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学界“非主流经济学派”的兴起，源于1994年左大培在《经济学消息报》上发表的一篇短文：“经济学界也要反腐败”，支持政府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批评部分经济学家为投机资本讲话。我在1995年发表“超越左右翼”的文章，并且发起了“经济学非主流观点”的讨论会，参加者有张祥平，刘力群，顾海兵，左大培等人。

　　至2000年为打破“经济学主流派”的垄断和对不同观点的封锁，对非主流经济学家的有意识贬低和妖魔化，我组织了20多次思想讨论会，并整理了14次讨论记录，在网上发表，邀请了非经济学家参加，如自由主义者丁冬，秦辉，王东成，杨继绳；民族主义者王小东，房宁，马立军等人。

　　从2001年开始，我们全面系统论述自己的观点，反思引进西方经济学的后果。

　　几年来，已经有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和学者，出版了非常高水平的著作，抵制片面鼓吹全球化，市场化，自由化的主张。如：

　　赵英：《大国世纪》，提出了中国应该发展超级产业，而不是仅停留在为跨国公司打工。

　　杨斌：《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从战略和谋略角度研究美国政策，打破了以美国是“生产力规律”代表者的神话。

　　韩德强：《碰撞》，反对静态比较利益，以德国历史学派为理论依据，批判经济主义自由主义。

　　胡鞍纲，杨帆等：《大国战略》，从中国的大国特性，而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特性考虑战略问题。

　　杨帆，荆林波等：〈中国走向选择〉，提出跨世纪中国的重大争议和选择问题。

　　张祥平：〈美好的中国人〉，提出西方化将把中国引入灾难，要恢复传统文化的地位。

　　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以游记方式提供了农村调查，打破了经济学的模型数字化。

　　另外，民族主义者王小东，房宁，乔边的〈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反对中国对于全球化的盲从。乔良，王湘穗的《超限战》，提出对抗国际霸权的军事思想。

　　我所主编的〈世纪选择〉丛书，将在2001年8月出版第一批，年底出版第二批。这是中国“非主流经济学家”集体著作。包括：

　　高粱的《战略产业》，卢周来的《国防产业》，李大光的《国际战略》，张祥平的《传统文化在现代化中的作用》，左大培的《反思90年代中国的经济学》，我和苑林雅的《21世纪大个竞争》，我和卢周来编写的《中国非主流经济学文选》，还有一本全面论述中国环境问题的书，都是被统治中国90年代的西方经济学主流学派所忽视或者有意排斥的问题。

　　我们要想告诉大家的，就是中国经济学界还存在不同的声音，这是代表中国大多数人的，代表国家总体利益的，在方法上也不同于主流派的故弄玄虚。

　　在前言中引用了陈岱荪先生的文章，他在临终前已经尖锐地指出在中国滥用西方经济学的危险。这篇文章被他那些鼓吹经济自由主义的学生们封锁，我把它再次发表。在中国，一场反思90年代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大论战已经开始，“经济学主流派”垄断经济学讲坛，研讨会，传媒工具，回避争论是不可能的了。

　　最近我在一些国际研讨会上阐述了非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特整理如下。

　　（二） 贵州《中西部开发》研讨会：

　　质疑“自由市场经济”，主张中西部开发前期以计划经济为主导海南研究院的迟福林，和其主要顾问王珏教授，有强烈的市场经济导向，但主张劳动者拥有产权，主张社会公平，类似国际上的“人民资本主义”，比那些权力资本的代言人要好得多。

　　在他们主办的“中西部开发与民营经济参与”研讨会上，大多数人仍旧遵循“市场经济导向”的原理，提出中西部开发应该以民营经济为主体，并对中西部政府的政策，观念，体制，法制提出许多批评。总之，为什么资金没有能够大批进入中西部，主要是因为中西部体制落后，国家垄断多，限制了“自由市场经济”。

