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本人在上海等地组织的有关行业协会的研讨会上多次发表关于发挥行业协会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积极作用的发言，旨在促进两地落实中央CEPA政策开展业界交流，互相借鉴一些行业协会有效的做法。这个主题已成为境内外工商界同行关注点之一。本文依据我本人在香港和内地二十多年亲自参与几个行业协会及有关团体的筹组和日常运作的体验，主要对本港部分行业协会的历史演变、实际运作及现实作用做点宏观介绍。借此与业界的同行作一次交流，希望为大家提供一点启示。

　　1.香港行业协会的历史演变、发展规模和它的基本特点

　　一百多年来，港英殖民政府实行的是软性的专制主义。其管制本地华人和经济活动的手法首先是维护英资集团的特权利益，在这个前提下，它刻意避免直接干预民间商会，对各行各业的民间团体的成立采取较为宽松态度，使它们获得了合法的相对独立的空间。新中国成立到八十年代初，中英开展香港前途的谈判，随着各阶层民族意识的觉醒和素质的提高，港英政府为了营造开明的管制，装潢其自由经济形象门面，允许由工商业界和专业界来扶植和吸纳其代表进入政府的谘询机构，而成为政府机制的一个部分，避免了港英政府因为包办决策而介入并直接干预与民生相关的一些敏感问题。

　　香港回归后，特区政府奉行的是高度自治下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原则，突出的标志是维护自由、公平、透明、少干预企业的政策。为了提高企业的素质，特区政府几年来也实行了多项支持工商业的计划。在香港，大多数企业是中小型企业，因此特区政府在一般情况下会通过联系各行业协会、商会、专业团体，征询他们对企业发展有前途对本港经济有推动的课题研究，发放一些资助加以推动，同时它也要通过协会这个桥梁把企业的信息、成果、发展的思路吸收过来，从而完善决策。这样做体现了这些协会在政府管制中的地位和作用。全港登记在内的行业协会是以工商业界的商会、协会为大多数，均以争取工商业界的利益为依归，成立50年以上商会、协会的占21%，以后每十年递增15%.最早成立的是1861年的香港工业总商会，有5000家公司会员，它提供签发工业产品和产地证、ISO9002论证服务，按不同的行业它再分24个组，其中有7个组的行业成立了下属的工业协会。1957年中华总商会成立，它主要代理承办港商参加广交会的事宜，为两地的工商业干部举办培训班。还有1991年才成立的中国企业协会，主要是联系产地的三资企业，进行交流和互访。还有各国驻香港的协会，以此来保持了香港的商界在国际上的勃勃生机。此外，还有工商界的知名人士，大多兼任商会的会长或监事长。

　　这些协会的特点全部是自愿发起、自由参加、自选领导、自聘干事、自筹经费，因此具有自主性，据不完全统计其财政来源38%靠会员的会费、22%靠筹款、私人企业的捐助占3%、15%是本协会的活动收入、有的也有政府各种形式的资助。行业协会的内部组织不受政府的监管，大多是松散的。通常有四个活动类型，定期研讨、出版、联谊、同行交流。

　　2.香港行业协会与政府的关系、运作管理和它的社会功能

　　香港的行业协会的组成核心来自社会的中上阶层与企业的管理层，其中专业人士居多，在政治宽松、社会多元及经济起飞的背景下一般保持稳健和中庸色彩。即使在后过渡期，引入了政党政治，使行业协会难免带上政治色彩，但是激进的占少数。几经更易的行业协会领导者公开追求的是行业的利益与社会的公益，共同呼声是要求政府承担更多的经济责任，他们自愿充当起政府管理企业的民间代理人，乐意成为政府联系同行同业的纽带，同时又是这些行业自主管理和内部协调的牵线人。

　　香港《社团条例》第151章对各种民间行业协会成立、注册、申请作了比较宽松的规定，可以是法团，也可以是一人以上的合伙，可以申请注册也可以申请豁免注册，一般以行业和专业人士社交为成立的目的，无需交费；也允许以公司组织形式向公司注册处申请。但条例也明确：不论协会、商会的性质和宗旨如何，都必须按照相应行业的法规执行。由于香港的历史和内地不同，形成不同社会的背景源远流长，并且与民间行业组织有盘根错节的联系。因此，历任港督到他们委任的社团事务主任都是香港警察事务处处长，所有的助理主任大多是警务人员。外松内紧的管理主要是控制社会各种势力对这些协会的利用，这是香港政治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特色。

　　近年来，特区政府为了增加其施政的透明度和公众的认同性，从民选的议员中也引进了行业协会人士。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系调查表明：香港行业协会的核心人员有40%由政府委任，在选举程序中，有51%的团体有代表人选，26%的协助他人竞选，进入各级议会的民意代表，协会参加的占总数的34.8%，体现了特区政府和这些协会的依存和合作。这个情况也有利于特区政府主导体制以及行政处理问责制的推行。香港政府在回归前后没有出台过任何对协会监管的规定，使得行业协会的独立性得到充分保证。这些协会维系了政府的目标管理和企业自身的利益及其行业自律原则，在错综复杂的市场运作中得到调和和统一。

