对最近几年的文献，尤其是2000年以来金融危机理论与模型的最新发展方面的文献涉及甚少。为了弥补理论研究的这一缺陷，本文对金融危机理论与模型进行了系统地梳理，对强调金融系统不稳定性和危机传染性的金融危机理论与模型进行了细致的总结，并提出了金融危机理论与模型可能的发展方向：强调金融危机与经济基础变量之间的联系；强调经济基础变量与投资者预期形式之间的联系。

　　一、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

　　Krugman（1979）深受Salant和Herderson（1978）对国际商品价格的稳定计划研究的启发，提出了货币危机的早期模型。在Krugman的开创性理论框架下，许多学者从不同的方面改进、修正了这一模型，形成了所谓的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的产生源于墨西哥（1973~1982）和阿根廷（1978~1981）等国家所发生的货币危机。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强调外汇市场上的投机攻击与宏观经济基础变量之间的联系。

　　在Krugman（1979）的完全预见能力模型中，货币危机的根源在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一财政赤字的货币政策）与稳定汇率政策（如固定汇率制）之间的不协调。当政府所追求的宏观经济政策与稳定汇率政策不协调时，理性的投机攻击就会发生。在政府存在大量财政赤字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必然增发货币为财政赤字融资。随着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外币的影子价格会逐步上升（本币贬值），由于本外币的收益率出现差异，公众会调整资产结构，增加对外币的购买。随着政府持续地为财政赤字融资，在理性的投机攻击之下，不管初始的外汇储备有多大，终有一天会耗竭外汇储备，固定汇率迟早要崩溃。

　　在Krugman模型的基础上，Flood和Garber（1984）放弃了Krugman（1979）中的完全预见能力假设，认为国内信贷过程是随机的，投机攻击的时间是不确定的，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简单的线性模型。Conn011y和Taylor（1984）分析了蠕动钉住汇率体制与投机攻击，强调汇率崩溃前贸易商品的相对价格行为，指出汇率崩溃前存在实际汇率升值和经常项目的恶化。Edwards（1989）也强调了贬值前货币升值与经常项目恶化的模式。Krugman和Rotemberg（1991）将原来的模型拓展到投机者冲击的目标区域问题。墨西哥1994危机后，Flood、Garber和Kramer（1996）、Lahiri和Vedl（1997）考虑了中和干预政策和利率政策的影响。

　　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较好地解释了20世纪70-80年代的货币危机，认为危机的根源在于宏观经济基础变量的恶化——过度扩张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实际汇率升值、经常项目恶化等。他们对政策制定者的建议是，必须保证政策间的一致性，不断强化宏观经济基础变量。

　　二、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

　　1992~1993年爆发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中诸多现象无法由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给予满意的解释。当金融危机发生时，部分国家拥有大量外汇储备，宏观经济政策并没有表现出与稳定的汇率政策之间的不协调。Obstfeld（1994，1996）、Sachs、Tomell和Velasco（1996）等为了解释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提出了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强调多重均衡和危机的自促成（self-fulfilling）性质——投机者的信念和预期最终可能导致政府捍卫或放弃固定汇率。

　　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认为政府维护汇率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政策选择过程，维护汇率稳定是一个政策目标抉择的成本收益权衡过程。政府维护汇率的收益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府相信维护汇率稳定有助于促进贸易和投资；二是该国可能有严重的通货膨胀历史，因而把固定汇率看作是控制国内信用的一个手段；三是汇率的稳定也可能被看成是维护该国荣誉的象征或者是存在着国际经济合作的承诺。政府最终放弃固定汇率的原因在于某些因素使得维护固定汇率成本的代价十分高昂：一种可能是政府存在严重的财政赤字，希望通过通货膨胀税来减轻这一负担；另一种可能是国内存在严重，的需求不足，经济萧条要求政府采取扩张性政策，而扩张性政策和固定汇率制度相抵触。政府是否捍卫固定汇率取决于政府对维护汇率所产生的成本收益的权衡，当市场预期汇率贬值时，捍卫固定汇率的成本将大大增加，最终将促使政府放弃固定汇率制度。