　　我的发言是：

　　首先，应该讲讨论规则，交代自己的研究方法，避免由于方法不同引起的无谓争论，或者是方法不明引起的各说各话。

　　听了会议发言，大多数人是依据政治经济学和制度学派的方法和理论的，这些理论强调制度因素，重视市场化制度改革，在许多场合已经出现滥用和教条主义，许多人有意无意地把“市场经济导向”作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予设前提，把一切成就归为市场经济，而把一切错误归结为市场经济不彻底。我看这在思想上没有超过斯大林主义的水平，都主张变革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的发展，都认为在生产关系中制度最重要，所有制最重要，只不过过去是国有最好，现在是私有最好。这类话说得多了，就形成“话语霸权”和“市场经济导向的语境”。大家不是说要解放思想吗？那么我在一片“市场经济万能论”中，说要搞好计划经济，是不是也算解放思想呢？学术界能够针对政府搞解放思想，我能不能针对学术界的“经济学主流派”解放思想呢？

　　恰巧，在中西部开发问题上，至少在前期一二十年，没有办法市场经济导向，因为生产力太缺，你机遇改变生产关系也没有用，还是需要计划经济，国家投资为主体进行长期投资，先解决生产力问题。应该谈如何搞好计划经济，防止贪污腐败，在运行时尽量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比如采取公开招标等，但是计划经济为主导，国家投资为主体，在中西部开发前一二十年是难以避免的。但是由于“市场经济导向”，大家不愿意承认，市场经济，在经济研究中成为价值取向，甚至成为教条和信仰。我是不接受的。

　　我的研究方法，是现代投资学，即比较资本在东西部的收益率之差。很明显，在一二十年内，资本在东部的收益率大大高于中西部，以经济效益为目标的国内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大部分仍旧会投入东部。即使把所有优惠政策的效果都计入，充其量减缓中西部和东部差距拉大的速度，而不能够缩小差距。

　　我提出计划经济在开放初期为主导的观点，建议中央政府多给钱，并发展中西部的国防产业，关键是要搞好计划经济的监督管理，包括请国际机构参与监督，包括利用市场机制进行公开招标，但不能不切实际地强调市场经济导向，继续搞什么双重体制并存的腐败过渡，这样，公共工程引起的腐败将更加严重。

　　第二，理论方面的误导。

　　中西部发展与东部大大拉开了距离，甚至到了危及国家安全，环境保护和社会稳定的地步，当然是改革开放以来“梯度发展战略”造成的。但是被市场经济教条误导的中国经济学界，却一定要把它归结为市场经济没有贯彻到底，是中西部政府落后，妨碍了经济自由。结论就是按照深圳模式搞特区，给优惠。我同意给优惠，但潜力不大，难以扭转东西部差距拉大的趋势。

　　按照市场经济导向开发中西部，结果只能是拉大东西差距。目前投入中西部开发的巨额资金，也是中央和地方政府投入的，当然是计划经济。为什么经济学理论不承认现实？把市场经济作为价值取向，反而影响了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恐怕是思想方法上的重要原因。

　　我承认，中西部由于制度和文化的落后，各方面的自由度低于东部，是民间资本不能大举进入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中西部基础设施落后，属于生产力方面的原因。第三个原因对于“经济自由主义”来说带有挑战性：正是由于中国经济有了自由，特别是劳动力自由流动，才导致并将继续导致东西部之间差距的拉大。

　　认为市场经济导向终将缩小东西部差距的理由，是东部沿海地区投资出现饱和，中西部由于优惠政策和国家投资于基础设施，收益率高于东部地区，这是以国际贸易的“比较利益”理论套用于国内的东西部关系，犯了基本的理论前提错误。

　　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的不同，在于劳动力基本上不能够跨国界自由流动，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本收益率降低，才会流入发展中国家。国内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而且中国的农村劳动力供给十分充裕，如果解除城市户口的限制，并且加强劳动力培训和信息服务，中西部劳动力仍将源源不断进入东部，将工资长期压低在低水平。投资者既然在沿海地区可以雇佣到来自全国的低成本劳动力，当然不会去中西部投资。所谓“饱和”，只是指东部地区的地皮，还有水资源的短缺和环境压力，可能促使资本向中西部转移，但首先投入东部地区的中西部，比如从深圳转向保安，从大连转向沈阳，从上海转向苏北，就连广东省也还存在相当落后的中西部，按照资本收益率规律，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何时的主体何时才能转向国家真正的中西部？

