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十多年里，金融危机受到了经济学家、决策者以及社会公众的格外重视。大量的研究文献对金融危机的成因、传导机制和后果进行了深入探讨。就其后果而言，人们普遍将注意力投向危机对一国经济增长的沉重打击，并根据危机的程度和持续期限计算危机所造成的累积产出损失。然而，在对整体经济增长形成负面冲击的背景下，金融危机对社会各阶层收入与财富的作用方向与程度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此外，如果金融危机加重了贫困程度、恶化了国内收入分配状况，一国应该采取哪些政策措施加以防范或解决？

　　一、金融危机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渠道

　　发展中或转型中经济比较容易发生金融危机，这此危机产生的原因，以及各国对危机的政策反应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一些共同特征：危机发生前各国一般都存在巨额贸易赤字、本币严重高估和经济过度膨胀等问题；危机发生后各国一般都实施了本币贬值、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贸易、金融自由化和私有化等结构改革。于是，金融危机及其后的政策反应，通过多种渠道对一国的贫困和收入分配状况产生影响。

　　1.劳动需求的减少。作为危机的政策反应，紧缩的宏观政策将导致总需求、进而劳动需求的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市场存在两类调整：一是劳动时间缩短、失业率上升的数量调整；二是劳动工资下降的价格调整。例如，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Manue-lyan and Michael（1998）的研究发现，泰国的失业率由1997年4月的2.1%，增至1998年5月的5.3%；韩国则由1997年7月的2%升至1999年4月的8%.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与工资水平大幅下降相伴的是，大量的劳动力进入工资水平较低的非正式部门就业。显然，上述调整对所有劳动者的就业和收入都会产生不利影响，但是对不同素质和技能的劳动者的影响存在很大的差异。根据Agenor（2001）的劳动力贮藏（labor hoarding）理论，因为存在较高的周转成本，高素质与高技能的劳动者将被正式部门贮藏起来；相反，那些低素质与低技能的劳动者将被解雇，只能进入工资水平较低的非正式部门工作。面临劳动力市场的冲击，低素质与低技能的穷人因为无法利用信贷市场的消费信贷以缓解家庭收入的减少，最终陷入绝对贫困状态。

　　2.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化。在危机期间，本币贬值、税收与补贴政策的变化以及贸易自由化改革等政策反应会造成国内商品相对价格变化。Liptonand Ravallion（1995）指出，因为劳动力市场流动性不足、商品价格刚性等因素的存在，上述相对价格变化对一国贫困与收入分配状况的影响比较复杂，但一般规律与总体特征仍然是存在的。在这方面，Satin et al.（1997）认为，在本币贬值的作用下，相对于非贸易品，贸易品的价格将大幅上涨。所以，非贸易品净供给的部门将受损，贸易品净供给的部门将获益。其次，本币贬值、贸易自由化改革意味着出口的大幅扩张，进而使生产出口商品部门的劳动就业和收入增加，而低素质与低技能的穷人却难以进入这些部门。最后，本币贬值也将提高进口粮食的价格，受其影响及国内粮食补贴的削减或取消，国内粮食的价格会大幅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城市的贫民家庭将受到伤害，因为他们是粮食净消费者；相反，作为粮食的净供给者，乡村的农民家庭则可能由此获益。

　　3.公共支出的削减。作为紧缩政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公共支出的削减直接导致了财政转移支付和公共服务的下降，进一步对依赖公共支出增加福利的穷人产生更加不利的影响。例如，Bourguignonand Morrisson（1992）的研究发现，1981－1986年，危机期间智利的人均公共支出下降了20%，穷人因此受到更大的伤害：占社会40%人口的穷人家庭，虽然收入累计只占社会总收入12%左右的份额，但是他们接受了20%以上的转移支付和超过50%的卫生与教育等方面的公共服务。

　　4.实物与金融资产价格变化。在危机期间，实物与金融资产价格变化产生的财富效应，也会影响一国的贫困与收入分配状况。Datt and Ravallion（1998）认为，因为穷人没有能力购买债券、股票和房地产，危机发生时债券、股票和房地产投资泡沫的破裂，只涉及国内富人、国外投资者之间收入再分配。但是，作为危机的另一伴随物——奔腾式的通货膨胀对穷人的打击却是非常猛烈。原因在于，通货膨胀本质上是对货币资产的强制征税，而穷人无法跨越进入非货币金融资产市场的门槛，货币资产成为穷人财富持有的主要形式，难以进行金融资产的组合投资以规避通货膨胀风险。此外，因为名义工资没有紧跟物价指数快速调整，通货膨胀导致了实际工资的下降。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于富人而言，穷人的实际收入会出现更大幅度下降，因为他们除劳动工资以外，几乎没有其他形式（如投资收益、闲置房屋出租收入等）的收入来源。