　　Obstfeld（1994，1996）实质上是Barro和Gordon（1983）的规范性政策选择模型在开放经济中货币政策选择方面的一种扩展。在Barro-Gordon的原始模型中，封闭经济中的政府进行政策选择时面对的是理性的代理人，政府对成本收益的权衡是由通货膨胀和失业的真实变化所决定的，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可由经济的结构变化或代理人的非理性预期来解释。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是Barro——Gordon的规范性政策选择模型在货币政策中的一种扩展，它强调的依然是政府的政策选择，在经济中代理人是理性的假设下，政府货币政策的选择仍然由维护汇率的成本收益来决定。

　　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强调危机的自促成性质。当政府内外政策不协调时，投机者预期汇率最终会贬值，就会提前抢购外汇，结果是国内的经济状况提前恶化，政府维护汇率的成本增加，货币危机提前到来，因而预期的作用使货币危机具有自促成的性质。

　　三、第三代金融危机模型

　　由于第一、二代货币危机模型不能很好地解释以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为代表的许多金融危机，许多学者提出了第三金融危机模型。亚洲金融危机表明，金融自由化、大规模的外资流人与波动、金融中介信用过度扩张、过度风险投资与资产泡沫化、金融中介资本充足率低与缺乏谨慎监管等，是与金融危机相伴发生的经济现象，由此可贝，金励中分尤其是银行中分在金融危机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第三代金融危机理论开始跳出汇率机制、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公共政策等宏观经济分析范围，着眼于金融中介、资产价格变化方面，强调金融中介在金融危机发生过程中的作用。第三代金融危机模型还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分析范式，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研究框架。第三代金融危机模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九个类别。

　　（一）道德风险危机模型

　　Krugman（1998）、Corsetti、Pesenti和Roubini（1999）认为，政府对国内银行负债的隐形担保会导致国内银行借贷政策中的道德风险问题。道德风险使得国内银行的不良贷款增加，因而会引发金融危机。由于有政府的隐形担保，国外投资者以较低的利率借款给国内银行，资本充足率低且缺乏谨慎监管的国内银行由于有政府的担保而投资于高风险领域，导致资产泡沫化。当资产泡沫化破灭时，由于国内银行资产过多地暴露于资产市场而使其资产负债急剧恶化，陷入困境，不良贷款急剧增加。国内银行所持有的巨额不良贷款是政府将来的消费支出，银行和政府之间的紧密关系使得存款者认为政府会对陷入困境的国内银行进行救助。因此，从本质上来看，国内银行的不良贷款与财政支出是等价的。国外投资者认为政府会对由不良贷款所引起的财政赤字进行融资。他们认为，即使没有严重的财政赤字问题，亚洲金融危机也会发生。

　　（二）金融恐慌模型

　　在Diamond和Dybvig（1983）的模型中，银行将存款人的存款投资于经济中的长期项目，银行这一功能实现的前提是所有存款人不会在同一时间提取存款。在正常情况下，银行的贷款得以支持长期经济投资，经济运转正常，存款人得到存款利息，经济实现好的平衡点。但当许多存款人从银行提取存款时，由于银行的流动资金有限，银行不得不将其贷款所支持的长期项目中途下马，这将导致银行贷款的损失。由于银行不能偿还所有存款人的本金和利息。从而最先提取存款的存款人损失最小，而最后提取存款的存款人损失最大。因此，如果某种原因使得存款人确信他人会提前提取存款，那么每一个存款人的理性选择是立刻从银行提取存款，结果导致所有存款者都受到较大的损失，经济实现的是一个坏的平衡点。

　　银行挤兑是理性的且存款者的预期具有自促成性质。如果所有的人都不提取存款，那么所有存款者的福利都将增加。尽管如此，在预期给定的情形下，单个存款者提前提取存款能增加个体的福利。这意味着存款者试图离开即将倒闭银行的行为将使得所有人的利益受到损害，而且每一个存款者都有提前提取存款的激励。因此，当所有的存款者都选择逃离时，银行挤兑和金融危机很快就会发生。

