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轨也导致了社会群体和政治力量的分化。经济转轨从起步之时就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它追求的目标，不是经济目的而是政治目的，即打破原来的公有制，尽快造成强大的私有阶层和以私有制为主的市场经济基础，保证俄罗斯社会转变进程‘不可逆转”。而面对经济转轨所造成的危机，社会群体对经济转轨的态度开始出现分化：一部分社会成员抚今思昔，怀念过去，反对这种形式的改革；另-部分继续坚持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以便最终融入西方“文明社会”；还有一部分虽赞成改革，但不同意这种改革的速度、方案，更不希望为改革付出如此昂贵的代价。对改革的态度就成为社会群体分化的基础。在原来高度集中的政治控制得到放松特别是党禁放开的政治背景下，社会群体的分化必然引致政治力量的分化。1991年以来，随着经济转轨的启动，俄罗斯政治上很快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政党和组织，其中正式注册登记的就达200多个。从一党独裁到多党角逐正反映了俄罗斯社会分化在社会群体和政治力量方面的分化的烈度之大，以致于联邦中央无力驾驭。在经济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社会结构的重构以及重构引起的失控，使经济发展成为泡影。市民社会的昙花一现、中产阶级的陨落以及影子经济的活跃，使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受到极大的制约。直到普京人主克里姆林宫后，重建了俄罗斯社会的整合机制，俄罗斯在新世纪看到了发展的曙光。但俄罗斯如不切实花力气解决中产阶级或中等富裕群体的培育和扩大问题，就难以进入成熟的市场经济阶段，更难以提高经济绩效。

　　其次，利益集团左右国家的政治和经济，降低了俄罗斯政治的政策效力，进而降低经济绩效。在前苏联时期，国家体制发挥着控制利益和分配利益的功能，利益的冲突通过党来划一。苏联解体后，社会转型引起的社会分化，不仅反映在政治主张上，而且更直接地反映在利益上，于是，多元政治与多元利益处于同一社会进程中。但是，俄罗斯的政治构架存在着结构上的缺陷，“强总统、弱议会”使政党政治既有先天不足又有后天的无能，所以，利益集团在俄罗斯转型期十分活跃。在政党不成熟的情况下，利益集团往往通过政治体制或通过与权力的“内部人”的关系来影响政治决策。在90年代的几次大选中，利益集团及其所属企业与政治竞选联盟的权钱交易十分露骨。1996年的总统大选，叶利钦巨额的竞选费用大部分来自于当时著名的7大财团。叶利钦当选后也没有亏待这些大亨们，他的一系列政策主要是以大财团的利益为出发点的。正是这样，叶利钦周围逐渐形成了以亲叶利钦的大财团为成员的“家族”势力，左右着叶利钦的政策走向。与此同时，各个利益集团的负责人还亲自参加竞选联盟，力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最有代表性的要算丘拜斯、别列佐夫斯基等人。在经济转轨中，凡是有利于自己的转轨模式他们就千方百计地维护，反之就坚决抵制，至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他们全然不顾。为了自己的经济王国，各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斗就导演了俄罗斯的政坛风云。所以，从90年代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历史逻辑来看，不同的利益集团主导下的制度变迁其经济绩效也不一样。这里也再一次证明转轨模式不能单独决定经济绩效。