　　5.社会环境的恶化。在危机期间，除了个人或家庭外，整个社会也会受到巨大冲击。Ferreira etal.（1999）认为，危机引发的经济苦难（收入减少、贫困率上升、失业率上升），以及由此产生的种族冲突、宗教和移民间题，严重破坏了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其他形式的社会资本，进而引起社会动荡或暴乱。1997年的印度尼西亚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就是典型的案例。与此同时，在公共卫生、环境治理以及其他方面政府支出的减少，造成了公共卫生与健康条件的恶化。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的霍乱流行，与危机期间政府在健康与公共卫生的支出减少密切相关。显然，在危机期间，社会环境的恶化使穷人的处境“雪上加霜”。

　　二、金融危机对收入分配影响的实证研究

　　对金融危机及其后的政策反应对一国贫困程度和收入分配影响的评估，国外学者主要在宏观、微观两个层面进行研究。宏观层面的研究是运用跨国时间序列数据估计金融危机与贫困、收入分配之间的经验关系。作为跨国方法的重要补充，利用个人与家庭特征的调查数据（如成员数量、年龄结构、受教育程度、职业以及地理分布等），微观层面的研究是考察金融危机影响贫困与收入分配的主要渠道及其深度。此外，除短期影响外，有些学者实证研究了家庭面临金融危机及其后政策冲击的行为反应，以及由此对一国贫困与收入分配状况产生的长期影响。

　　（一）宏观层面的实证研究

　　在拉美、亚洲金融危机与贫困、收入分配关系的研究中，Lustig（2000）发现，拉美国家先后发生的20次金融危机，全部造成了贫困范围与缺口的迅速扩大，其中有巧次导致了基尼系数的上升。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同样也产生了不利于贫困、收入分配的社会后果。例如，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印度尼西亚的总体贫困率由1996年的11%，增至1999年的18%，韩国的城市贫困率则由1997年的8.5%，升至1998年的18%.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Baldacci et al.（2002）选择了1960－1998年发展中国家的65次金融危机作为研究样本。他们初步的统计分析表明，样本涉及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危机期间通货膨胀率为62%，人均GDP减少了1.6%，正式部门失业率以1.1%的速度递增，在教育与健康方面的政府支出也大幅减少。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率以14.76%的速度递增，基尼系数则极其微弱地上升了0.22%.此外，运用样本国家的跨年度数据，建立模型对金融危机与贫困、收入分配的关系进行OLS估计，他们发现，在金融危机期间，人均GDP的下降，正式部门失业率的上升，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在教育、健康方面政府支出的下降，可以解释发展中国家大约60－70%的贫困与不平等指数的变化。

　　通过对25个非转型的发展中国家银行危机的研究，Honohan（2005）发现，危机发生后有些国家的基尼系数有所上升，有些国家有所下降，总体趋势虽是上升，但极其微小（大约上升了0.02%，从统计的角度可以忽略）。其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基尼系数的上升几乎都发生在拉美国家，下降一般都发生在亚洲、非洲的国家。此外，他们的研究还发现，一国的腐败指数与基尼系数呈正向联系；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银行危机期间，腐败受益者丧失了一部分特权与利益。

　　（二）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与贫困、收入分配关系的研究，Lokshin and Ravallion（2000）发现，在危机期间，平均家庭支出减少了约20%，贫困人口比例（从支出角度定义）由22%上升到33%.如果从收入角度衡量，贫困比例的上升略小一些，显示在危机期间家庭支出行为表现出过度的谨慎预防反应。另一方面，不平等指数则有所下降，支出的基尼系数从0.44下降到0.42；收入的基尼系数从0.48下降到0.42.这一对显著的矛盾（在贫困人口收入份额增加的同时，贫困人口总数也在增加），反映了因为绝对收入的减少，超过13%的原来的非贫困人口陷入贫困状态。

　　运用代表性家庭（涉及14042个家庭）的详实调查数据，Baldacci et al.（2002）对1994一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造成的贫困、收入分配影响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他们发现，危机过后贫困发生率大幅攀升，贫困的缺口也加大了；中等贫困人口（从支出角度定义）从总人口的36%增加到48%，极端贫困人口也从11%增加到17%.并且，相对于危机前贫困家庭的特征并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在农民或自营家庭，受教育程度低的家庭，生活在农村地区、南方各州和尤卡坦半岛（Yucatan）的家庭，成员数量较多或单亲家庭中，贫困率较高且在贫困线以下较深。与此同时，衡量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却呈现一定的下降趋势，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由51.6%降至50.2%，支出的基尼系数也由54.2%降至51.6%.相对于危机前，最低五分位群体收入和支出的份额上升10%以上，而最高五分位群体的份额下降超过2%.虽然最穷的20%人口在总收入中的份额是增长的，但是，以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计量，他们的月平均支出却从1994年的M＄433减至1996年的M＄386.所以，在收入分配状况上总体有所改善的同时，贫困的广度和深度却在扩大。