　　Radelet和Saches（1998）、Chang和Velasco（1998a，1998b）认为多重均衡（“每个人都预期货币会贬值，进而出售通货，从而导致通货事实上的货币贬值”的均衡和“每个人都预期币值会得到维护，进而不出售通货，从而导致币值得以维护”的均衡）经济中不合意均衡（货币危机发生的均衡）发生的可能性依赖于投资者的预期。他们的思想是基于“协调失败”理论或者银行挤兑理论。由于某种原因，国外投资者预期到货币会贬值，他们就会出售通货，这就使得一国无法维护固定汇率制度，导致货币贬值，进而引发金融危机。他们认为亚洲金融危机中许多亚洲国家出现的资本大规模外逃现象不能由宏观经济基础变量（如财政赤字、失业率和货币供给等）的变化来解释，金融危机是由市场参与者预期的突然变化所引发的。国际投资者由于对新兴市场缺乏充分信息，在一定的条件下（国际贸易冲击、国内经济薄弱等），投资者的信心会突然发生改变，当看到或预期到其他投资者将要撤离资金，投资者最优的理性选择是在其他投资者之前撤离资金，结果导致迅速撤离资金的集体行动。国际投资的这种集体行动使新兴市场产生流动性危机，并最终导致非清偿性危机。

　　（三）金融系统不稳定性模型

　　金融系统不稳定性模型强调金融系统的内在不稳定性，认为银行存款者之间的“协调失败”（coordination failure）所导致的银行挤兑是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银行资产负债表的重要的特征是“期限错配”（maturity mismatch），银行负债（主要是存款）的期限较短，而银行资产的期限较长且流动性差。当银行的流动性需求超过银行短期资产的价值时，银行挤兑就会发生。如果整个金融系统出现流动性危机，那么金融危机就会发生。金融系统不稳定性模型将存款者之间的“协调失败”视为银行脆弱性的根源。

　　从金融系统的内在不稳定性角度来解释金融危机的模型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1.协调失败模型

　　协调失败模型关注的是金融系统的结构导致金融系统崩溃的机制，当存款者进行银行挤兑时，金融系统就会发生崩溃。基于协调失败的银行挤兑模型可以分为随机危机模型和以经济基础变量为基础的危机模型：在随机危机模型中，危机纯粹是由与经济基础变量无关的协调失败所引发的；在以经济基础变量为基础的危机模型中，金融危机是由弱的经济基础所引发的。协调失败模型的关键在于存款者收益的外部性，单个存款者的收益依赖于其他存款者的行动。以经济基础变量为基础的危机模型除了强调收益的外部性外，还强调某种形式的信息溢出效应。当存款者的资产收益不确定时，存款者的私人信息（白噪声）就能产生这种溢出效应。

　　（1）预期形式和均衡选择。在Diamond和Dybvig（1983）的银行挤兑模型的基础上，Morris和Shin（1998，2000）、Goldstein和Pauzner（2000），以及Chari和Jagannathan（1998）在银行挤兑的协调失败模型中对预期形式和均衡选择进行了考察，他们对预期形式未给予解释的多重均衡模型提出了批评，并在Diamond和Dybvig（1983）的框架中引入了不确定性。Morris和Shin（1998，2000），以及Goldstein和Pauzner（2000）为资产收益和中间时期的白噪声信息引了不确定性。与基础变量不无相关的中间信息作为一种协调机制就可以在好的均衡和坏的均衡之进行选择。Chari和Jahannathan（1988）引入了信息的溢出效应。一部分存款者消息灵通，一旦观察到基础变量恶化时就提取存款。消息不灵通存款者通过所能观察到的存款提取数目来推断资产收益。因为总的流动性风险信号是一种白噪声，所以存款者面临信号提取的问题。在他们的模型中，唯一均衡是以正的概率出现银行挤兑的均衡。

