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7-27 17:34 来源：殷国明
这里的东方国家，主要是指包括中国（及所属台湾，香港地区）、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在内的一些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它们在本世纪先后步上现代化之路，并且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从整体上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为人类进步繁荣做出了贡献。毋庸置疑，在未来的21世纪，整个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主要取决于东西方国家的互动合作，因此这些国家的境况对全球经济的直接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但是，随着这些国家与全球经济日渐紧密的联系，国际社会对这些国家的社会状况和经济角色的要求也日益提高，这些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面临着新的挑战，需要在社会体制和经济模式方面进行新的转型和转变，以提高自己在世界范围内的抗风险能力。尤其最近在亚洲发生的金融风暴，不仅暴露了这些国家在社会体制和经济结构方面的种种问题和缺陷，更促使人们进行深刻的思考，对这些国家近百年来的现代化之路进行反思。
一、“政经联盟”的必要性和潜在隐患
这里所说的“政经联（APolitico－economicCoalition），是指这些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不约而同所选择和创造的一种国家管理体制，其主要特点就是政治举措和职能的经济化，政治的中心任务就是发展经济，政府全力以赴投入经济建设，并在各个方面淡化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在这个过程中，以经济建设和发展为中心几乎成了所有国家政治的唯一支撑点，能够获得大多数民众的长期支持。这并不奇怪，因为在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经济时代到来之际，亚洲各国普遍感受到了自身经济上的贫弱，现代经济意识日益觉醒，从而有充分理由把发展经济作为现代国家和民族意识的核心内容。
然而，这些国家是在什么条件下进入现代化建设的呢？换句话说，这些国家是否在经济文化诸方面都做好准备，在各方面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进行现代经济运作的呢？显然，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科学技术与生产力水平暂且不论，就从国家形态和意识形态氛围来说，东西方国家之间就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东方国家原本都是以农业自然经济形态为基础，实行君主制和家族制相结合的统治，意识形态以“官本位”为主，从根本上缺乏民主和自由思想机制。在儒家思想影响下，这些国家创造了全然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独特的管理方略，这就是官本位与意识形态治国高度一致和一体化模式。这也许是在现代教育基础非常薄弱，大多数民众尚无现代民主意识情况下的必由之路。只有建立一支由社会精英组成的高知识的官吏队伍，并以此去管理、影响和教育民众，才有可能维持国家管理的有效性，并在国家权力作用下（在很多情况下，就是由国家政府统一规划和实施）实现现代化变革。从另一角度来说，这也是以意识形态变革为先导的现代化过程的特点之一。最早觉醒的社会精英大多受西方思想文化影响，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先锋派和创新者，与旧体制旧政权相对抗；尔后逐渐务实，通过各种政治斗争途径改朝换代，成为新的国家权力者和官吏。
由此来说，把这些国家的现代化之路看成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观念与东方官本位体制的奇妙结合也未尝不可。在这种情况下，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观念的修正是不可避免的。在个人主义和个人经济基础本来就薄弱的条件下，国家权力意志就显得格外重要了。在从传统的君主及家族政治体制向现代经济社会形态的转变中，权力性质和观念的转变始终举足轻重，在权力的重心转向经济的同时，经济活动的政治属性也愈明显。这种政治与经济活动相互倚重的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些国家社会变革的独特内容。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形态并不能很快转变为以工业化为中心的自由经济，反而很可能自然转变为政治专制体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在亚洲，日本是最早受西方文明启迪并接受现代经济发展观念的国家，它从明治维新开始就走上了现代化之路，并在很短的时期内就实现了工业化的高度增长，成为本世纪初的世界强国。创造这种经济起飞和发展的奇迹的奥秘之一就是国家权力对发展经济的全力投入，集中全国全民的财力、智力、劳动力资源发展经济。对日本而言，完成这一历史性转变是至关重要的。它也经历了一个艰难过程。如果说明治维新是完成政治上的准备的话，那么文化上的“脱亚入欧”则在意识形态方面奠定了基础，就此日本顺利完成了国家权力意志重心的转移，从传统儒家的道德治国转向了经济兴国。日本的君主专制政治制度并没有变，但是它的政治价值尺度变了，政府职能也变了。可以说，日本的现代经济的基本性质是国家性、政府性、家族性的，而不是个人性的。事实上，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以牺牲个人资源为代价的。而日本民众之所以在一段时间里甘心情愿，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种浓厚的意识形态氛围之中，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民族联系在一起。这一方面由于国家和民族的危机感所致，激发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尤其是面对西方列强的欺负和歧视，富国强民是万众同心；另一方面，由于个人意识薄弱，人们也自然把个人的前途命运寄托于国家民族是否兴旺发达上。显然，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在这里起到了凝聚人心的作用，使得政府有更充分和合法的理由直接驾驭和参与经济活动。对一个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国家来说，这种情景必然有利于统一规划和优化调配，集中国家的财力、人力、物力，在某一方面增强整体的国际竞争力。