　　在对1997－1999年印度尼西亚金融危机的研究中，运用典型家庭的收入与支出调查数据考察贫困、收入分配状况的变化，Strauss et al.（2004）发现，虽然不平等程度降低了，但是在贫困人口中绝对贫困率从大约15%迅速升至33%.并且，相关价格的剧烈变化（如汇率大幅波动、食品价格比其他商品价格更多更快地上涨），以及公共卫生服务质量的恶化，是导致贫困和不平等程度变化的直接原因。此外，在印度尼西亚，金融危机与政治动荡、社会骚乱之间的联系导致的广泛的商业失败在其中也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三）家庭行为反应及其影响

　　从宏观和微观层面看，通过多种渠道，金融危机及其后的政策选择加重了一国的贫困广度与深度，改变了一国的收入分配状况。面临这一不利冲击，家庭会做出一系列的行为反应。例如，据Ferreira（1995）的观察，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作为相对价格变化的反应，家庭的消费结构做出了适应性调整；受正式部门劳动需求减少的影响，一些工人转入非正式部门就业，妇女也增加了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为了基本的生存需要，许多学龄儿童过早地离开了校园进入劳动力市场，很多家庭不得不廉价变卖生产性资产渡过难关。

　　上述行为反应在短期内可能有利于缓解家庭贫困状况，但是，在长期内一些行为反应则削弱了贫困家庭的脱贫能力，加大了一国改善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的难度。譬如，学龄儿童的辍学使贫困家庭无法形成人力资本，严重影响了他们未来的收入能力；廉价变卖生产性资产使贫困家庭在危机过后也难以恢复生产和增加收入。Lustig（1995）对1982年墨西哥债务危机的研究发现，危机期间贫困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放弃，大大降低了初等教育入学率、高等教育的普及率。由此产生的贫困家庭受教育程度的下降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何相当长时间内墨西哥严重的贫困和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三、面对金融危机的收入分配政策选择

　　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加重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程度，恶化了收入分配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政府如何最大限度地避免或减轻金融危机对贫困家庭沉重且持久的打击？对于这一重要问题，国外学者提出的政策选择为：在危机发生前，发展中国家应该建立高效的安全网；在危机发生后，政府应该积极实施帮助穷人脱贫的发展战略。

　　（一）建立高效的安全网

　　如果缺乏高效的安全网，金融危机就会对贫困家庭造成更大的伤害在拉美、亚洲国家，因为安全网的受益范围过小，且反应迟缓，危机期间贫困、收入分配状况严重恶化了。在事前建立高效的安全网，是保护穷人和贫困家庭利益的有效措施。一个高效的安全网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

　　1.工作福利计划。良好的工作福利计划，可以使失业的穷人重返劳动力市场，从而减小危机对他们的负面冲击。Ravallion（1999）认为，一个有效的工作福利计划必须保证愿意工作的穷人及时找到工作。为此，在危机期间政府应该增加基础设施项目以满足失业大军的需求。在这方面，阿根廷、印度的“就业保障计划”做得比较成功。其次，工资率水平的高低，是工作福利计划成败的关键因素。相对较低的工资水平（一般不应超过危机前非熟练工平均工资的90%），不但有利于更多的穷人就业，而且可以防止中高收入群体也来竞争这些就业岗位。此外，倘若危机期间，非熟练工的实际工资下降了，那么工资福利计划的实际工资也应做出相应调整。

　　2.食物或现金转移支付计划。对于没有能力或不应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穷人，如孕妇、老人和学龄儿童，食物或现金转移支付计划的实施可以有效地使他们减轻危机带来的痛苦，以及避免未来获取收入能力的丧失。在金融危机期间，政府应该视危机对贫困的影响程度，对这一计划的范围和力度进行调整。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看，巴西政府为贫困家庭子女支付学费的“教育津贴计划”、孟加拉国为贫困家庭儿童入学给予粮食补助的“教育补助计划”，因为降低了他们接受教育的成本，使危机期间贫困家庭的教育和人力资本投资得以维持，进而保证了危机过后他们获取收入和脱贫的能力。