　　Morris和Shin（2000）认为多重均衡模型中不确定性的根源在于多重均衡模型的两个简化假设：第一，有关经济基础变量的信息是公共知识。第二，均衡中代理人确切地知道其他代理人的行为。假设需求存款合同给定，Morris和Shin（2000）的模型表明，如果允许代理人对经济基础变量有那么一丁点的异质型不确定性，那么经济中出现的唯一均衡是以正的概率出现的银行挤兑均衡。经济基础变量越弱，银行挤兑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将信仰的转变与经济基础变量的转变联系起来是完全可能的。Goldstein和Pauzner（2000）则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他们在模型中引入了不确定的白噪声信息，结果表明，允许挤兑发生的存款合同不再具有最优风险分担功能。他们对有银行挤兑发生均衡中的最优存款合同进行了考察，并对相应的条件进行了刻画。

　　Morris和Shin（1998，2000）、Goldstein和Pauzner（2000）的模型表明信息透明度的增加有助于改善金融系统的结构。他们的模型为研究信息的结构提供了框架，将有关经济基础变量的公共知识用带有噪音的能观察到的信号来替代，就可以使存款者之间的行动达到协调一致，从而实现经济中唯一的均衡。有两种方式可以增加信息的透明度：一是用私人信息的不对称来代替公共知识。结果是协调失败会出现，并且金融危机爆发时所对应的经济基础变量将在更大的区域内变化。二是提高私人信息的准确性，但又不完全消除私人信息的白噪声成份乙这种方式使得具有自促成性质的银行挤兑发生时所对应的经济基础变量的变化范围缩小。除通过增加信息透明度的方法可以减小具有自促成性质的银行挤兑发生的可能性外，还可以通过对提前提取存款进行惩罚的方法来减小银行挤兑发生的可能性。

　　在Chari和Jagannathan（1988）的模型中，一部分存款者能获得长期风险资产收益的信息，而另外一部分存款者则根据早期所能观察到的存款提取数目来协调行动。信息的溢出效应和收益的外部性会导致银行挤兑的发生。与Diamond和Dybvig（1983）模型一样，在他们的模型中，存款者接受冲击，没有耐心的存款者将提前提取存款。但没有耐心的存款者的比例是不确定的，经济中存在总量流动性风险。

　　（2）作为承诺机制的银行脆弱性模型。Diamond和Rajan（2000，200la，2001b）的模型是建立在不承诺（non-commitment）和流动性创造的基础之上的。不承诺和流动性创造在需求存款合同所导致的协调失败中起着重要作用。他们的模型表明，在某种经济状态下，需求存款合同既会对银行系统造成银行挤兑问题，又能克服有限承诺问题。当资产的持有者不能获得资产的全部价值时，资产就处于非流动状态，从而借方不可能向贷方归还资产的全部价值。在Diamond和Rajan的框架中，资产是处于非流动状态的，这是由那些不能与资产捆绑在一起的特殊技能方面的有限承诺所引起的。企业家对其所擅长项目的经营具有特殊才能，但企业家对其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只进行有限承诺，项目资金的贷方只能获得项目所能产生潜在收益的一部分。因此，从项目所能产生的潜在收益来看，项目处于非流动状态。由于信息不对称，项目一开始时就进行借款的贷方事实上成了“关系贷方”。如果只有关系贷方知道项目资产的下一个最佳用途，那么关系贷方在对企业家进行放贷时就拥有某种特殊的技能，关系贷方根本不可能对资金提供者承诺支付能从企业家那里获得的最大收益。因此，资金提供者所提供的资金也处于非流动性状态。

　　在Diamond和Rajan（2000）模型中，关系贷方能应用承诺机制来对其贷款承诺进行最大偿还。银行在一系列约束条件下利用需求存款合同来为自己融资。关系贷方（银行）可以使用特有的收集信息技能来对存款者进行有效承诺，因为对存款偿还的任何谈判都会导致银行挤兑的发生。从本质上来看，这种承诺创造了流动性。因此，银行创造流动性的能力与银行潜在的脆弱性是不可分的。在无不确定性的经济中，银行只通过需求存款合同来为企业家融资就能实现信贷规模的最大化。

