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教育系指国家以立法和行政手段为本国公民办理的、可以平等享受的学校教育，一般指小学教育和初中教育。教育由国家管理的思想和做法由来已久，古希腊城邦即已存在。但漫长的中世纪里，在教会的控制下，教育成为慈善事业。而近代国民教育思想的产生则与宗教改革和民族国家的兴起紧密相关。随着国家权力的增强和民族意识的强化，教育领域也开始发生重大转变。国家管理教育的呼声日高。由于近代各国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背景的差异，国民教育思想也呈现出迥异的特点。迥异于法德，英国近代的国民教育思想更多从经济变化和发展的角度，强调国家应承担起开办国民教育的重任，最早体现于经济学家的睿智思想中。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先后提出国家应发展教育的主张。其后，在经济学界引发了热烈讨论。马尔萨斯、詹姆斯。穆勒、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马歇尔等经济学家自陈己见，论述国民教育之利，对英国国民教育体制的形成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

　　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 1623-1687）生于英国汉普郡一个小业主家庭。由于家境贫寒，14岁起便不得不外出谋生。先后做过水手、家庭教师、医生、教授。1649年被牛津大学授予医学博士学位。1651年起任爱尔兰总督亨利。克伦威尔的侍从医生并深得信任，后由于其才能卓越，改任爱尔兰土地分配总监。1658年当选为爱尔兰国会议员。因其《赋税论》、《献给英明人士》、《政治算术》、《爱尔兰的政治解剖》、《略论货币》、《关于促进学问的某些特殊部分的建议》等著作而蜚声世界。马克思对之尤为推崇，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1.威廉.配第不仅在经济思想上对后世影响深远，还在英国近代第一个提出了国家应该拨款发展教育的主张。

　　在威廉.配第看来，社会问题以及经济问题都是可以数字、重量、尺度来衡量的，其对教育问题的分析也是以这种方法论为基础和指导的。他主张要对全国进行必要的教育调查，从而确定教育机构的类型、数量、生源、专业设置等，然后确定具体措施。并从经济学角度提出了发展教育的理由。认为，财富的最后源泉，终归是土地和劳动。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的生产物是通过劳动生产出来的，科技和劳动者的素质才是最终的决定条件。在此基础上，他强调教育不仅应为国家政治和经济发展服务，而且坚持认为，教育是国家的、公共的事物，国家的公共经费除“军事费”、行政官吏俸禄而外，“公共经费的第三项，就是为拯救人的灵魂，启导他们的良知所需的经费”。2这些经费的受益者显然是宗教组织，而宗教组织在其时正承担教育的主要职责。故虽未直接提及教育一词，却是把兴教育看作国家的基本义务。他特别强调指出：“也许有人认为这种经费是关于另一个世界的，……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逃避人类的法律、干犯找不到证据的罪行、捏造证词、曲解法律的意义等等行为是多么容易，那么，我们就会认为有必要缴纳一种公共经费，用以使人们通晓神的戒律。神的戒律能看到邪恶的意念与企图，而且更能看到隐秘的行为，它能在另一世界中对在人世只能加以轻微惩处的邪行作永恒的惩罚。”3为此，他主张，“现在担任这种公务的人所拿到的俸禄，也必须相应的优厚。不仅如此，即使在这人世的生活中，他们也必须具备能够用某种报酬来吸引世人的资力”。4期待国家尊师重教之思想赫然入目。更为可贵的是，威廉.配第提出，国家不仅应加强对宗教组织的资助，还要承担“各种学校以及大学，特别是当它们教给上面那些人诵读、写作和算术的时候所需的经费”5.认为，“学校或学院这些机构，目前大多数是某些特殊人物所捐献的，或者是某些特殊人物为追求他们私人目的而花费金钱和时间的场所。但是，如果它们的目的是在于给最优秀而有天资的人提供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帮助，使其从事于探求自然界的一切运行规律，那无疑是一种善举。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所需经费也应当算是公共经费。”6国家对这些学校或学院的拨款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