　　3.贫困家庭融资计划。贫困家庭融资计划的实施旨在避免贫困家庭廉价变卖生产性资产以维持危机过后的收入创造能力。Khandker（1998）指出，该融资计划不同于一般的银行贷款，在实施过程中，贷款人应该使客户了解该项融资的特殊性，并确保借款人具有明确的生产性投资目标。在孟加拉国，此类计划因为注重这一特性得到了富有成效的实施，成功地维持了贫困家庭的生产和收入创造能力。

　　显然，上述所有计划的实施，都涉及财政成本付出。例如，Atinc and Walton（1998）估计，在印度尼西亚金融危机期间，如果建立了工作福利计划，并使贫困家庭的消费维持在危机发生前的1996年的水平，那么该计划的实施涉及的工资成本将占到财政预算支出的3.5－5%.另一方面，安全网及其具体的计划设计，不应该对穷人提供过度的保障，因为这样会提高失业率和人们对政府支出的长期依赖。也就是说，安全网的运行也存在效率问题。其判断标准是，政府在此方面的支出所带来的边际社会福利，与其他方面的支出大致相等。

　　（二）实施帮助穷人脱贫的发展战略

　　当金融危机发生后，发展中国家会做出一系列的政策反应。有些政策反应（如政府支出的减少），可能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升和宏观经济的稳定，但是，在短期却对穷人造成更大的伤害，恶化了贫困和收入分配状况。所以，为有效保护穷人的利益，改善贫困与收入分配状况，应该充分考虑这些政策对贫困家庭的福利影响，并尽可能地做出相应的补偿。更重要的是，从改善贫困与收入分配状况出发，政府应该积极实施帮助穷人脱贫的发展战略。

　　1.一旦实现内外部平衡，就重新“点燃”增长。作为危机的政策反应，紧缩的宏观调控是必要的。但是，Sahn et al.（1997）认为，一旦经济调整到位，基本实现了内外部平衡，控制住了通货膨胀，政府就应该采取宽松的宏观政策，下调利率，恢复政府支出，重新点燃经济增长。因为劳动是穷人的主要“资产”，总需求的不振、劳动需求的萎缩，将直接减少贫困家庭的收入。为了更好地改善穷人的状况，扩大的政府支出应该投向那些劳动密集型的项目，如农村公路或其他基础设施建设。此外，宽松宏观政策的实施，应该避免通货膨胀的卷土重来，因为穷人持有较高比例的货币资产，会受到更大的冲击。

　　2.在政府支出总体削减的背景下，区别对待不同的项目。面临金融危机，发展中国家一般会削减政府支出；但是，不同的支出项目需要区别对待。例如，在教育、健康和卫生方面的支出，非但不能减少，反而应该增加。教育方面，对初等教育的政府支出、旨在降低辍学率的现金或食物转移支付，有利于贫困家庭的人力资本形成。在健康、卫生方面的政府支出，如预防性接种、流行疾病控制，作为一种外部性较强的公共福利，也有利于贫困家庭的人力资本形成。此外，促进穷人生产性投资的公共支出，如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环境治理和对穷人的融资计划，在危机期间也应该得到加强。

　　3.加大政府支出力度，保护和重建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在金融危机期间，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网络系统和社会资本遭到极大的破坏，导致社会关系紧张和动荡不安。在这种情形下，一切商业活动会受到抑制。所以，Fajnzylber et al.（1998）指出，政府不应该忽视这些领域的变化，加大在此方面的政府支出力度，促进经济恢复增长，进而增加贫困家庭的收入，缓解贫困与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

　　四、简评

　　从本质上讲，金融危机是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失败的副产品，是对宏观经济严重扭曲的强制调整。除了金融危机这一极端情况外，有大量证据表明，在宏观经济相对稳定时期，发展中国家以自由化为趋向的金融改革受益者，也仅限于“内部人”－社会精英、富人，以及具有政治背景的大企业，从而恶化了收入分配，扩大了贫困人口比例。所以，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即使在金融自由化的相对稳定时期，建立高效的安全网及帮助穷人脱贫的发展战略也有助于解决一国的贫困和收入分配问题；只是当金融危机发生后，政府应该加强它们的覆盖范围和实施力度。

　　温涛等（2005）运用1952－2003年的实际数据，对中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清楚地显示，因为政府主导型金融发展的结构、功能和制度缺陷，中国的金融发展不仅没有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相反，对农民收入增长起到抑制作用，直接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和“二元结构”的强化。根据世界银行（2004）的测算，中国的基尼系数由1980年的0.320，升至2001年的0.447，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所以，面临金融改革以来城乡、区域间、各社会阶层的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以及加入WTO后中国金融开放可能带来的金融危机隐患，国外学者提出的政策建议也给予我国以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