　　2.流动性声场无效率模型

　　短期流动性紧缺的银行可以变卖其长期资产或向其他流动性充足的银行进行拆借，如果流动性市场是有效率的，那么面临短期流动性危机但又具有清偿能力的银行可以在流动性市场获得足够的流动性。然而，由于信息不对称或市场权利，流动性市场也会出现无效率的情形。在协调失败模型中，银行通过变卖长期资产来获得流动性的成本是外生给定的，流动性市场的引入却可以将获得流动性的成本内生化。当面临流动性问题时，银行可以通过终止长期项目并售卖长期资产或向其他银行进行拆借等方法来获得足够的流动性。如果流动性市场缺乏效率，那么在外部冲击下，单个银行的流动性危机就会引起整个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危机。

　　（1）内生资产价值模型。在Donaldson（1992）的模型中，现金需求超过储备的银行可以对其非流动性资产发行证券。通过持有银行非流动性资产储备来提供流动性的代理人被称为储备代理人。银行所发行证券的价格由储备代理人之间的竞争来决定。当流动性需求很小或储备代理人都没有市场权利的时候，证券交易的“公平”价格由经济基础变量来决定。如果流动性需求很大或储备代理人的分布使得部分代理人拥有市场权利，那么证券交易的平均价格将低于证券的“公平”价值。在Donaldson的模型中，流动性市场是外生的，但当流动性需求很高时，获得流动性储备的代价是高昂的。

　　Allen和Gale（1998）除了将银行非流动性资产的价值内生化，还将银行在银行资产市场上所能获得的流动性数量内生化。他们的模型表明，银行资产市场提供的流动性肯定不足以满足流动性需求，因为流动性资产的储备是有成本的。在他们的模型中，长期资产的收益是一随机变量，银行挤兑不再是存款者最优风险分担的合意选择。如果假设长期资产不具有任何流动性，那么具有自促成性质的银行挤兑就不会发生，银行挤兑纯粹是由协调失败引起的。如果引入银行资产市场，放松银行长期资产不具有任何流动性的假定，那么银行挤兑的均衡机制就会遭到破坏。如果在资产市场改善对银行长期资产进行证券化后所提供的流动性，那么资产市场会破坏银行挤兑和存款者之间最优风险分担的均衡机制。另外，因为投资者能以低于长期价值的价格来购买长期资产，所以银行资产市场流动性的改善还会形成存款者和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再分配。

　　Allen和Gale（2000b）注意到，投资者提供流动性是需要激励的事实会导致流动性市场流动性提供的不足，因为持有流动性资产的收益要低于持有非流动性资产的收益。如果投资者能以便宜的价格购买到非流动性资产，那么他们就能实现资本收益的激励。因此，流动性市场只愿意为那些资产能赢利的、面临流动性危机的银行提供流动性，这意味着面临流动性危机的银行只能以低于“公平”价值的价格出售其长期资产。如果银行面临流动性危机而被迫出售长期资产时，银行的长期资产的价值就会降低，这反过来加剧了银行流动性问题的严重性。

　　（2）银行间同业流动性市场的无效率模型。在由多家银行所组成的经济中，当一家银行面临流动性危机时，它可以向其他银行进行拆借来获得流动性。但是，如果银行间同业市场所提供的流动性是无效率的，那么一家银行面临的流动性危机无法通过其他银行来得以解决，而且流动性问题很容易在银行之间进行传染。

　　Bhanacharya和Gale（1987）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银行之间的“搭便车”问题会使得银行间同业市场所提供的流动性不足。Bhattacharya和Fulghieri（1994）的模型表明，在满足激励约束条件的次优均衡中，银行间同业拆借的收益要比长期资产的收益高，持有流动性资产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但成为银行同业市场中具有流动性的银行是能够获得利润的。在他们的次优均衡中，银行的流动性资产要么过多，要么过少。Alger（1990）假定银行的流动性水平能够被观察到，银行同业市场上存在信贷风险。当信贷风险或银行间借款不能偿还的概率过高时，具有清偿能力和具有流动性的银行不会选择进行借贷，从而银行间同业市场崩溃。