　　威廉.配第从国家发展的需要出发，以经济学的视角，提出教育是国家和公共的事物，教育经费应列为国家公共经费开支，反映了其睿智和远见卓识，也代表了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遗憾的是，他对教育的价值问题，并未做深入论述。在探索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隐秘结构中，英国历史上另一位卓越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看到了教育在增加国民财富、提高劳动生产力中的巨大作用，揭示了教育与经济的内在关系，在教育思想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出身于苏格兰一个海关职员家庭。14岁便入格拉斯哥学习，三年后被推举到牛津大学。毕业后先后在爱丁堡大学、格拉斯哥大学任教。1764年，他辞去教授职务，充任布克莱希公爵的私人教师，陪同公爵去欧洲大陆旅行长达两年，考察了法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并结交了大批法国知名人士，对其思想影响颇大。1767年，他回到故乡专心于写作。几近十年之功终于完成了洋洋大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亦称《国富论》）。此书一经问世便引起欧洲各国重视。马克思甚至评价：“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7《国富论》虽始终围绕如何促进国家财富的增长这一主题展开，却对国民教育有着独到的见解。他坚持认为，国家必须明确自己所承担的基本职能，应提供面向全体国民特别是劳动阶级的教育，并提出了强制性教育的观点。这为义务教育的法制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劳动分工论是亚当.斯密整个经济理论的逻辑起点，因而也是其教育思想的理论前提。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以及社会各个企业和各个部门的生产者之间的分工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国民财富的同时，斯密也承认，分工也对人的智力发展产生了极大伤害，故产生了国民教育的需要。他指出，“一个人如果把他一生全消磨于少数单纯的操作，……没有机会来发挥他的智力或运用他的发明才能来寻找解除困难的方法，……他自然要失掉努力的习惯，而变成最愚钝最无知的人。”8所以，“政府如不费点力量加以防止，劳动贫民，即大多数人民，就必然会陷入这种状态。”9而“在自由国家中，政府的安全，大大依存于人民对政府行动所持的友好意见”，10“这般人民有了教育，国家可受益不浅呢。在无知的国民间，狂热和迷信，往往惹起最可怕的扰乱。一般下级人民所受教育愈多，愈不会受狂热和迷信的迷惑。加之，有教育有知识的人，常比无知识而愚笨的人，更知礼节，更守秩序。”11

　　为此，他继承了威廉。配第的国家职能观，坚持将教育经费列入国家的基本开支，用于普通人民的教育，因为在文明的社会中，普通人民“更需要国家的注意”12.斯密认为，仅靠社会力量是难以实现教育目标的，国家应在各教区各地方，设立教育儿童的学校，负担教师的部分薪酬并为鼓励学业优良却家境贫寒的儿童提供奖赏。斯密还认为，国家应有相应的制度以强制全体人民接受最基本的教育。他明确提出，任何人在加入某种职业团体或获得某种职业资格前，必须接受国家的考试或鉴定。这种强制教育的思想触及近代国民教育的核心，在其时代独树一帜，影响深远。其观点自然也引发颇大争议。亚当。斯密之后，众多的经济学家们围绕国民教育展开了激烈讨论。马尔萨斯、詹姆斯。穆勒、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马歇尔等都提出了发展国民教育的主张。

　　二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是英国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他早年在剑桥大学学习神学和哲学。1798年发表了著名的《人口原理》。1805年受东印度公司聘请，在赫福州的海里堡学院任近代史和政治经济学教授，并相继出版《地租的性质与发展的研究》（1815年）、《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年）等政治经济学著作，奠定了英国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基础。马尔萨斯的思想虽然颇多争议，却是旗帜鲜明地赞成政府干预教育的著名经济学家之一。

　　在《人口原理》中，马尔萨斯指出，“人口增殖力和土地生产力天然地不相等，而伟大的自然法则却必须不断使它们的作用保持相等。我认为，这便是阻碍社会自我完善的不可克服的巨大困难”。13为避免社会冲突和其它恶劣后果，必须采取措施控制人口增长。基于此考虑，马尔萨斯对当时英国的济贫法制度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从总体来看，实施济贫法给社会带来的利益远远弥补不了其所导致的社会损失。当时所实施的救济制度表现出一种削弱储蓄的倾向，并容易导致对社会负责行为的损害。为此，他建议不再向穷人拨付救济款，而代之以除提供未耕种土地、建立储蓄制度外，还应推行教育计划，使穷人真正认识到其贫困的真实原因，并掌握改变自身生活境遇与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知识与技能。

