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后期是日本民族繁荣昌盛时期，股市高涨，日元坚挺，经济高速增长，经济实力迅速膨胀，大和民族创造的“经济奇迹”引起世界瞩目。而同时期的美国经济却一片萧条，经济低靡不振，失业率居高不下，通货膨胀压力加剧，害得战争英雄乔治。布什不得不走出白宫，彻底放弃8年总统梦。几位好事的日本人还买下美国精神的象征——“洛克菲勒大厦”。一时间，“世界经济强国日本将要取代美国占据第一”的舆论盛行全球。

　　然而十年过去了，即20世纪90年代，这两年经济巨人却走过了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日本经受了10余年经济萧条的煎熬，陷入深深危机之中，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的暴发给日本以致命的一击，经济一蹶不振，目前，东南亚各国经济已开始复苏，而日本经济仍在谷底徘徊：内需严重不足，财政赤字却不断增长，已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0%左右，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高达600万亿日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23%.与日本经济截然不同，至今年6月份，美国经济已持续增长了111个月，创下了美国战后最长繁荣时期的新记录。20世纪90年代，美国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3.5%左右，而通货膨胀率却一直保持在2%左右的较低水平，可以说当前美国经济一直保持了较低的失业率水平，1999年失业率降至4.2%，以至于当前部分美国经济学家认为，失业率不能再降低了，否则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机制就会消失。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曾是美国经济增长中的一大顽症，1993年美国的财政赤字还高达2904亿美元，而1999年财政盈余达1230亿美元。美国个人收入也有大幅度提高，1999年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75000美元这个令人吃惊的水平。按1996年美元价格计算，去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8.86万亿美元，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28%.

　　众所周知，日本是世界上最大债权国，美国则是最大的债务国。然而借债最多的美国人日子却过得有滋有味，兴高采烈，而最大的债主日本人却过得窝窝囊囊，垂头丧气，其中原因发人深省，国人应当深思。

　　信息革命抢占先机

　　90年代初，美国正式实施“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把信息技术革命推向高潮，为实施这一计划，美国调整了固定资本投资结构，增加以信息产业为主的高技术产业的投资。1990年美国在这一领域投资首次超过其他产业的投资，标志着美国开始迈向信息社会。1996年美国对信息技术产业的投资高达2060亿美元，是其他产业投资的1.6倍，占美国固定资产投资的35.7%，相当于世界同类投资的40%.据美国商务部和美国电子协会发布的统计表明，信息产业对整个经济的带动作用特别是合理的配置资源的作用十分明显，目前，信息产业虽占美国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不到8%.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达35%.

　　美国的信息产业不但自身脱颖而出，而且也已深深渗透到汽车、钢铁等传统制造产业中，使传统产业得到了脱胎换骨的改造。通过计算机的辅助设计、辅助制造、集成制造以及网络化建设，美国制造业的生产成本大幅度下降，1994年已降至世界最低水平，比日本和欧洲低40%.1990年美国公司推出一项新新产品需要35.5个月，而采用了信息技术，到1995年只需23个月。再如汽车工业，1990年，美国一辆汽车从概念设计到投产需要6年时间，而1994年只需2年。1995年美国新汽车的销售量从1994年的1420万辆增加到1540万辆，增长率为8.5%，创下了1988年以来汽车业最好年景，从而一举从日本夺回“汽车王国”的桂冠。

　　而日本对信息技术革命的认识及其政策导向远不如美国灵敏，198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第四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声称要在东京建成“世界都市”，尔后又制定了“休养地法”以适应“国民余暇需求的迅速增强”，结果唤起了在东京大造办公楼、在地方大建休养地的热潮，使大量游资被吸引到购买土地、大搞房产上，而对信息产业投入却严重不足。而且8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关于研究开发资源的配置都是平均分配，不象美国那样，重点突出。政府信息化技术研究开发经费在研究开发费用总额中所占的比例，美欧国家为22-44%，日本仅为3%；信息化技术领域的科研人员，欧美国占总数的13-23%，日本仅占4%；在信息化科技技术高级人才的培养方面，美国硕士毕业人数比日本多2.2倍，博士毕业人数比日本多5.2%.信息化学术论文占总数的比例，美国为36%，日本为9%；专利数量方面，美国为日本的2.9倍。特别是1997年以来，日本企业信息技术投资仅占企业投资总额的20%；而同期美国企业信息技术投资占企业投资总额的比例高达34%.日本经国联副会长关本认为，日本的信息技术和产业比美国落后10年以上。