　　（四）危机传染模型

　　危机传染模型强调金融危机的传染性，这类模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1.银行同业市场中流动性危机的传染

　　信息的外部性或银行之间信贷关系使得银行破产得以在银行之间进行传染。银行之间的信贷关系是由银行同业风险分担或银行共同参与的支付清算系统所导致的，即使银行“经济基础变量”之间是相互独立的，银行之间的信贷关系也会使得银行经营业绩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当存款者观察到银行经营业绩之间的强相关性时，信息传染就会发生。一家银行的流动性问题可以通过银行资产市场传染给其他银行。当银行挤兑发生时，银行必须以低于“公平”价值的价格来售卖其长期资产或者以更高的利率进行拆借，这就使流动性问题转化为清偿问题。银行资产价格的下降又会反过来影响其他银行资产的价值。

　　（1）信息传染。在Chen（1999）的模型中，由于需求存款合同所导致的收益外部性和信息的溢出效应，即使帕累托最优均衡或基于协调失败的银行挤兑均衡不会发生，流动性危机也会在银行之间进行传染。经济中多家银行的风险投资收益具有正的相关性，每一家银行中有耐心的存款者能获得银行风险投资项目结果的完全信息，一组银行的存款者首先观察到这种信息，这就会导致一些银行倒闭。其他银行的存款者会对由银行倒闭数目所提供的噪音信号作出反应，并在获得他们进行储蓄的银行的风险投资项目结果的信息之前就对这些银行进行挤兑。单个银行的挤兑会在银行系统中进行传染，导致其他银行的金融恐慌。

　　（2）信贷关系传染。银行同业市场有助于在银行系统内重新分配流动性，但银行同业市场会面临风险传染的成本。银行系统的负债网络会使得流动性问题或银行倒闭在银行系统得以传染。在Freixas、Parisi和Rochet（2000）的模型中，异质型银行在空间上是分离的，不确定性并不来自于消费时间模式的不确定性，而是来自于消费位置的不确定性。旅行存款者可以在一个地方存款，而在另一个地方进行消费。旅行存款者要么在进行存款的银行取款、携带现金到目的地消费，要么将银行存款转移到目的地的银行。当银行之间有信贷业务时，存款者的第二种选择是可行的。如果目的地银行倒闭，那么旅行存款者就会在其所开户的银行提前取款，当流动性需求超过这家银行的资产时，这家银行也将倒闭，从而银行挤兑从旅行目的地传染到了旅行的出发地，，就银行系统的传染风险而言，“分散借贷”结构比“信贷链借贷”结构有更强的稳定性。

　　Allen和Gale（2000a）在银行空间分离的Diamond和Dybvig经济中构造了一个传染模型，模型中区域的流动性冲击是异质的但流动性总需求是固定的。不同区域银行之间的信贷有助于银行系统抵御区域流动性冲击。银行之间相互持有存款的银行同业市场是银行之间分担风险的一种方式。在Dasgnpta（2000）的模型中，银行之间相互持有存款来抵御流动性冲击，在流动性冲击出现之后，高提取区域的银行（债务人银行）从低提取区域的银行（债权人银行）获得借款并承诺在将来偿还本金和利息。这意味着债权人银行将来的收益是债务人银行经营绩效的函数，债权人银行在债务人银行存款的价值取决于债务人银行是否破产。这种溢出效应使得银行之间的传染成为可能。