　　他毫不客气地批评英国政府已经“在穷人身上滥花巨额资金……但在他们的教育上，……却严重匮乏。它无疑是民族的极大耻辱，把下层人民阶级的教育仅仅留给了一些‘星期日学校’……”。14而政府推脱责任的做法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致使教育效率低下，不能快速的培养国家所需人才。马尔萨斯坚持认为，提供“普通人的教育”毫无疑问是政府的责任，是任何其他机构都代替不了的。一个政府如果没有教导它的公民，应当把其幸福或痛苦的主要方面仰赖于自身，那么说明这个政府没有实现其目标，不能为他们自己思考，社会的受教育成员就无法作出正确的决定。由此马尔萨斯强调，任何社会体最终由分享其资源的人们的数量决定，教育，尤其“突出强调下层阶级的真正状态的一般说明……如果受人口原则影响一样”15是社会健全的关键。马尔萨斯写道：“只要政府提供普通人的教育，这个政府能臻于完美。”16并且，“教育非常有助于人们从公民的自由和政治自由获得的一切好处。没有教育，确实不能把公民的自由和政治自由看成是完美无缺的。”17而自由和政治自由是有助于鼓励社会的下层阶级养成谨慎习惯的所有原因中最主要的原因。18

　　马尔萨斯从教育和贫困的关系的角度论述了开展国民教育的重要性。通过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来最终摆脱贫困的观点在英国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其后的另一位经济学家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 1773-1836）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在1813年1月的“爱丁堡观察”杂志上提出：“如果他们的教育委托给政府，或者受政府捐助的个人，——我们只能说，虽然我们尚未想到危险性的大小，但使娴熟的读和写教授给全体人民仍然大有益处，我们应当愿意为得到它而冒巨大的危险，或甚至大大加速那种获得的进程。”19显然，这位功利主义大师愿意为国家提供基础教育而牺牲他的联想原则思想。他评价说，初等教育对生活如此重要，以致对任何政府把它改变为恶性教育几乎是不可能的。其子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深受他的影响，对英国国民教育体制的形成影响尤大。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是英国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逻辑学家、功利主义的集大成者。于1848年发表了《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应用》。其在作为英国下议院议员的三年任期内，曾就教育改革在议会中作过许多重要讲演，呼吁实施初等义务教育。并把教育看作改善劳动人民习惯的两种方法之一。他认为，自由放任有许多例外，尤其不适用于初等教育。“从原则说，就应该由政府向人民提供教育”。20政府可以运用自己的权力，规定父母在法律上负有使子女接受初等教育的职责。因为儿童的父母或抚养他们的人即便有能力使儿童得到初等教育，但却未能这样做。他认为这些父母或抚养者既没有尽到对孩子本身的职责，也没有尽到一个社会成员的职责。他指出，一般社会成员也会因为其同胞缺少教育而遭受严重损害。认为，“民间教育的数量现在是远远不够的，以后很可能也仍将是远远不够的，而其质量虽然显示了某种改进的趋向，但现在除极少数情况外，却很差，而且一般说来是糟糕透顶的，简直是徒有虚名。”21所以，“政府有义务弥补这一缺陷，资助初等教育，以使穷人家的所有孩子能够免费或以微不足道的费用接受初等教育。”22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又认为，“一般说来，如果国内不乏有资格能在政府维护之下举办教育事业的人士，只要法律规定实行强迫教育，国家又支付贫寒子弟的助学金，以保证办学不致得不到报酬，那么，他们就会能够也会情愿根据自愿原则办出一种同样良好的教育的。”23也就是说，国家只要决心要求每个儿童都受到良好教育，并帮助家境比较困难的儿童支付学费，对完全无人负担的儿童代付全部入学费用，就足够了，并不必自己去操办。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折衷主义的调和论教育观是他整个经济调和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穆勒看来，政府在法律上或在事实上完全控制教育，是令人不能容忍的。著名的《1870年初等教育法》确立的“填补空缺”——以公办学校填补教会学校之不足——原则，就和这种思想紧密相关。其后，剑桥学派创始人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则吸取前人成果，以生产费用论为立足点阐述了国民教育的重要性。

