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法国里昂信贷银行统筹部区域总监、香港《信报》专栏作家张建雄先生，在香港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他主张中国要进入WTO.从总体上看，应是一个过程，但就银行体系开放的局部而言，应为一次性完全开放。

　　张建雄先生就中国加入WTO的问题说：

　　中国经济是由许多部分组成的，从整体利益上看，中国人WTO应该是一个过程，开始的第一步和最后的一步之间，不能是吃快餐，但对于争论不休的银行体系开放，一次性搞掂比慢慢来要好。

　　中国的银行与保险的开放，试点又试点，一次一点点，使金融改革因时间漫长的金融开发而放缓了。外资银行在中国营业，只能靠三资企业的基本储蓄，从事银行拆借，国有四大商业银行的寡头垄断丝毫未受动摇；此外，人民币是否能够长期稳定，特别是大家都知道，经济越是开放，人为管制的汇率稳定难度越大，这就令外资担忧过多。其实，银行体系开放程度越大，并不意味着外国银行占有的市场份额就一定大，在开放与市场份额之间没有必然的相关关系。银行的竞争与市场份额之间才具有相关关系。在台湾，25年前开放至今，外资贷款占总的贷款市场份额从5％降至3％。

　　银行开放不等于中国自己的金融萎缩，外资银行只会在外汇交易上占较多优势，尤其是跨国银行；而外汇交易在整体银行业务中只是一部分，不是全部。关键的问题是，中国的银行在信贷业务和金融服务上竞争力不强，尤其是国内银行尚未有分析风险的能力，至少在银行界还没有向企业普及信贷风险的能力，也不能过多指望金融开放后，外资银行培养的本地信贷人才回到国内银行工作。从经验上看，这些人才往往选择投入到企业搞财务，因为那里的效益和收入更高，十几年后，中国的市场成熟了，他们才会回到国内的银行。台湾就是这样。中国每一步都是在试点，每一次都只放进来两三个大的外资银行，这是很危险的，这些大的外资银行实力雄厚，运作手法娴熟，很可能形成新的金融寡头。而如果一次性开放，当代外资银行各自取向各有特点，有的主要从事银行的零售业务，吸收居民和企业储蓄为主，有的主要从事信贷的批发业务，把其他地区的储蓄向另一地区投放和回收，而不搞放贷。零售服务如我们银行，只在法国国内吸储，在海外搞批发，向海外的欧洲客户放贷。外资银行之间不分大小地竞争和从事差别服务，等于让外资银行在同一个起点上开步，一方面更为公平，另一方面也能相互制约，金融寡头难以形成。

　　中国政府自从向外资银行有限度、一点一点地开放以来，一直以很高的银行资本金来限制过多的外资银行进入，这正好符合那些资本雄厚、有能力垄断市场的大外资行的利益，令其捷足先登，尤其是那些从事银行零售业务的大行，如美国的花旗和香港的汇丰。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两家大行的厉害：它们都主要从事零售性质的储蓄，然后在银行同业中拆借出去。当日本在1998年4月1日金融大开放后，花旗在东京开了25间分店，而同样在东京，汇丰一下子以收购的形式占领了差不多的分支机构，它们的动作都势如破竹，绝非中小银行可以相比。在我看来，有限度的开放，是把垄断交在几个人手上，既非公平，又后患无穷。

　　中国最担心一次开放银行体系，会有坏账和体制问题的困扰。弄不好，国有商业银行会全军覆没，金融危机加重了这种担忧，开发的步子更谨慎了。这不是没有道理，却又不怎样合常理。首先，外资银行进入中国，从计划到正式入内，通常需时一至两年，从铺设网点到盈利，又需时日。这段时间，正是催促中国自身改革的动力之一。其次，金融危机之后，外资在亚洲，包括在中国投资，也要看时机，不是你开放了，人家就迫不及待了，他也会三思而行。第三，最重要的一点，外资银行与外资企业不同，它们更偏重城市储蓄及信贷的吞口上量和市场份额，国有银行在城市的市场极有可能失去一部分，但农村不会，因为农民收入还太低。眼下，银行体系不开放，一个局部区域只有4亿美元的市场，不足以吸引外资银行，外资银行虽然积极抢滩设点，却普遍只派入即将退休的、或二流、三流的人才入中国。与此相比仅香港的业务通常就在30亿美元。

　　我担心的不是一次性开放，而是有没有好的管理、有效监管的问题。监管人员对金融不甚了解，外资银行的特点正是在法律的间隙之间求进取。这不是外资银行的错，每个国家都面临这个问题，问题是中国自己有没有健全的机制和解疑专家，这就要求中国的会计师行业一定要高素质地发展起来，而非仅仅从税务方面考虑审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