　　2.国际金融危机的传染

　　Kodres和Pritsker（1998）认为，信息不对称和跨市场套期保值能力是金融危机传染的根本原因，因为没有关联信息甚至没有直接共同影响因素的不同市场会发生同样的变动。IMF（1998）认为大型全球性机构在许多不同市场和国家进行经营，产生了似乎不相关市场之间出现溢出效应的潜在可能性，这种溢出效应是金融危机传染的原因。Masson（1999）在简单两国模型的多重均衡基础上来讨论金融危机的传染机理，证明了“季风效应”和“波及效应”的存在。波及效应模型表明，一个国家的金融危机会直接或间接地从贸易渠道来恶化与其贸易密切的国家经济基础，从而诱发该国潜在金融风险转化为现实危机。解释国际金融危机传染的另一个模型是多维平衡点传染模型：一国经济中的多维平衡点和投机者的“自促成”因素导致金融危机，诱发该国投资者重新评价其他类似国家的经济基础，从而产生“自促成”投机者对类似国家的冲击。Hausken和Plampler（2002）用一个流行病模型来解释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认为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与流行病在人群中的传染有相似的机制。

　　（五）孪生危机模型

　　Kanminsky和Reinhart（1999a，1999b）的研究表明，银行业危机和货币危机往往相伴发生，银行业危机和货币危机之间固有的内在联系被称为“孪生危机”。Stoker（1995）认为，在固定汇率机制下，外部冲击首先会导致货币危机，当货币危机发生后，信用收缩，破产增加，银行业危机发生。Mishkin（1996）认为货币危机发生时，银行用外币计值的大量债务会使得银行业面临问题。Velasco（1987）认为银行业危机发生后，政府的救援行动使得财政赤字货币化，从而导致货币危机发生。Mckinnon和Pill（1996）认为，金融自由化、外资大量流人、信用扩张和经济衰退是银行业危机和货币危机发生的共同原因。Goldfjin和Vades（1995）认为金融中介对外资波动和商业周期的放大作用最终会导致银行业危机和货币危机。

　　（六）羊群行为模型

　　“羊群行为”是信息连锁反应所导致的一种行为方式，当个体依据其他行为主体的行为而选择采取类似的行为时就会产生羊群行为。羊群行为发生时，个体趋向于一致行动，社会整体的一个较小冲击会导致群体行为的发生巨大的偏移，个体甚至可能放弃私人信息而仅仅依靠公共信息来选择自己的行为。

　　Chari和Jagannathan（1988）认为银行挤兑过程中羊群行为发生是可能的。存款者能观察到属于私人的白噪声信号，并根据这些私人信号和公开场合能观察到的其他存款者的行动来采取相应的行动。信息是私有的且不完备，但行动是能公开观察得到的，这就导致了“社会学习”（sociallearning），没有采取行动的存款者试图根据其他存款者的行动信息来做出推断。所有的存款者最终都不考虑自己的私人信息，而依赖于公共信息，从而羊群行为发生。存款者之间的羊群行为会导致银行挤兑的发生。

　　Lee（1997）以及Chaff和Kehoe（1998）认为宏观经济基础和金融资产价格之间会产生多重均衡的对应关系，是由投资者在信息不完备或信息不对称环境下的预期形式模式所导致的预期行为。Krugman（1998）认为金融市场上易于产生羊群行为的原因在于投资的委托代理问题，因为大部分投资在一些易于发生危机国家的资金通常是由资本的代理人来代为管理的。Calvo和Mendoza（1998）认为，即使单个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不是序列进行的而是同时进行投资决策，投资者之间的羊群行为也可能产生。如果一个投资者收集一个国家信息（或一个存款者收集一家银行的信息）的成本是高昂的，那么投资者（存款者）就会放弃私人信息，而按照公共信息来选择普遍的行为，经济（银行）的不利冲击就可能诱发羊群行为，从而使经济（银行）从一个没有投机攻击（银行挤兑）的均衡转移到一个有投机攻击（银行挤兑）的均衡。