　　经济自由和市场经济，绝对不能够变成万能的狗皮膏药，到处乱贴。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自身就意味着对市场经济导向进行一定的战略性调整，不调整就不能迅速开发中西部。

　　第三，非常奇怪，会议所有发言和论文没有一个提到中西部的国防产业，很显然，大家是把历史上国家大量投资形成的国防产业，看成历史错误和经济累赘。即使连许多专门研究国防产业的中西部代表，也一字不提。说明经济自由主义已经导致历史虚无主义，对于国际环境可能出现紧张和中国的国家安全，亦极端忽视。

　　历史事实是：中西部开发的两次大飞跃，都是在战争背景下出现的。一次是抗日战争，一次是五六十年代的朝鲜和越南战争。如遇外部环境紧张，大批资本必然涌入中西部。如是和平环境，将继续投入东部。如果我们居安思危，设立假想敌人，重视国家安全，就应该以国家资本带头，向中西部进行巨额投资，为此必须清除腐败，严格监督，加强政府能力。这与通过优惠政策，促进市场经济和国际接轨的深圳模式，是根本不同的。

　　（三）在北京与台湾学者对话

　　政府某部门请台湾8位政治经济博士到京，讨论“全球化与经济安全”问题。我提出了自己的经济安全主张：

　　第一，中国不能无条件接受美国主导的全球化

　　“自由化”总是有利于强者吃掉弱者。台湾学者认同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而不主张中国大陆为主导的区域化，也不批判台湾当局限制两岸经济自由往来，恰巧说明一个道理：在强者和弱者之间，总是强者主张自由化，而弱者反对，因为弱者害怕在自由化中被强者“自由地吃掉”。所以中国大陆不能无条件地接受美国主导的全球化。

　　第二， 不能以“反对国内专制”为理由否认国家民族利益。

　　美国提出的“民主和平论”和“人权高于主权”，以民主优于专制为出发点， 认为民主国家不可能侵略别人，因此可以拥有军事力量，比如美国年军费3100亿美圆，还嫌不够。而专制国家就不能够发展军事和国防。

　　中国的一部分自由主义者也以政府不民主为理由，反对一切形式的政府干预，而无限度地鼓吹自由市场经济。只要民主没有实现，政府就不能干预经济，不能搞国防，甚至不能多收税。同时他们反对发动群众反对腐败，认为是文化革命的重演；他们反对为工人农民谋利益，认为会导致毛泽东主义回潮。他们已经发展到反对在中国搞民主，认为自由高于民主，首先应该明确财产权， 特别是反对追溯改革开放中的贪污腐败者，他们实际上主张的是知识分子的自由，甚至是官员腐败的自由，而反对民主。因为民主是一人一票，对少数权力资本集团不利。

　　我是一贯主张民主的，民主当然比不民主好。但是，中国历史上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调水，到现在仍然如此，就是需要一个廉洁有效的政府，能够负担市场经济解决不了的公共职能。有一部分社会职能可以通过基层自治解决，但在中国人均资源极端贫乏的情况下，想以市场经济消解政府职能，以腐败为润滑剂瓦解权力，造成公共职能无人承担，很快出现两极分化，环境破坏，资源枯竭，社会基本秩序破坏，结果或是内乱，或是外患，丧失了自由和民主的基本条件。说什么国内不民主，就不应该维护国家利益，不应该爱国，甚至可以勾结外国人，这就恰恰颠倒了问题。专制必然腐败，腐败必然卖国。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和反对腐败主张民生，反对专制主张民主，完全是一致的。这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主要思想。历史上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多数是爱国主义者，比现在某些自由主义者要强多了。

　　第四，不能以全球化反对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包括经济安全，有明确的标准。就是一个国家的主权和经济命脉不能被外国人控制。中国尤其不能。台湾如果独立，将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并在国内引起大动荡，是这个大陆绝对不能够允许的。这是我们国家安全的第一件大事。

　　全球化解决不了中国13亿人——20年后是16亿人的基本生存问题。市场经济和加入WTO，将加速中国社会两极分化，把80-90%的人口，也就是12亿人口抛弃。发达国家如果能够搞人口自由流动，比如安排中国2亿过剩人口，我看中国什么条件也可以答应。如果不行，中国的国家利益就不能被全球化消解，这不是维护中国的狭隘利益，而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包括美国利益在内。