　　据统计表明，在7项信息化技术领域里，日本除了在组件、知识适应系统和传感器三个领域基本与美国处于同等水平，但在其它四个关键领域：通信、计算机系统、信息管理和软件技术等，美国占据着绝对优势。日本在信息化领域的落后最明显地表现在方兴未艾的技术和电子商务方面。据统计，1999年底，日本人上网人数为1830万，而美国1999年5月份人数就达到9400万。日本电子商务的市场规模与美国相差甚远，1998年企业间交易额为8.62亿日元，电子商务率仅为1.5%，企业与消费之间的交易额更少，1999年仅有3360亿日元。目前，日本虽然也掀起了“信息化革命”，但据专家预计，日本信息技术至少在数十年内只能“望见美国的项背”。

　　全球化下两重天

　　美国既是世界上最大市场，又是全球商品和服务的最大供应国。从1984年到1996年，美国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已经由17.7%升到23.7%，成为美国经济发展的强大拉动力。1996年，美国商品出口额为6248亿美元，占世界出口总额的11.9%，美国外贸逆差1876亿美元，盈余734亿美元，抵消了美国商外贸逆差的约40%.经济全球化，使美国的外贸依存度从1994年的17%提高到1999年的25%左右。克林顿执政以来，不仅力促国会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区”条约，还努力开拓其他海外市场，有力地扩大了美国商品出口。自1987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的33%来自出口总额。美国还制定了一项扩大出口的计划，明确在21世纪初将美国对新兴市场的出口额增加到1万亿美元，美国出口在世界出口总额中的比重将从1994年的19%提高到2010年的38%.需要说明的是，美国目前最富出口活力的是信息产业，其计算机软件及其服务业占世界市场的份额已超过75%，在全世界3000多亿美元信息技术产品贸易中，美国拥有1/3左右，成为缓解美国贸易逆差的重要力量。

　　资本的全球化，还使美国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对外投资国和外资引进国。80年代，美国对外投资年均增长率只有6%，到了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明显加速，据美国《财富》杂志统计，在全球500家大型跨国公司中，美国占有35%；在500家大公司中有8家公司利润超过60亿美元，其中7家是美国公司。截止1996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额已从1990年的4352亿美元上升到8000亿美元，平均每年递增10.8%，当年收益近900亿美元。有资料显示，对外直接投资所获利润是对外贸易的3倍。可见，美国通过跨国公司对外投资能更有效地在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从而达到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的效果。与此同时，国外资金也大量流入美国。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从亚洲流入美国的资金高达7000亿美元；去年科索沃危机的逐步升级，使资金呈加速度的态势流入美国。据有关专家估计，90年代以来平均每年约有2500亿美元流入美国。平心而论，日本在经济全球化中也做了大量工作，但与美国相比，却略输一筹。1998年，英国《金融时代》评选全球五百家大上市公司中，美国公司占344家，多于1997年222家，而日本公司则从71家剧减至46家，且仅有2家日本公司上榜100名内。1999年全球1000家最大跨国公司中，美国占494家，而日本只有135家，在10家盈利最多的公司里，美国占8家，日本却1家没有。

　　再从投资额来看，1998年日本对外投资为2960亿美元，只相当于美国的30%.而在吸引外资方面，更能看出日本保守的一面，日本为了使出口战略产品具备一定的竞争力，实行严密的保护政策，做法是限制“竞争性进口”和外国企业在日本投资设厂。前者包括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在关税制度方面，日本实行了特别关税制度。根据这一制度，日本可以征收紧急关税或者采取关税配额的措施。对超过配额的进口征收高额二次税率。日本还针对不同的情况，多次调整进口商品的税率，以更有效的贯彻政府的外贸政策，加强关税的保护作用，在非关税壁垒方面，日本政府通过外汇配额、处汇预算、进口担保金等制度和措施，对与国内保护产业相竞争的产品，实行严厉的进口限制。在推进贸易自由化过程中，采取渐进方式放开市场，并严格选择和限制自由化初期的商品种类。日本的这种做法尽管从某种程度上保护了国内企业利益，但也使外资不能畅通流入的问题日益突出。1998年，日本吸引外资问题只有302亿美元，仅相当于美国同期的3.4%，差距十分之大。

　　制度创新最关键

　　现在，世界舆论普遍认为，美国经济实际就是新经济，新经济的模式与工业化时代相比，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创新，从40年代的大型计算机到台式计算机再到现在的互联网，是一个大量投资和大量创新的过程，这方面，美国一直走在前面，美国信息产业之所以能迅速发展，之所以每年有大约80万家IT风险企业诞生，正是依靠了高度的流动性和巨大的资本市场、风险资本网络、世界一流大学、崇尚冒险和改革的文化氛围及从全世界吸收高科技人才。这些都是日本所缺乏的。