这当然是对国家经济发展有利的一面，甚至可以说，在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都欠发达的条件下，一个国家和民族要迎头赶上，必须集中并发挥整体的优势，防止方方面面的分散出击、重复建设，所以实行强有力的政府经济监控甚至统筹是理所当然。问题是这种把经济发展完全纳入政治轨道的情景，也很容易导致经济活动的政治化，使经济在一定条件下演化为政治的工具。尤其在专制体制下，政治和经济生活都缺乏透明度，民众只为一律的意识形态所左右，并无个人参政议政的权利与习惯，一般很难在国家利益和专制意志之间有所分辨，因此容易给一些政治强人造成机遇。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既不可能超越一般经济运行情况实施宏观监管，避免直接卷入经济危机，也无法回避政治方面的压力，承担经济危机的后果。这时候，在意识形态一律条件下，高昂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就会成为一把双刃剑，既可能成为官民同心同德建设国家的强大动力，也可能转化为对外扩张或封闭的国家政治要求。为此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时常处于互相牵制和混淆之中，用政治方式达到经济目的和利用经济手段制造政治效应的做法几乎难以避免。这样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状态都有可能向畸形和极端方向发展。由此说来，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迅速发展成为一个专制军国主义国家是其必然后果。从世界范围内来说，本世纪初法西斯主义的产生，就是在经济发展与政治变革不平衡状态中人类欲望和权力意识恶性膨胀的结果。
当然，“政经联盟”在经济发展中得不到自然化解，国家就无法建立公平和民主的社会权利体制，即便在有限的市场经济中，人们也不可能根据自己的能力分享机会和资源，因为这种联盟必然产生“黑金政治”，如同当今在日本、韩国等国家逐渐显露出来的一样。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变成了一种“黑箱操作”（ACo－operationinBlackBox），不仅能够利用权力的保护逃脱社会监管，而且直接造就了政府的腐败现象。而特别值得探讨的是，权钱交易原本在世界各国都有发生，但是在这些国家则可能表现为一种家族性或集体性的政府腐败现象，其危害性远远超过了经济领域，在其所造成的经济或金融危机背后往往隐藏着政治危机。
二、“官商经济”的过渡性及其根源
事实证明，在深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家族制度基础深厚的国家和地区，最容易实现政经联盟的体制。而这种体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最有效率，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发挥一个民族和国家图强创新的爆发力，有可能在一个不长的时间内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甚至创造经济奇迹。但是，在这种高速发展中也必然藏有隐患。这不但表现在各种资源的过度过快消耗上，更体现在深层次的政治经济体制之中。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些隐患会逐渐显露出来，成为政治经济不稳定的根源。
政经联盟所产生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官商经济”形态（AGovernment－sponsoredBusiness）。这是一种由政府官吏运用权利优先方式直接或间接策划和参与的经济活动。大而言之，这是在某种国家政治意图指导下，在实现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中，运用权力制造市场，依靠政府提供担保，通过行政实施项目经济的必然产物；小而言之，这是官吏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的一种特殊选择，能够借助权力优势获得经济利益，在整个社会再分配过程中优先占据有利位置和获取最多份额。从整个社会发展模式的转型来看，这是一个必然甚至必要的过程，因为在以“官本位”为主体的社会，官吏不仅体现着社会现实的主要价值取向，而且掌握着国家命运，支配着利益分配，如果他们的价值观念不变，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不得满足，就不可能在不进行社会重大变革情况下和平有序地实现这种转型，使整个社会在逐渐变革财富再分配制度中保持稳定。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至少在社会转型的初级阶段，官商经济直接体现并带动了整个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用经济利益消解和淡化了原来的政治意识。这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期中表现得格外明显。在改革开放初期，官商经济曾经在国家实行价格双轨制时大行其道，一些人利用特权大发其财，严重扰乱了经济秩序，损害了国家和企业利益。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民改变了观念，社会逐渐形成了相对多元化的价值标准。一部分社会精英人士开始从官僚体制中游离和分化出来，一方面充实了经济生活领域，另一方面加速了国家体制向经济化方向的转轨。
事实上，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官办经济和公司只是一种过渡性现象，它们虽然给社会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这种情形很早得到了较好的控制和化解———这种控制和化解并非仅仅通过制止和清算的方式，而是在深化改革中，通过转换机制、调整结构和规范市场等方式创造了新的机会，使经营方式从非法转换到了合法领域，特别是当国家逐步以市场机制代替“双轨制”之后，在流通领域的“官倒”行为也随之减少和消失，社会上的“官商经济”现象开始变得不那么引人注目。
然而，这并非意味着“官商经济”的阴影和隐患已经消失，因为作为一种经营方式和流通机制的官办公司只是“官商经济”在政府工作中心转移过程中的一种表面现象，它所触动的也是社会矛盾的表层结构，而一旦社会经济进入更开放的市场化阶段，更深层次的“官商经济”问题就会显露出来。例如，在经济活动中的政府行为就成为一种难以遏制的社会现象，直接操纵着资金流向和金融管理，从增长和负增长两个方面积累着风险。这尤其表现在金融管理和投资环境方面，区域性的经济增长和竞争优势主要取决于政府决策，而企业和优势也愈来愈偏离市场的需求而着重依赖政府的政策导向。到了一定阶段，政府的宏观调整只能在降低和调高经济增长速度方面做出选择，及时减少泡沫经济的压力。显然，政府的这种宏观调控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取决于国力，而且取决于国家经济的开放程度。对中国来说，有限的半开放状态使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够有效实施。
