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一季度的外贸情况，最令人关注的还是贸易逆差。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进口增幅高于出口增幅8.2个百分点，并且已连续3个月出现贸易逆差，累计贸易逆差84.3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74亿美元，增速之快，多年罕见。

　　中国一直是顺差大国，迄今已持续了10年之久，其一方面给中国带来了4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对综合国力的增强、快速的经济增长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在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贸易摩擦日益频繁的今天，持续高额的贸易顺差又似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当前中国经济呈现局部投资过热的背景下，如何看待首季高达84.3亿美元的巨额逆差，成为很多人关注的问题。

　　值得关注的结构性因素

　　从表面上看逆差的产生是因为进口增幅高于出口增幅8.2个百分点。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经部副部长赵晋平表示，分析这个问题，应该着眼于结构性因素，其呈现出三个特点：

　　一是，从国别结构来看，我国传统的贸易顺差来源的顺差额在增加，传统的贸易逆差来源的逆差规模也在扩大，只是一季度逆差的扩大规模超过了顺差。这说明，进出口的国别结构并没有发生变化，结构性的矛盾进一步扩大。

　　举个例子来说，当中国向美国出口更多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时，美国的高端技术产品并不一定来到中国，反而是东亚国家的优势技术产品在中国找到了广阔的天地，结果就是中国维持着对美国的巨大贸易顺差，对东亚近邻的大量贸易逆差，而且这种趋势还在扩大。

　　二是，从商品结构来看，产生逆差的主要是和投资品、基础材料有关系的商品。如电力设备、钢铁、金属矿砂、纺织纤维、专用工业设备和科学仪器装置等，逆差都增长得很快。

　　三是与贸易方式有关。从数字上看，一般贸易出现较大逆差是此次逆差增大的主要原因。一季度我国一般贸易出口增长27.1%，而进口增长了41.4%，出现了124.7亿美元的逆差。

　　为什么首季84.3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会表现为这三大结构性特点，其中又能够传递出怎样的信号呢？对此，赵晋平做了深层次分析，他认为，这是短期因素和长期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先看短期因素。去年下半年以来，投资增长带动了整个市场需求的快速增长，这种短期的投资需求的上升也带来对进口原材料和机械设备需求大增，导致进口增长速度超过出口。例如房地产、家电、汽车等行业蓬勃发展，直接拉动铁矿砂进口量不断攀升。而一季度初级产品的进口增幅更是高达62%.

　　另一个短期因素在于，国内对基础能源和原料需求的迅速膨胀，导致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而在国际市场上的大量采购则改变了国际市场上的供求平衡，也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际价格的上扬。所以一季度逆差的增加中还存在着进口商品价格上扬的因素。而分析长期因素，首先就是受产业分工和产业转移的影响。

　　赵晋平认为，从对国别结构的分析可以看出，传统的逆差来源逆差在扩大，传统的顺差来源顺差也在扩大，这个现象说明在产业分工和产业转移中所造成的贸易流向是进一步加强的，这是一个长期性的因素。具体来说，比如日本、韩国、东盟、台湾等周边国家和地区，是我国逆差的长期来源。而随着投资带动下的贸易转移，这些国家或地区将大量的产业转移到我国，而它们对欧美市场的贸易顺差也随着产业转移逐渐表现为我国对欧美市场贸易顺差的扩大，同时表现为我国对周边国家或地区的贸易逆差在加剧，而且这种效应日益明显。

　　再从产业分工的角度来看。在国际分工中，我国处于世界性的制造业加工基地，这种定位的长期影响在于决定了我国需要消耗大量的原材料、零部件和能源，甚至需要大量进口。

　　政策调整的影响则是另一个长期因素。这一点从贸易方式的变化可以看出。从今年起，我国出口退税率平均下调了3个百分点，这在客观上起到的作用是，很多企业为了回避国内采购成本的增加，为了保税，便由一般贸易方式转向了加工贸易方式，原来的国内采购部分也随之变为了进口。这也是造成逆差的原因之一。