　　3.香港行业协会的资源分析、存在的问题及对我们的现实启示

　　（一）资源分析：

　　1、人员资源。香港的协会规模大多偏小，仅有3%的行业协会有上千名会员，大多数协会的会员是几百名，会员人数不到50名的协会占16.4%.会员数目的多少靠会费支撑当然是一个标志，但有时会员「贵精不贵多」，实力、声誉，特别是会长的政治地位、财力及社会活动能力等无形资产构成的号召力和影响，也是协会的主要资源。

　　2、财政资源。香港的行业协会一般都属富有，据问卷调查，4.2%的协会拒绝透露财政情况。25%的协会拥有500万以上的资金，20万到150万之间的占60%，其余平均资金量在150-500万之间。存款量在专业协会中相对比较大，主要是用于行业的自存与自保。

　　3、与内地和国际关系的资源。行业协会的国际性是香港行业协会的一大优势，有48%的协会与其他地区和国家有关联，但不发生内属关系，也不涉及政治性质的联系。这与香港历史形成的国际工商业中心、中西文化交汇点的地位分不开，香港大型的国际交流活动一般都有这些协会集体发起并出资筹办。一般会员会费几千元左右，理事和会长按职务高低不等；协会本身的会计师和律师就由有资格的会员义务担任，开展调研、专题调查等工作；专设了研究基金，通过一些交流渠道，有的被评为内地一些机构团体的荣誉职务，有些研究项目获得政府的赞助。办得好的协会能做到年年结余并生息。

　　（二）存在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在香港凡能维持的协会有财政困难的不多，占20%.有困难的协会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完全是财源，而是这些协会内有专职干事，人员流动性很大，普遍留不住人。政府的不干预政策也造成了同一行业、同一地区、同一专业领域在香港的协会重复建立，互拉山头。但是尚有其大致合理性。香港这种规范化状况与近年来大批留学和做生意在欧美俄等国商旅人员纷纷自立山头，打出旗号，三二个人名声用得吓人的如全美全欧什么协会和某国世界贸易协会等团体的杂乱无章有明显区别。

　　第二个问题是行业协会的政治取向问题。香港回归前，协会的政治取向表面化，左中右泾渭分明，各有所好。回归后，主流舆论发生了根本变化，但并未掩盖每个协会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其挂冠人物的政治取向不同而发出不同的声音，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些协会可以尽情地表达与政治官员不同的呼声，从而博取民意和获取选票。

　　（三）对内地发挥行业协会作用促进政府机制转变的建议

　　一是政府领导应该主动把握协会参政的主流方向。在这个前提下，建议政府部门是否可以把涉及行业发展和关系民生的决策主张通过行业协会去征求宣传和发布。这样做可能取得比政府官方声音更直接、更圆满的社会效果，这一点我觉得也是符合内地国情的。

　　第二是应当把行业协会定位为政府和企业的纽带与桥梁，以此来促进政企分开，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也是一种带群体性带有行业特征的中介组织，按照香港的做法，这种中介组织的作用不要把它看成是普遍意义上的，对任何行业都是必须的，也不要把它不适当地夸大，因为企业的运作必须符合市场的需要和自身经济规律，不受任何固定的模式，更不受一些行政机构来规限它。如果行政部门过多的转交给协会行政代办权，势必就削弱了协会在职责上的独特功能和独立性，不利于行业协会本身的发展。

　　第三，行业协会在重视对企业法制管理的同时，要大力提升工商业界企业管理水平。美国的安然事件反映了即使在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也难以杜绝商业诈骗行为的发生，造成对社会和民生的严重后果。这里涉及到我们行业规范的制定人与执行人，行业协会的社会责任心和企业管理的实效问题。因此，我认为，行业协会在建立后，必须统一意见，协助政府，在对企业强化法制观念的同时，大力推动良好的企业文化。从制定行业的规范与管理入手，完善企业的法制观念，只有这样，才能提升整个工商业界的企业管理水平。

　　第四，在全球经济走向一体化，经济发展走向区域合作的总趋势下，行业协会存在与发展对业界联动互融，沟通与政府联系，加强国际交流有明显作用。最后，我们建议协会的领导成员大多应选自企业的管理层，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推荐领导人是行业协会的头等大事，政府的管理部门要对其社会活动的经历、学识能力、专业水平作综合考虑。既能胜任对外宣传，又能领会贯彻政府对行业的指导性决策和政策理念，特别要能自主的开展协会的内部管理与运作。协会要从企业中选拔热心公益和熟悉本行业的人士作专职干事，开展专业调查，组织与港澳台地区和国外同行业的交流，使协会能凝聚同仁，当好政府对行业管理的助手，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发挥其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