这当然不是问题的全部。因为当市场化的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触及到财富和资源的重新分配问题。政府机构及其官员在完成第一阶段的角色转换———从主要从事政治业务转向主要关心甚至参与经济活动———之后，很自然地面临着更进一步的转换：是否从经济工作的管理者转变为企业经济的受惠人甚至拥有者？在如今中国的许多村镇都能看到这种情况，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转型，领导这种转型的党的领导人身为集团公司的董事长，行政领导人为总经理，一旦推行股份制之后，他们将成为企业资产的主要股东，加入下一轮经济竞争。事实上，同样的焦点会集中在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改造和改制方面。从基本的“官商经济”形态转变为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国际竞争的现代企业，固然要注重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的重组整合；但是最根本的依然是解决好企业内部的动力机制问题，使企业具有自发持久的经济活力。但这种活力并非来自于政府的力量，而是来源于市场和企业自身的欲望。
三、透明经济与公开政治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在官本位传统根深蒂固的东方国家要快速实现现代化，政府职能的转变是一个重要因素。就中国来说，从全党抓军事到全党搞阶级斗争，从全党抓农业到全民去经商，每次转变都是政府及其官员率先实行，既而成为一种社会演进的趋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之所以迅速获得如此大的成功，也正是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这种国家和政府力量的引导和直接参与。但是，随着经济本身世界化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企业要求有更广阔和自由的发展空间，享有更公平更有效的竞争机制和机会，获得更可靠更精确的信息服务，拥有更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就不能不要求更高质量的政府监管体制和体系。这时候，传统的“政经联盟”与“官商经济”的国家模式就不得不面临新的挑战，不能不开始进行深层次的改革。可以说，在这之前的社会经济的高速度增长还属于这些国家现代化之路的“起跑”阶段，它创造了奇迹和业绩，但是还只是为未来社会的全面现代化准备了基础，而未来的前途则期待着更深层次的变革和创新。
显然，尽管这些国家情况各有差别，问题千头万绪，但是如何处理好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仍是关键。在这方面，几乎各国都面临着一个“连体婴儿”问题，政治和经济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畸形联结。要把它们合理又安全地分离开来，就不能不实施某种“手术”。当然，这种“手术”的目的在于成全两个健康的孩子，使他们在未来互相独立而又彼此合作，而绝对不是制造对立。
应该说，当产权制度改革完成之后，经济发展更需要一个透明的竞争机制和环境，使企业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力，最直接地与市场自由结合，融为一体。在这里，任何一种直接介入经济动作的政府意愿和行为，都有可能损害竞争的公平，抑制经济活动中潜在的增长点，都有可能在获得短期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为以后的危机埋下隐患，这明显表现在用政府行为增长效益和制造市场的过程中。应该看到，在本世纪的经济起飞中，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些东方国家的迅速成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了资源优势，用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低成本换取了高增长的机会和可能性。而在未来世纪的竞争中，这种优势会逐渐减少或消失，取而代之的将是知识和技术含量的竞争，这也将意味着用政府行为集中优势，强强联合的效率会进一步减低。经济要继续保持发展势头，就不能不注重建立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和机制，使经济新的增长点和增长方式有自由成长和成熟的空间。
透明经济状态（TransparentEconomicCondition）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状态和政府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谓透明经济本身就是在最大限度减少和消除政治投射在经济活动中的阴影条件下实现的，经济不再充当政治的工具，而是回到市场本身。这或许也是全球性自由经济的基本涵义，在经济活动中逐渐拆除政治壁垒，将是未来21世纪全球经济合作发展的主要问题。这当然并非仅仅是东方国家所面对的问题，但是毫无疑问，对这些国家来说，这个问题更显得至关重要，因为它并非只是一个国际问题，而首先是一个国家内部机制变革问题，关系到国家在和国际经济接轨过程中能否实现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也许这并非意味着这些东方国家在世界化过程中必须走西方民主化的道路，但是这些国家必须对原有的政治制度和政府建构进行必要的改革，这是不容置疑的。在这个过程中，政治的公开化将是日益发展的经济状况的必然要求。这意味着政府必须向全社会承诺越来越广泛的机会和信息共享的条件，用公开的法律程序来取代幕后的行政手段，保障和服务于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权利。从根本上来说，公开政治（OpeningPolicy）就是逐步通过法制途径将经济活动的自主权、选择权和发展权还给社会，还给市场，通过高质量的宏观指导和调控创造一个有利于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经济环境，使本国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不断得到优化利用，给整个社会和未来的发展带来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