　　而反映国内采购率降低、进口依存度上升的指标，就是将加工贸易的出口与进口做一个比较。赵晋平做了一个简单的计算，他告诉记者：在2002年一季度，每1美元的加工贸易出口，需要进口0.64美元的零部件和材料，也就是说，国内的加工幅度、增加值率还是比较高的，至少有0.36个百分点；到去年一季度，每一美元的加工贸易出口，需要进口0.68美元的零部件和材料；而到了今年一季度，这一比例变为了每1美元的加工贸易出口，需要进口0.7美元的零部件和材料。这说明，退税政策的调整使国产料件相对于免税进口料件的优势减弱，加工贸易企业也更倾向于使用进口料件，加工贸易出口对进口的依赖程度上升。对此，赵晋平分析说，光是这个因素算下来，就减少了大约10.3亿美元的国内采购，折算成人民币大约90多亿元，相当于一季度工业增加值的0.8%.适度的逆差有助缓解多方压力

　　84.3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对经济是否会产生不利影响？对此，国内大多数外经贸专家认为，适度的逆差不会对进出口格局产生影响，而对中国经济则不见得不好。

　　赵晋平分析认为，首先，短期内的贸易逆差有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和通货膨胀的压力。

　　长期以来，巨额的贸易顺差导致了人民币升值预期，而人民币升值预期又导致了资本净流入增加，资本净流入增加又进一步导致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特别是到了去年，陷入这一循环的人民币升值压力表现得相当明显。今年一季度外汇储备又增加了300多亿美元，可见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还是存在的。而逆差的出现则会减少人民币升值的预期，相应的，资本净流入的速度也可能放慢。再从市场供求关系来看，随着逆差的增多，美元供给也会相应减小，这样也会减少市场的压力。另外，逆差的增加还意味着不需要大量采购美元，人民币存款的增加同样会减轻压力。从现实的情况来看，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确实比去年下半年有所减少。

　　从通货膨胀的角度来看，年初业内估计，今年全年的通货膨胀率是3%，而今年一季度就已达2.8%，因此有一种观点认为今年的实际情况可能会超过年初的预计。在这种情况下，巨额的经常项目的顺差，会转化为货币大量投放的压力，成为通货膨胀率上升的重要因素，而短期的贸易逆差就有助于缓解这种压力。

　　将视野再放得大一些，贸易顺差的大幅度减少，意味着海外净需求的减少，那么，怎么来看逆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呢？

　　去年外贸实现了255亿美元的顺差，在此基础上，假定今年贸易顺差减少到0，也就是外需的增长下降了100%，只要内需的增长保持在9.5%左右，就可以达到8%的经济增长速度。这种假设在去年的实际情况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去年，货物贸易的外需减少了16.1%，这意味着使GDP少增长了0.4个百分点，而这部分正是靠内需的增长来弥补回来的。也就是说在内需比较旺盛的情况下，外需的减少是可以通过内需的增长弥补回来。而且，从去年的情况来看，外需减少也恰恰有助于缓解经济增长过热的压力。而今年一季度内需的增长依旧很旺盛，预计全年，即使达不到去年9.7%的增长水平，达到9.5%还是有条件的。所以，即使外贸出现了逆差，实现8%的经济增长还是不成问题的。

　　当然，逆差不能长期存在，如果持续两三年，那么其中就有可能酝酿风险因素。而对今年来说，姑且不说全年不可能出现较大的逆差，退一步讲就是出现了，对于缓解人民币升值、通货膨胀、经济过热等多方面的压力也是一个有利的因素。

　　外贸战略的调整

　　然而，从国别结构的角度来看，逆差的出现对于缓解双边的贸易摩擦没有什么作用。统计分析表明，我国出口60%以上集中在美国、日本、欧盟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中国和欧美之间存在的大量顺差使得贸易摩擦亦大幅上升，从纺织品、彩电，到钢管、家具，以及动物源性产品，都受到了外国特别是来自美国、欧盟的密集的反倾销诉讼或技术性壁垒。