　　（七）“外资诱导型”货币危机模型

　　WorldBank（1997）和Calvo（1998）提出了由外资导致的货币危机模型，认为大规模外资的流人、波动和逆转是导致货币危机的重要原因。大规模外资流人对一国的宏观经济状况和银行业的运营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得宏观经济稳定性变弱（经济过热、实际汇率升值、经常项目恶化、资产泡沫化等），导致银行业过渡放贷，风险贷款比例、不良贷款比例增加，银行业变得更加脆弱。当有外部冲击或内部振荡时，投机者将会发起投机冲击，外资逆转，货币危机发生。这种模型强调外资通过银行业信用过渡扩张的传导机制使本国的宏观经济和金融业脆弱性增强。

　　Chang和Velasco（1999a，1999b）的有外资冲击的协调失败模型是Diamond和Dybvig的银行挤兑模型在小型开放经济中的应用，当一国经济有外国资本输入时，短期外债是国外投资者之间协调失败的根源。资本输人对一国经济而言并不是坏事，资本输入使得输入国可以利用更多经济资源，输入国的经济福利可以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但资本输人的短期性质对经济却是有害的，因为短期的资本输入使得国外投资者之间会出现协调失败，从而使经济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均衡。国内存款者之间的协调失败消除后，国外投资者之间仍然存在协调失败的可能。在封闭经济中，消除协调失败的有效手段是禁止提前提取存款或对提前提取存款进行征税。开放经济中消除协调失败的有效手段依然是禁止撤资或对撤资征税。

　　（八）内生增长模型

　　Dekle和Kletzer（2002a，2002b，2004）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引入了金融中介部门，建立了以一般均衡模型为基础的金融危机模型。他们的模型表明，政府对金融部门的经济政策可能会导致银行业危机和持久的经济衰退。当政府为存款提供存款担保并对银行业的谨慎监管不充分时，银行中介事实上担当了政府与存款者之的转移功能角色。银行一方面将从优质贷款中获得的收益以红利的形式分配给存款者；另一方面却不断累积最终由政府承担的不良资产。政府对银行中介干预的时间选择会影响干预后的经济增长率。如果政府等待观望的时间过长，即使没有外部冲击，也会发生银行业危机和持久的经济衰退。Dekle和Kletzer（2002a）在内生增长模型中还讨论了外资输入、国内投资、公司债务、企业价值、银行股票价值之间的动态变化关系。在他们的模型中，危机的根源在于政府对银行监管的不得力和政府对银行或明或暗的担保，而政府过晚的干预是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

　　（九）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的扩展

　　Desai和Henry（2003）认为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忽视了危机与宏观经济基础变量之间的联系，以至于无法很好地解释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中的理性预期假设。有两种方法可以对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进行扩展：一种是像Beeby、Hall、Henry和Marcet（2003）那样，将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中的理性预期假设用“适应性学习”（定义见Evans和Honkapohja（2001））来替代；另一种是按照Morris和Shin（1998，2000）那样考虑基础变量的不确定性，用“有差异的私人信息”来代替“有关经济基础变量的公共信息”方法消除由预期驱动的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均衡的不确定性。但Prati和Sbracia（2002）认为用Morris和Shin（1998，2000）的方法所得到的唯一均衡仍具有“协调失败”的性质，因为均衡时是否有投机攻击发生是由信仰的结构和经济基础变量的行为共同决定的。

　　四、结语

　　金融危机理论至今已经发展了三代：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认为危机的根源在于宏观经济基础变量的恶化或扩张的货币政策与固定汇率间的不协调；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认为政府的经济政策和公共政策导致经济中的多维平衡点，而自促成因素使经济从好的平衡点转移到差的平衡点，危机具有自促成的性质；第三代金融危机模型跳出货币政策、汇率体制、财政政策、公共政策等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围，着眼于金融中介的作用。第三代金融危机模型还没有统一的研究范式，理论模型还不是很完善。从研究的视角来看，第三代金融危机模型大致又可以分为三类：由经济基础变量所驱动的危机模型；由金融恐慌所驱动的危机模型；强调投资者预期形式与经济基础变量之间联系的危机模型。由此可以看出，强调金融危机与经济基础变量之间的联系，强调经济基础变量与投资者预期形式之间的联系是金融危机理论发展的一个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