　　国家包括土地，人口和政府3个要素。西方国家需要中国有一个有效政府，把十几亿人安排在中国这片贫乏的土地上，不去和发达国家争资源，不去破坏他们美丽的环境。如果中国有了真正有了美国那样的民主制度，成立了农会，按照人口比例农民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里占据了多数席位，美国人在WTO农业谈判中得到这么多利益吗？外国投资者还能够在中国得到“超国民待遇”吗？

　　中国大陆的外贸依存度已经达到47%，5年以后将达到70%以上。其他方面如金融开放度仍旧很低，应该继续开放。但是总体来说，中国的经济不能够过分依靠国际市场，经济重心不能够过分集中在沿海，不能够再以西方国家的高消费和国民生产总值衡量经济成就。

　　第五， 中国要独立培养动态比较优势，扶植战略产业。

　　静态比较优势的发挥，即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优势，已经非常充分，虽然还有很大发展空间，但不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作为大国，中国有能力发展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战略产业，象美国那样在全球采购，而不能够成为跨国公司单纯的加工厂。

　　25年以来，世界发达国家进行了产业结构调整，把劳动密集型和资源污染型产业，以跨国公司投资的形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降低了产品成本和物价水平。同时垄断并高估服务业的价值，包括金融，股票，保险，影视业，特别是知识产权的价值。美国以政治军事实力，和巨大的国际贸易逆差，维持美圆的高估，压低进口产品的价值，即压低全球劳动力和资源的价值。美国的贸易逆差，是以资本和服务贸易的逆差弥补的。这就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背后的经济机制。有多少是“客观规律”，有多少是人为的？反正总有人把自己的意志说成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强加于人。这在文化革命中我们已经体会过了。

　　我的发言引起了台湾学者高度的重视，提出许多问题。我想足够震动他们了。

　　也只有我们作到了上述各点，台湾才不敢独立，国家才有和平。如果盲从于国际经济学静态比较利益的经济自由主义误导，把自己的金融，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交给国际资本，没有了国家经济安全保障，我们国家和社会将无宁日。

　　（四）在国家统计局的《国际形势分析国际研讨会》上，主张发展战略产业

　　我刚刚揭露全球化被是被发达国家阉割了的，因为排除了劳动力自由流动，马上就有人反驳说：发达国家不能够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意思是：我们只能单方面接受全球化。

　　我反驳道：这个“不可能”，不是什么客观经济规律，而是美国霸权。如果说有了钱，有了枪，就可以垄断学术，垄断国际规则的制订，那么我们就不要搞学术讨论了。大家应该投笔从戎，去搞军事。

　　中国必须独立发展战略产业。首先要破除“比较利益论”的误导。

　　静态比较利益在中国，可以继续发挥，但现在应该把力量集中于培养动态比较利益，即超级产业：核，航天，航空，武器，电子和战略资源。这不仅关系国家安全，也关系到能否赚钱。现在是中国大陆拿1亿条裤子，换美国人1架飞机。如果中国集中资源生产裤子，全世界的裤子很快就过剩，马上降价，还赚什么钱？假设中美完全中断经济关系，结果就是美国人没有裤子穿，中国人没有飞机坐，包括没有电脑芯片供应。美国人可以到墨西哥去买裤子，也可以自己生产，因为他缺少的是一个低层次的竞争产业，面对的是一个多国市场。而中国的飞机和电脑停顿，意味着什么？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垄断的高科技市场！因此，如果不能发展独立的战略产业，我们最终不能保持国家完整和独立。

　　依靠给国际跨国公司配件，与发展独立的知识产权，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发展战略，不可能从一种过渡到另外一种。中国应该向美国学习，发展独立的知识产权，然后全球化购买，这才是积极介入全球化。为什么只能给跨国公司配件？应该看到中国的知识分子非常之聪明，待遇非常之低，竞争能力远远高于所有发达国家。关键上政府和社会能够培养，留住和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不要每年几万人被美国抢了去。