　　三

　　艾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 1842-1924）曾在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读书，1883-1884年任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讲师，1885-1908年任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1887年任布里斯托尔大学学院院长。1891年任皇家劳工委员会委员。其政治经济学学说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不同庸俗学派论点的折衷混合物。企图把生产费用理论和所谓边际效用论结合起来。其剑桥学派的经济理论被视为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正宗。以《经济学原理》一书而享誉世界，并著有《工业经济学》，《经济学精义》，《工业和商业》等。其中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马歇尔对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概括为资本积累和投资、科学技术和企业组织、教育、规模经济等几个方面，指出了发展国民教育的价值。

　　马歇尔认为，“资本大部分是由知识和组织构成的——知识是我们最有力的生产力。它使我们能够征服自然，并迫使自然满足我们的欲望”。24由于科学的发展及其在农业中的运用，差不多阻止了报酬递减的倾向。故发展改良教育，培养熟练的有技术的丁人。对于财富的增长也具有重要作用。虽然有许多种类的工作，没有知识的工人也可以做好，而且教育的高等学科，除了对雇主、工头以及比较少数的技术工人之外，没有什么直接用处。但是，它大大刺激工人的智力活动；使其养成善于研究的习惯；并使其在日常工作上更为聪明、更为敏捷和更为可靠。而且马歇尔还特别指出，手工劳动阶级的人数，比其他一切阶级加在一起多许多倍，所以，一个国家中所生下来的最优秀的天才，一半以上会属于劳动阶级。对于可能是出身低微的天才，任其消磨于低级工作而置之不问，实在是一种最有害于国家财富增长的浪费。所以，把公私资金用于教育之是否明智，不能仅以它的直接结果来衡量。教育仅仅当作是一种投资，使大多数人有比他们自己通常能利用的大得多的机会，也将是非常有利的。因为，依靠这个手段，许多原来会默默无闻而死的人就能获得发挥他们的潜在能力所需要的开端。而且，他进一步指出，一个伟大的工业天才的经济价值，足以抵偿整个城市的教育费用，而且在许多年中为大多数人举办高等教育所花的一切费用，如果能培养出像牛顿或达尔文、莎士比亚或贝多芬那样的人，就足以得到补偿了。主张国家投资教育的思想可见一斑。

　　当我们考察近代以来英国教育思想的发展轨迹时，不难发现，居支配地位的莫过于“绅士教育”的倡导者洛克、“性格形成论”的创造者欧文和“知识价值论”者斯宾塞了。但当法德等国的学者们在激辩国民教育之必要性时，英国岂能无动于衷？与欧洲他国不同的是，英国国民教育思想闪现于睿智的经济学家头脑中。从而在教育国家化的世界潮流之下，铸就了自己别具一格的特点。遗憾的是，经济学家们多半只是希望国家能对教育投资，帮助无力支付学费的孩子完成学业，并不要求国家对教育的严格管理。即使主张强制教育的亚当。斯密也强烈反对国家过分干预，仅法律规定就可以了。思想常常是行动的先导。英国国民教育制度建立的迟缓也就不足为怪了。1833年方有第一个议会教育拨款法案的通过，1870年才颁布第一部初等教育法，初等义务教育制的确立则到20世纪初，中等教育的国家化更是若干年后的事了。

　　注：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页。

　　23456[英]威廉.配第：《赋税论，献给英明人士，货币略论》，陈东野等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8、18、18、18、18-19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1页。

　　891012[英]亚当.斯密：《国富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下卷，谢祖钧、孟晋、盛之译，中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38-339、339、345、485、340页。

　　11《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上海师范大学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344-345页。

　　131718[英]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朱泱、胡企林、朱和林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8、182、181页。

　　14151619转引自朱旭东：《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前期欧美国民教育理论与时实践的历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5年，第83、83、83、84页。

　　202122[英]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胡企林、朱泱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543、545、545-546页。

　　23[英]约翰.穆勒：《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59版，第116页。

　　24[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朱志泰译，商务印书馆1964版，第1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