　　从深层次看，导致日本经济现状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日本经济体制本身。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为了实现“富国强兵”，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竞争，采用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引进了股份公司制度和银行制度。战后，逐渐建立了号称“系列”的企业协作制度、论资摆辈的“年功序列制度”、官僚主导的“行政指导”制度等，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有人便将日本市场经济体制称为“官僚主导的计划合理的发展指向型经济体制”。应当说，这种经济体制适合当时的日本生产力水平，在战后追赶欧美国家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50年代日本经济增长率为9.1%，60年代高达11.1%，70年代为4.8%，80年代为4.3%，高于其它西方发达国家。但是，当日本赶上欧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后，日本的市场经济体系开始暴露出诸多弊端：由于重视协调，妨碍了竞争，企业与企业之间，不是互相竞争促进社会进步，而是齐心协力，一致对外；经济活动的主战场不是“市场”，而是“组织”；劳动者不是通过劳动市场活跃在组织之间，而是固定在一个企业中；企业为排队成员之间的竞争，普遍采用终身雇用制，基本从企业内部提拔干部；企业不愿意通过市场进行自由灵活的交易，而是通过协作关系和承包的形式结成固定的联系；企业不是主要依靠“直接金融”，通过发行股票和债券从资本广场筹措产业资金，而是依靠“间接金融”，通过与银行进行相对交易等筹措资金，这就使得官方可以发挥“行政指导”的重要作用，为金融腐败提供了土壤；政府限制过多，阻碍了技术进步和经济的发展，还为企业行贿、官员腐败埋下了祸根；经济活动中不是公开而透明的规则起作用，而是个别组织的内部规划和组织之间的相对规则在起支配作用，90年代的日本经济状况表明，这种官僚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在很多方面已不适应经济的发展。

　　有人曾经说过，如果80年代末日本政府实施金融缓和之际，大量游资不是流向容易形成泡沫的房地产，而是流向有成长前途的信息技术产业，那么，90年代日本经济将可能出现另外一种情景。但这种假定是无法成为现实的。这是因为日本既缺乏如同美国风险企业那样在信息产业革命中十分活跃的资金需求者，又缺乏如同美国风险资本那样具有高度风险判断能力的资金提供者。设想以当时日本企业主要依靠间接金融、资本市场不发达、教育不适应创新人才需要、民间企业间人才极少自由流动、大学及国立研究机构的成果难以产业化、繁杂的政府管制束缚创新企业诞生、税收制度不利于企业家靠创新获取丰厚的利润、社会缺乏冒险和改革精神等等状况，怎么可能出现大量资本流向信息产业的局面呢？

　　宏观调控见真章

　　应当说，90年代美国的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是极为得力。概括起来，美国宏观调控主要是加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控力度。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把财政政策作为着眼于长期宏观经济调控手段，从1993年开始，美国政府制订了重振美国经济的2年短期计划和5年长期计划的财政政策。与此同时，针对货币政策具有操作的独立性、反应快、灵活性强和比较灵敏的特点，把货币政策着眼物短期宏观调控。

　　实践证明，美国的这两种调控手段的灵活运用对美国经济的健康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财政政策方面，主要从开源节流两方面实施了紧缩措施来合理削减赤字，与此同时，又通过对财政支出的结构性调整，立足长远的后劲，加大政府的投资力度，来刺激有效要求，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最为明显的例子便是美国成功地实现了冷战向和平经济的转移。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同苏联的军备竞赛愈演愈热，到里根政府抛出“星球大战”计划，军备竞赛达到一个新水平，国防开支直线上升，1991年国防开支高达3000亿美元以上。克林顿入主白宫，提出5年压缩国防开支880亿美元。国防开支的削减必然触及到军事工业垄断资本的利益，也涉及成千上万人的就业问题，但克林顿政府坚持不懈，按照这一目标向前迈进。到1996年美国国防开支压缩到2600多亿，比1991年压缩了近400亿。正因为如此，与此同时，克林顿才得以投500美元实施“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在货币政策方面，主要通过调整实际短期利率作为调控的主要手段。美国联储每当经济出现较大波动迹象时，就采取果断措施，经济过热就加息，经济疲软就减息，进退自如。如从1994年2月起的一年内，美联储曾经连续7次提高利率，把联邦利率从3%提高到6%，使美国当时的经济降温。1998年由于亚洲和俄罗斯相继爆发了金融危机，为防止世界金融动荡造成对美国经济的冲击，美联储分别在1998年9、10、11三个月连续三次放松银根降低利率，以刺激内需。1999年针对亚洲经济开始复苏，为缓解国内通胀压力，避免经济过快升温，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分别在6、8、11月三次提高利率。今年年初以来，美国政府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指数显示，美国经济增长势头依然强劲。因此，在2月和3月，美联储2次提高短期利率，以防止已出现的物价指数上升势头和经济过热现象。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坦福大学的约翰。泰勒都盛赞：“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是近年来美国情况特别好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带来的价格稳定本身大概就使生产率得到提高……”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把扩大财政支出作为刺激经济的重要手段，当财源不足时，就发行国债，1998年，为弥补财政赤字，发行15.6万亿日元国债，财政对国债的依存率高达20%，长期国债累计额已达280万亿日元，相当于每个国民负债225万日元，如果加上短期国债和地方长期国债等债务，日本的债务总额高达530万亿日元，这恰好是日本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巨额国债需要支付大量的利息。从1996年起，日本政府每年用于支付利息的金额就高达12亿日元，人均10万日元，国家财政收入的29%用于支付利息，财政不堪重负，陷入了借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中，已无力在技术投入、改善投资结构等方面有所作为。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自8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大力推行金融自由化政策，解除了利率限制，放松了对金融机构的管制，这方面带来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现在，人们把日本发生泡沫经济的原因归结为日本政府金融政策的失败，包括1987年过急的金融缓和政策导致泡沫膨胀，1990年过急的金融政策又导致泡沫破灭，以致泡沫破灭后对不良债权问题的久拖不决。据统计，当日本政府为解决“泡沫问题”而推动紧缩政策，使“泡沫经济”破灭时，日本土地和股标价格下跌达1000亿日元，这一金额相当于日本2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同时“泡沫经济”的破灭也使得金融业的坏帐、呆帐接踵而至。大量的不良资产令众多金融机构难以承受。据日本大藏省的统计数字，日本金融机构的坏帐总额达38万亿日元，其中约一半的坏帐即19万亿日元已成为无法回收的死帐。而根据日本民间信用机构的调查，实际的数字可能是官方公布的两倍，即实际的坏帐总额高达80万亿日元，其中近40万亿日元为无法回收的死帐。这个数字比1990年美国坏帐最高时期的数字还要多1倍多。

