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是中国经济大省之一，在全国的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的位置，1998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百分之七点八，但广东去年不仅完成了原定的百分之十的增长目标，而且增长幅度还比原计划略高，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了10.1％，1998年广东完成国内生产总值7937.23亿元人民币，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广东去年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出口拉动，出口达至757亿美元（占全国 44.1％）。据推测，我国可望在年底加入WTO，但对此我们期望值不能太高，美国一直压我们付高昂的、不合理的“入场费”，拿WTO来压中国。加入WTO有得有失，有利有弊，中国加入WTO的基本原则是“有理、有利、有节”。作为广东企业应如何看待加入WTO，如何作出理性抉择。

　　广东企业应明了WTO对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涵义

　　世界贸易组织（WTO）是美国力倡其意识形态的有力工具。美国的意识形态简言之，就是贸易自由化、资本流动自由化、全球化以及相应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其中全球化的含义并不仅仅是日夜不停的电子贸易网，全球化的真正含义是全球国家和民族的解体，是要建立20世纪 40年代由罗斯福总统的政治顾问皮克曼首倡的“世界政府”，以迫使各国政府放弃干预经济的权利。1979年，保罗·沃克在竞选美联储主席时宣称：要实施“世界经济有控制解体”的政策。而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之后，美国利用金融危机迫使东南亚国家放弃对经济的干预，并大肆廉价收购东南亚资产，是危机时的赢家。这种结果正是“全球化”的必然产物，也是“全球经济有控制解体”的题中之义。 WTO对强者而言，是拆除弱者自我保护的篱笆，这就是关贸总协定中的“一般原则”；对于弱国而言，建立自我保护的篱笆，并随着自身实力的增强，有限度地、渐进式地开放篱笆，这就是WTO前身CATT的“例外要求”。

　　广东企业1998年出口总额为757亿美元，出口的产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服装、玩具、手工艺品等，而广东企业在资本密集型产品和科技密集型产品如医药、化工、汽车、电信产品及石油产品等方面处于弱势。例如l999年1月份广东社会经济统计月报所公布的全省全部国有工业和年销售收入在50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工业主要产品产量就可略知一二了，我省今年1月的汽车产量仅996辆，电子计算机（单位1Oline）158.63部，原油加工量82829吨。这意味着这些行业若全部开放则全军覆灭，这些仅从海关打击成品油和钢材走私，使民族工业稍感轻松的情况就可看出形势的严峻，所以，广东企业不能简单地把入关理解为开放，而不入关则等于闭关自守。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而竞争经济的本质是弱肉强食。加入WTO是想成为市场竞争的强者，但强者永远是少数，现代经济竞争的法则是强者通吃，所谓的“双赢局面”是强者的诱饵，弱者的幻觉。广东企业须知在竞争中不深谋远虑，不知己之所短，敌之所长，则乃一介匹夫，必败无疑。广东企业应仔细估量将会面临的“假想敌”，与它们相比是弱还是强：“假想敌”有哪些长处和短处，它们在采取什么战略，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现行的谈判是否会拆除我们的保护篱笆，我们能否在保护篱笆拆完以前变得像“假想敌”那么强大。广东企业应以务实主义的态度进行战略思考。

　　加入WTO究竟能给广东企业带来什么

　　有相当部分的人只把加入WTO作为一种既定方针去论证，把加入WTO视为顺应历史潮流的必然选择，视为改革开放的必由之路，甚至有些人还认为死在WTO，死得光荣。殊不知小平同志的理论视改革开放为手段，一切具体手段优劣的判断标准是“三个有利于”。目的是强国富民，共同富裕。也就是说，在加入WTO的问题上，要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选择最佳时机和最优条件，一句话“赚钱就干，赔本不去”。这就要分析加入WTO对广东企业的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

　　现在较一致的观点是：

　　第一，加入WTO会使我国的产品在134个世贸成员国中享受最惠国和无歧视待遇；

　　第二，会吸引大量外资。按WTO前总干事鲁杰罗的估计，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每年可拉动GDP增长近三个百分点，并创造约l000万个就业机会；

　　第三，间接或直接促进我们的制度创新。

　　有人以此而认为加入WTO是中国的最好和最后的强国富民机遇，否则必亡。因此，无论什么性质的入场券，再贵的入门费也在所不惜，这是很没道理的结论和分析。首先，从短期利益分析，1978年至1998年，尽管中国的关税一直比较高，也一直没有加入多边的关贸总协定，但广东进出口总额从16亿美元增至1300亿美元，年均递增24.5％，其中出口总额从14亿美元增至757亿美元，年均递增22.1％。利用外资方面，广东至l998年底，全省实际利用外资962亿美元，年均递增30.9％。广东目前私营企业出口逐年增加，三资企业5万多家，形成了“五个轮于一起转”的局面；与16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经贸关系。 1998年广东实际利用外资151亿美元，在中国排名第二位。外资在广东的投资领域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扩展，外资结构不断优化，为广东的经济注入活力。广东全省建设资金的1／3是外资，并且引人国际竞争机制，与国际惯例接轨。