　　一说发展独立知识产权，许多人就摇头，他们对自己国家没有信心，国家的精英层也缺乏这样的意志和魄力，总想投机取巧，依靠外国人。他们不知道，外国人根本不可能帮助我们发展战略产业。比如，在飞机制造业连遭挫折，耽误了20年的时间！1980年我国飞机制造水平只比欧洲晚3年，现在欧洲空中客车已经造出300座的喷气式民航客机，6年以后将有600座问世，连加拿大和巴西也有了100座的飞机，中国呢？50-70座而已！

　　发展战略产业，必须破除单纯的市场经济导向。讲短期经济效益，排除政府干预，就意味着不搞战略产业。欧洲4个国家联合搞空中客车，25年亏本，是超国家行为。在中国，反而鼓吹航空工业下海，搞了数千种民用产品，冲击了民营企业。

　　发展战略产业，国家赔钱，但可以拉动内部需求，包括以公开招标方式向民营企业订货。为什么一定要把发展战略产业和民营经济对立起来？

　　经济效益，要看总体对于国家产业的拉动。如果中国集中力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比如服装，能够拉动国内什么产业？——恐怕只有面料和就业，连纺织机械都是引进的外资，纺织原料是澳大利亚的羊毛。

　　发展飞机工业，拉动的是国内高科技研究，航空研究所和院校，发动机，高密度合金，数控机床，液压系统，电子系统，安全系统。在大型民航客机的平台上，才能发展军事特种飞机，包括空中指挥机，电子侦察机，加油机，预警机，运输机，发展武器系统和各种尖端技术。以10年时间，20亿美圆的代价发展一个新机型，其经济效益绝不是这一架飞机能否成功，能否弥补成本，而是看它能够拉动多少国内产业。在全球化背景下，许多零部件可以全球采购，关键是按照中国独立的知识产权设计，进行定货。全球化生产，恰好给中国发展独立知识产权的战略产业，提供了充足的供应来源，这是国际资本无法封锁的。

　　（五）在厦门《城市化国际研讨会》上，批评不顾前提滥用西方经济学。

　　留美经济学会和厦门大学陈涌军邀请我参加国际研讨会，我在最后做一个人发言，批评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滥用：

　　第一， 把市场经济做教条，束缚和误导人们的思想。

　　我预计中国未来数年，有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危机的严重性不仅在于问题本身，，也在于主流舆论不认真面对危机。国内的市场经济教条主义，把所有问题推委于权力和计划经济，推委于市场经济不彻底。他们认为所有问题，只能够沿着市场经济导向去解决。如果问题解决不了，甚至越来越严重，也绝对不是市场经济的弊病。这就从根本上否认了实践对于市场经济理论的检验。有人说，市场经济是已经被外国实践检验过的真理，在中国应用就用不着检验。这不是把市场经济做上帝吗？市场经济在外国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发现并不是有些人描述的那样，有些自封“主流”的经济学家既不认真已经中国问题，又不客观介绍我国问题，他们的实证精神到那里去了？

　　如果在中国应用市场经济理论出了问题，当然应该追究市场经济及其推行者的责任，难道还要推给毛泽东负责？

　　第二， 鼓吹经济自由主义，忽视中国人均资源短缺的基本前提。

　　如何判断理论的对错？一方面要看自身的逻辑，我们假设达到一定水平的人，在逻辑上没有错误，当然这只是假设。许多人在讨论中是不遵守基本的形式逻辑的，经常偷换论题，论据不能真正符合实际，论证不符和逻辑。

　　如果在形式逻辑上没问题，真正的理论分歧就在于前提是否符合实际。90年代的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如果出现问题，主要原因可能是忽视应用的前提，而且否认要经过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检验。

　　新古典经济学鼓吹的经济自由主义，忽视中国人均资源极端短缺，经济和社会发展极不平衡这两个特点。中国资源比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是无法比的。如果以为可以在“资源稀缺”原理下，大家平等自由，那就错了。人均资源极端短缺，使得调水成为中华民族始终完不成的任务，成为领导人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耕地在中国是农民的社会保障，不能资本化。资源越短缺，市场经济能够发挥作用的空间越小，能够容忍两极分化的程度越小。盲目鼓吹市场化，全球化，必然把大多数中国人抛弃现代化之外，甚至丧失基本生存条件。