　　在这种背景下，从内外需求两个方面看，应如何把握当前的贸易战略呢？赵晋平认为，首先，应当改变“重出口轻进口”的思想，贸易战略应该对出口和进口两个方面都有所考虑。

　　在出口方面，一是对于大量资源消耗型产品和能源消耗型产品，应该在产业政策上进行调整，减少这类商品的出口地位和比重，或者使其增长速度降低到合理的水平，这有助于缓解我们在资源和能源方面的压力。而且，这种调整不能是通过行政命令去限制，而应通过产业政策的调整，以市场的手段进行调节。比如，可以在短期内通过出口退税机制增加资源型、高消耗型产品的出口成本，减少对资源和原材料的消耗。

　　二是出口市场战略性的调整和布局。谈及此，赵晋平感慨到，这似乎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我国出口市场的集中度高，成为了双边贸易摩擦的主要起因，甚至成为了政治摩擦的主要起因。这也蕴涵了一定的风险度。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正是与这种过度依赖于某一市场的经济结构有直接关系。对此，赵晋平建议，如果能够通过与周边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提高区域内部的贸易比重，可以减少对单一市场的过分依赖，也有助于减少双边贸易带来的摩擦。

　　三是在政策制定方面，需要考虑产业政策的导向效果和贸易政策的导向是否一致。比如，出口退税率的下调，是一个迫不得已的做法，但是从结果上来看，它与我国鼓励逐步实现进口替代，延长国内的产业链条，提高国内的增加值、附加值率的产业政策的导向是相反的，会导致更多的一般贸易方式转为加工贸易，导致国内采购率下降。如果这种趋势长期存在，对带动国内相关的中间投入品产业将会形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所以，在政策调整的时候也应考虑到这些因素。目前增值税改革在加快，出口退税监管机制也逐步完善成熟。在这种背景下，应该考虑让出口退税政策逐步恢复到正常阶段。

　　进口的构成是反映一个国家工业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一般来说，经济较发达的国家，其进口中的初级产品的比重比较大，而工业制成品的比重则较低。目前，在我国的进口构成中，原材料、能源等初级产品的比重越来越高，这倒是说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在逐步提高，工业化水平到了中期阶段，这在结构上是好的。但是这种发展模式却造成了对资源和能源的大量消耗，对外部资源进口的依存度高，不利于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也不利于内部市场和对外开放的协调发展。这需要产业政策对高耗能的产业做出调整，使之逐步转向节约能源型的产业。

　　资料：

寻求基本平衡的贸易差额

　　具体到今年外贸情况，逆差是否会持续全年成为了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

　　谈到全年的走势，赵晋平分析说，从进口方面来看，一方面，我国经济增长比较快、刺激市场需求上升的因素还存在、今年关税水平的进一步降低、由于物价上涨后带来的人民币的相对升值而带来的进口品价格相对下降等因素都会造成对进口的刺激；另一方面，随着国家宏观调控的加强和到位，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投资过热的势头，有利于克服由于短期的投资增长过热对进口的影响。

　　在出口方面，今年国际市场的整体情况不错，据世贸组织的预测，今年全球贸易的增长幅度为7.5%，比去年上升了3个百分点，这说明今年国际市场的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我国的出口还是有相当多的机会。同时，国内产能过剩的行业还是相当多的，再加上地方经济发展的冲动和积极性，都有可能带来出口的增长。

　　这两种力量相互影响和作用，赵晋平认为，从全年看，进口增长还是会超过出口的增长，贸易顺差将会大幅度缩小，但是进出口增速差距拉大、出现巨额贸易逆差的可能性不大。他初步估计，全年大致为50～100亿美元的顺差，而前半年可能出现小额的贸易逆差。

　　当然，从长期趋势来看，一个基本平衡的贸易差额应该是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要求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长期的贸易顺差或者经常项目收支的顺差是不利于国内经济发展的。因为它意味着一种资本要素的流出，也就是国内稀缺的资源的流出。而长期的逆差带来的风险也是比较大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因长期的经常项目的逆差，而没有足够的抗风险能力。最理想的方式是一种基本平衡的贸易差额，短期间或出现顺差和逆差，应该说是一种正常的基本平衡的状况，是比较理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