　　由此可见，从短期利益来看，若加入WTO的条件太苛刻，美国人逼人太甚，得陇望蜀，让我们实在不好交待的话，广东企业应立足于以退为进，做好不加入WTO的准备。因为，广东改革开放的伟大成绩的取得，就是在没有“入关”的前提下，成功地打入国际市场。因此，不能悲观地认为没有加入WTO，就会被世界市场所拒绝，毕竟世界很大，退一步讲，黑了美国有欧、日、拉美非等，何况世界上不会有哪个国家会因中国没加入WTO而拒绝与中国做生意，5月14日德国总理施罗德来华“负荆请罪”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对我们来讲，搞那么多双边协定确实比多边协定麻烦得多，但是主动权操在我们自己手里，因为加入WTO就意味着部分地放弃国家的经济主权。所以，从短期利益上看，根据广东外贸实践的经验，若开价合理而年内加入WTO，广东经过20年的发展，已经具备了进一步扩大开放的物质、技术条件，会使广东外贸发展更快。如若条件太苛刻，而不能在年内加入WTO，要推迟到下个世纪，我们可从容审视WTO明年初开始的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根据制定出的下世纪贸易新的游戏规则，确定我们的对策。总之，主动权操在我们自己手里，总比任人摆布要强。其次，从长远利益分析，我省确定的到 2010年，外贸出口目标：出口每年增长14％，到 2010年达2800亿美元，年均递增12.1％。从广东是中国主要出口大省来看，这些决定了加入WTO的条件不能按美国开出的时间表和要求。至于什么时候将我国的保护篱笆拆到什么程度，这不能由美国人定，而完全要根据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来定。

　　从短期利益看，我省的出口是可喜可贺的，从长远利益看，我省的出口结构是值得忧虑的。去年广东出口总值757亿多美元，其中：广东国有企业出口额为340多亿美元，占广东全年出口总值的44.l％；广东三资企业出口总额为32亿多美元，占广东全年出口值的4.2％；另外还要注意广东1998年的来料加工装配贸易为202亿多美元，占广东全年出口值的26.7％。这种出口结构暴露出广东外贸存在的远忧。广东每年出口量不小，占全国近四成，但大多数是初级产品，其一半以上是三资企业的出口额，同时又是近几年来增长最快的部分，有人无保留地肯定这种出口结构，并认为这种结构有利于在加入WTO后，抵御外贸风险，这是值得研究的。第一，这么大比例的来料加工装配贸易和进料加工贸易，说明广东充分利用地缘经济优势，以内地大量廉价适用劳动力促进外贸发展，这是“近喜”，值得充分肯定。但有“远忧”，因为这并不是真正的工业实力，并缺少自主开发能力，基本上都是出口加工基地，是外商尤其是跨国公司的生产车间，其竞争力完全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基础上，一旦国际市场起风暴，这种出口结构要恢复竞争力，唯一办法只有当劳动力重新变得非常廉价，多年积累提高的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才能恢复竞争力。生活水平的逆转必然意味着政局不稳，社会长期动荡，更为可怕的是，这种出口结构的动荡具有大波动的周期性。第二，这种出口结构实际是以跨国公司（或外商）设在广东的生产车间的出口，由于这种跨国公司内部化贸易的“转移价格”和技术知识市场内部化特点，它无论对于广东其他产业的相关发展，还是对于税收，或是对于引进技术，或是对于增加贸易顺差起作用都不大。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协会统计，跨国公司占有了全世界贸易的2／3，这种交易有一半是这些公司在它们自己的网络系统内部完成的。因此，这种出口结构下的出口数字，不能等同于广东真实的、自主的国际竞争力，长期如此，恐怕会成为依附型经济。

　　因此，从长远战略利益角度上看，若要加入WTO，得其利而避其害，需要深化广东国企改革和私企改革，逐步培育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型企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形象，就是要有像美国通用、德国西门子、日本丰田这样的大跨国公司，它的一个核心标志是具有高度自主的知识和技术创新力、能在国际市场上左右某一行业或某一产品的能力，或能与其它大企业成鼎足之势。广东无须十家八家，广东只要培育一、二家则足矣。

　　广东企业应对WTO的思考

　　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最早的省份之一，历史上有“先走一步”的传统，对世界情况较早接触，较为熟悉些，在对加入WTO，迎接挑战，把握机遇上“先行一步”。

　　首先，广东企业界要研究世界工业强国的历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破除迷信自由竞争、自由贸易万能论的思想。