　　这可不是说起来吓唬人的——可以预见的生态环境危机，类似股票市场崩盘，突然出现，比如北方城市缺水问题，如果突然爆发，市场经济怎么解决？还不是计划供应？难道能够把水价提高100倍，富人乱用，穷人渴死？为了保证大城市用水，需要什么手段？可能是市场经济吗？

　　第三， 鼓吹制度万能，所有制改造万能，回避路径依赖的危险前景。

　　制度学派在中国的应用有几个问题，一是把所有问题归结为制度，二是单方面的市场经济导向。许多问题单纯依靠市场经济是解决不了的，在经济学书本上和世界各国的实践中，都已经十分明确，但是偏偏有些人要在中国依靠“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去解决，实际上是不解决。我可以列举的有：计划生育，调水，保护资源环境，缩小两极分化，发展战略产业，扶植高科技，农业，东西部地区差距，政府职能的有效行使，等等。

　　制度学派讲究制度起点和路径依赖。中国改革开放的制度起点是权力，而制度路径是权力资本化。在没有有效社会制约的情况下，必然产生严重的腐败，形成既得利益集团，阻碍进一步的改革，这就是路径依赖。按照制度学派理论，经济学家应力主政治与社会全面改革，揭露和批判既得利益集团。恰恰相反，一部分经济学家却以改革开放为名，勾结既得利益集团，借机暴富，鼓吹让大多数人为“某种先进制度”牺牲，这难道是“著名经济学家”们的学术态度吗？我感觉他们和斯大林主义在思维方式上差不多，都是制度决定论，所有制决定论，只不是把国有化变成私有化而已！

　　第四， 过分强调经济模型和数字的规范性，既脱离实际也脱离群众。

　　这种研究方式的前提是有大量数字，需要大量经费。中国的数字统计十分不完备，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隐蔽性利益转移，没有数字，只能依靠案例分析和直觉判断。如果过分强调在研究方法和表述方法上与国际接轨，必然排斥和贬低对中国问题真正的科学研究。

　　经济学是研究利益关系的，为什么那么多经济学家不去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中的隐蔽性利益转移问题，却一味宣扬只要按照市场化，全球化方向，一切问题都可以好起来？等到问题变得异常严重，他们不得不承认，就抓破脸说：本该如此，这是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代价。比如对两极分化，他们先说没有两极分化，对于大量研究成果，强调没有模型，数字不全，进行贬低。等到全社会公认两极分化的确十分严重，他们又说，本该如此，中国老百姓应该转变观念，为历史进步自觉牺牲自己。这种先掩盖，后辩护，直至公开为权力资本，投机资本辩护，反对中国大多数老百姓的立场，有违知识分子的良知，也毁坏了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名声。

　　第五， 片面鼓吹全球化，损害中国的经济安全。

　　把市场化教条延伸到世界经济，就是片面鼓吹全球化。全球化的前提是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这是发达国家强加于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规则。静态比较利益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尤其有害，已经成为我国发展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战略产业的理论思想障碍。片面鼓吹外向型经济，把经济重心过度集中于沿海地区，同样有损于经济安全。把美国的利益理解为人类利益，无原则地按照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去做，都将严重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这些错误导向，在理论思想方面，大多数来自于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某些依靠美国势力的所谓“著名经济学家”。

　　第六， 经济学在中国成为神学，利益追求成为信仰，经济学家成为神甫。

　　这是90年代在中国出现的非常反常的现象，已经导致社会道德，信仰大滑坡，在这种道德背景下，大家期望的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是很难建立起来的。经济学，经济学家都要负责任，当然政府应该负更大的责任。这是经济改革单独前进，政治社会改革滞后的必然结果。自由主义被专制利用，产生的恶果就是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被权力资本利用，在中国形成误导，不能说自己没有责任。在其他学科受到比较大的限制的时候，应该自觉调整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才能全面认识和研究中国问题。

　　我以上的发言引起相当震动，有人反感，有人迷惑，也有人非常认真地与我讨论，总的看，他们似乎很少考虑这些问题，大家关心的焦点仍旧是如何在学问上与国际接轨，取得国际经济学界的认可，谋求个人的学术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