　　当前我国即将加入WTO，认真分析美日经济，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对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是有着很深的重要意义。从我国实际情况看，当前，要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工作：

　　一是要重视技术创新源头建设，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日本输给美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虽然重视技术引进和二次创新，但对基础研究忽视，自主创新能力不够。因此，我国必须突出基础研究和知识创新，这是技术创新特别是自主创新的先导和源头。要达到这一点，一方面，要下大力气改革教育体制，加快教育布局和结构的调整，积极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努力提高培养人才的质量。另一方面，要加强与新兴产业发展关联度大的基础研究，逐步加大投入，重点建设一批具有国际水平和我国特色的知识创新基础。此外，还要尽快形成有利于技术创新的机制和环境。如建立健全高新技术风险投资体制，形成多元化投融资体系；建设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全面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等等。

　　二是要认真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在改革坚上取得突破。首先，要认真吸取日本教训，加快政府机构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切实做到政企分开；要认真研究政府逐步“退出市场”的问题，把政府作为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政府主导型”经济的行为转到切实搞好宏观调控，规范经济行为，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和经济秩序上来，其次，加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不断扩大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覆盖面，认真抓好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第三，要不断深化公有企业改革，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特别是要从政府的角度，建立起科学的公有资产管理体系，明晰产权，明确出资人代表及其责任。

　　三是要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为突破口，加快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美国从80年代开始，就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自己则集中财力、物力、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对我国来说，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必须立足全球，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着重围绕电子信息、生物技术与医药、新型材料、高科技农业等重点产业领域，选择一批关联度大的高新技术项目，集中力量加以扶持，尽快形成产业规模。要积极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全面推进石化、汽车、纺织、轻工等产业的技术升级，加速产品的更新换代，占领市场竞争的“制高点”。还要立足国情，对发展劳动密集性型产业必须有长远的战略眼光，要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增加技术密集的成份，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较高水平上竞争。只有这样，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才能保持长久优势并不失时机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

　　四是要紧紧围绕提高开放水平，积极主动迎接“入世”挑战。面对入世，不是在开放中振兴，就是在开放中衰败，二者必居其一。这是我们必须要清醒认识到的，必须切实增强紧迫感和危机感。当前，要抓紧做好与世贸组织的衔接，加快制定符合国际惯例的相关政策。要列出时间表，对暂时列入保护范畴的产业，加快技术创新和结构升级，通过强筋壮骨，为保护期满时参与竞争创造条件。在贸易方面，出口既要注重规模，更要注重质量和效益，要增强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进品要有规划引导，要立足于进口生产力，通过进口先进的技术装备和管理，提高我们自身的生产力。在利用外资方面，积极争取加入国际跨国公司的生产体系和销售网络，切实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还要积极引进国外大公司的研发机构，通过利用外资走出一条发展生产力的捷径。金融业的对外开放要量力而行，在以对金融业实行有效、合理的监管下，逐步开放金融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