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A没有什么用！”朱小军说。1999年报考MBA时，朱小军是江苏省某单位办公室的一名普通公务员。4年过去了，虽然已经读完了MBA课程，但朱小军的位置还是没有变。

　　“当时的选择完全是一种冲动。”朱小军坦言。1999年，这个工作不到两年的年轻人觉得自己的工作沉闷乏味而坐立不安，恰逢全国都在炒MBA，仿佛读了MBA就一步登天了似的———当时网大统计出清华MBA毕业生的最低年薪是10万元，平均年薪达到22万元———这足以让月薪不到3000元的朱小军心动不已。

　　另一个冲动体现在学校的选择上。1999年，某高校MBA的学费从3万元上涨到5万元，同年，另一高校的学费维持3万元不变。权衡之下，朱小军报了另一高校的MBA.至于具体的项目和教师的组成实力，朱小军丝毫没有考虑。“反正排名差距不大，我就选了便宜的那个。”

　　之后的三年，朱小军每周五、六日，奔波于上海和南京两地之间，每周来回坐6小时的火车，三年仅车费就一万多元。不少朱小军的同学比他更繁忙，经常是提着行李箱来上课，不是刚下飞机，就是快要上飞机。令朱印象深刻的是一位每周从北京飞来上海上课的学生。这位同学曾经在上海通用电气任职，后来跳槽去了北京清华同方任事业部经理。职位的调动，仍没有使他放弃在上海的学业。

　　“当时我们都对MBA充满了希望，但事实是MBA的就业形势一年不如一年。等到我们毕业的时候，有人只找到了月薪3000元的工作。”巨大的心理落差让朱小军们灰心丧气。

　　“有人说MBA是投资，我怎么都觉得MBA是消费。”MBA朱小军开始明白，MBA只可能是锦上添花，不可能是雪中送炭。

　　但朱小军另一名同学宋飞则是迥异的命运。他原来是财务大专毕业，在读MBA之前，曾在南京珠江路电子商业街做会计，原有的商业经验为宋飞的MBA毕业就职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毕业前一年，宋飞就到了浙大网新（上市公司，股票代码600797）实习，毕业后成为了浙大网新杭州子公司的财务总监。

　　而与很多行政背景的同学一样，朱小军无处可去，被迫放弃了留上海的梦想，回到了原职。

　　更令朱小军失望的是，MBA班的人际关系在毕业之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工作背景不同，现在我已经很少与他们联系。”机会和关系网，朱小军似乎一个都没有得到。

　　曾繁明是MBA的受益者，他是98级南京某大学MBA班年龄最长的一位。他认为MBA课程对他的“帮助蛮大”。

　　“MBA让我学会理性管理，而在此之前，我的管理处于无意识的自发状态。”

　　曾繁明是清华大学电子工程91届的毕业生。毕业后分到外经贸部工作，1998年到经贸部子公司江苏万方网络工程公司任总经理。

　　“我原来是个工科背景的人，管产品生产还行，管生产销售让我力不从心。”为此，曾繁明报考了南大的MBA，“确实想学些东西”。

　　毕业的时候，曾繁明基本达到了他的预期。一方面他了解了从未接触过的财务知识，弥补了“木桶短板”，另一方面，他从同学之间的交流中也感受到不少启发。

　　“交朋友的目的不是功利的，首先是交流和启发，合作是进一步的事情。”

　　在1998年读书前，曾繁明的月薪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这也使得曾繁明的心态趋向沉稳。

　　“月薪和MBA学位并不是一种线性的关系。”曾繁明认为，将MBA与月薪等同考虑是一种不成熟的行为。MBA课程让曾在管理的系统性和全面性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2001年曾繁明毕业之后，再次获得了单位的提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