　　从历史上看，美国在立国初期直至成为工业强国的一个世纪里，是以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为其经济学基础，这是美国当时的意识形态。李斯特主张对外贸易实行关税保护，实行国家统一的对外贸易控制；对内实行市场竞争机制，使全国民族工业在有国家关税保护下，优胜劣汰，壮大民族工业，使之达到国际竞争力的水平。当年的美国用李斯特理论为指导，从英国殖民地里独立出来之后，为保护美国民族工业，曾经历了长达近100年的高关税政策，期间不惜两度同英国交战，打破英国发动的全球经济和军事的封锁围堵。直到美国建立了强大工业国之后，才废弃李斯特理论，尊奉斯密“自由贸易”理论。

　　日本工业的竞争力也不是“自由贸易”的产物，而是由于美国当年出于冷战的需要，允许日本政府实行高度贸易保护，单方面向日本开放美国市场，同时默认日本对本国市场进行高度保护；默认日本银行无担保地向各大财团发放贷款；默认日本产品对美国市场的倾销。这是日本工业近30年成功经营的关键因素，而不是什么日本企业文化。

　　亚洲四小龙的工业发展史也有这一特点，由于冷战的强大压力，美国需要扶植南韩、台湾等反华、反共的基地，允许他们采取高度的关税保护措施，单方面优惠向他们开放欧美市场。这种出于政治战略上的优惠待遇，是其它一百多个关贸总协定发展中成员国所没有过的待遇。这就是为什么其它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的关贸总协定的成员，未能像四小龙那样成长壮大的真正原因。关贸总协定和依附型出口导向战略，正在使“南北差距”成为一条不断加深的鸿沟。

　　还有从今天发生的事件中也可以看出美国人从来就把“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当作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的。1998年8月份，美国的著名长期资本基金濒临破产，美联储不顾刚刚责骂过香港特区政府干预市场，有违市场原则，一反常态，公然违背它所鼓吹的新自由主义教条，出面组织注资抢救。因为如果对长期资本基金进行破产清算，涉及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就达12500亿美元，危及整个世界金融体系，危及美元地位和美国的“全球化”利益。所以，美国是最实际的。我们应树立“保护与开放”的辩证思想，坚持小平同志的“三个有利于”原则，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稳妥办法。一切改革方案必须在充分论证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改革试点试验的实践检验，选择局部的地区、行业和企业，检验加入WTO带来的一切开放和制度变化，是否能够促进“三个有利于”。

　　其次，广东企业要认真钻研WTO的“游戏规则”，利用好外部条件，进行科技创新，提高产品档次，降低成本，改进营销策略。

　　充分利用对幼稚工业的保护，运用政府和市场两个方面的推动力，努力提高幼稚产业的集中度，努力通过与国外知名企业合作，不断提高国产化率和企业规模，在此基础上逐步降低价格，逐步使产品性能价格比接近国外产品，并认真学习外国企业的先进营销方式，改进服务质量，以确保国内市场的竞争实力，并利用加入WTO的时机抓紧扩大国外市场。

　　充分利用国内市场，启动内需，这需要企业向国家积极呼吁实行反倾销措施，以保护国内企业的合法权益。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运用同业公会、商会的集体力量，保护本行业的合法权益，制裁违法的外国企业的倾销。

　　再其次，要努力实现保护与创新相结合的办法，迎接加入WTO的挑战。

　　保护，主要指根据不同行业和产品的优劣态势，制定相对应的利用外商投资的投资配额限制，利用外资的具体形式和股权比例限制，以及国内销售和出口的比例额度，既要适度利用引进资金和竞争的正效应，也要限制对国内民族工业的冲击。对民族工业的保护也要“抓大放小”，对于战略性行业，应确保国有大型企业的主导地位，引进外资以合资形式和国内控股为主，规定重要产品的零部件的国产化率；对国内无优势的高科技行业，允许外商独资经营，但应限制独资企业的数量和规模，为的是以此作为示范，为后起的国内企业保留充分的市场空间。

　　创新，主要指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又主要指改革政府经营全民性质的企业，创建非政府系列的全民资产管理系统。将现有的经营国企的部门独立分立为非政府的全国资产管理系列，积极为企业改革制定良好的政策和立法环境。积极试行“职工股权化”企业，使职工成为经济学意义上的企业主人。不确立经济学意义上的国企主人，国企改革无法继续推进。

　　科技创新是广东企业真正能与世界先进企业相抗衡的关键。经济增长的真实动力，在于所有产业领域引进了新技术和新产品。技术的研究开发和新产品的引进，是保证经济在一定时期达到较高的实际增长率。科技创新的保障机制是科技产权和专利制度，没有明确的科技产权和专利制度，就没有办法保证源源不断的科技创新力。如何全面落实《专利法》，是广东企业应精心研究的课题，也是努力与世界经济接轨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