　　第三，政治绩效低下直接导致经济绩效低下。经济绩效与政治绩效存在着很大的相关性。从发展政治学的观点来看，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在于它必须能够为社会大多数提供收益。经济长期处于非效率的制度环境中使无论哪一种政治体制都存在着合法性危机。可见，政治体制的合法性与其有效性密切相关，而这种有效性主要意味着持续不断的经济发展。反过来，政治绩效低下同样也会直接影响经济增长。俄罗斯的情况尤其如此，危机出现在经济上，但症结却在政治上。政治绩效低是经济绩效低的根源。其政治绩效低下表现在：一是政体构架从一开始就是矛盾的焦点，1991年，俄罗斯独立后，在政治上的转轨就是要彻底否定苏共的一党独裁制，按照西方政治学理论来构建俄罗斯的政治体制模式。但是，按照西方的政治学理论究竟是建立总统制还是议会制，俄罗斯并不十分清楚，而且分歧很大。叶利钦坚决主张实行总统制，但以哈斯布拉托夫为首的人代会则主张实行议会制。两大权力机关围绕建立什么样的政治体制这一问题的争论直接反映在制定新宪法上面。结果，强行通过了打上叶利钦烙印的“民主”宪法，最终在俄罗斯建立起“总统集权制”的政治体制。但是，“总统集权制”存在着固有的弊病，给俄罗斯造成了重大损失，社会对此早有不满，并强烈要求修改宪法、限制总统权力，90年代其斗争达到白热化程度的就有5次之多。二是政府绩效低下，即政府缺乏民众的支持。最初俄罗斯政府底改革取向是欧美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在政府政策尚未推行时，据调查，32％的被调查者认为美国是俄罗斯模仿的榜样，日本也是32％，德国是17％，瑞典是11％，中国是4％。但是盖达尔推行休克疗法几个月后，情况则完全不同，只有11％的人认为美国是效仿的榜样，12％的人认为是日本，7％的人认为是德国。在被调查者中只有25％的人认为西方模式可适用于俄罗斯，1996年年中这一数字已降到12％，年底则只有6％，1997年倾向西方模式的统计数字仍在下降。数据表明，俄罗斯激进改革派组成的政府政策缺乏民众基础。三是政治体制的制度化水平低下使政治体制呈现出多变性，导致不好的政策得不到纠正，好的政策得不到贯彻。所谓制度化水平，就是指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这种进程有4个衡量标尺：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部的协调性。适应性就是组织和程序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及其存续能力。激进民主派在俄罗斯建立的政治体制缺乏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惧怕挑战。最典型的例子是总统与人代会之间的矛盾本是正常的政治分歧，但由于惧怕竞争对手，以“民主”自居的叶利钦采取了非民主的手段来解决。复杂性不仅意味着一个组织具有数量庞大的下属组织，隶属明确，分工负责又相互配合，而且也意味着该组织所拥有的不同类型的下属组织具有高度的专业化水平。但是，整个组织体系的活力完全依赖于叶利钦一人，因而，政治常常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的自主性表现在它是否具有有别于社会势力的自身利益和价值。自主性水平越高，它们就越不代表某些特殊的社会势力，也就越不容易为金钱所收买。俄罗斯的转轨带有很强的官僚垄断性，转轨是少数官僚或特殊的利益集团主导的，它们只能代表少数人的利益。可见，俄罗斯政治体制内部各组织和政治程序不仅缺乏自主性，而且也缺乏内聚力和协调性。

　　第四，缺乏统一的、实现经济增长的政治意识形态。苏共意识形态崩溃后，俄罗斯的激进民主派没有新的意识形态来吸引俄罗斯民众。最初，那些在1989-1991年鼓舞过人们的民主、自由和反特权的口号，后来被民主派自己糟蹋了，随后，新自由主义一度成为政治经济转轨的意识形态，但毕竟是泊来之物，与“俄罗斯精神”难以结为秦晋。新自由主义在俄罗斯衰落后，随之又出现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以及欧亚主义等思潮。由于欧亚主义反映俄罗斯的民族特性，故其最终上升为俄罗斯的政治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上的左右摇摆为俄罗斯政治体制的多变性和经济衰退作了很好的注脚。

　　第五，畸形的经济结构也制约着经济绩效的提高。俄罗斯经济转轨的目标是建立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但是，俄罗斯的经济市场化程度极低，经济结构严重畸形。众所周知，前苏联经济结构的最显著特点就是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重军工、轻民用，农业长期落后，所有制形式单一。苏联解体后，畸形的经济结构也并没有根本改变，甲类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例约占75％，而乙类工业的比重只约占25％。在甲类工业生产中采掘工业部门的比重过大，加工工业部门和深加工工业部门相对不足。轻工业在整个工业中的比重更小，发展缓慢，技术相当落后。与此相反，军工部门却基本保持着原来强大的实力，而且工业潜力和高技术的70％-90％集中在军工综合体。这种经济结构不利于俄罗斯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在转轨过程中，俄罗斯虽然在体制改革的同时也提出了经济结构改造的任务，但由于经济结构的问题盘根铝节，转轨反而使经济结构失衡的程度更加严重，不仅如此，而且在转轨中俄罗斯经济还出现了反工业化的趋势，即工业出现初级产品化和原材料化。更为严重的是，为了向市场经济转轨而推行的整个军转民计划收效甚微，迄今为止，俄罗斯的市场化改革还只是处在起步阶段，离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还有很大距离。市场发育不良也为低下的经济绩效提供了佐证。

　　三、俄罗斯提高经济绩效的出路

　　既然俄罗斯经济绩效低下的原因在于制度非均衡状态的可持续性，那么，提高经济绩效的根本出路就在于克服俄罗斯现有的制度非均衡状态的可持续性，使之成为不可持续性，其手段就应该是降低交易成本。不过，交易成本的高低只是用来解释制度创新和经济绩效的可能性，并不直接表明经济绩效的现实，因为，交易成本高有可能带来更高的收益。由此看来，交易成本只是联系经济绩效与直接影响经济绩效各因素的媒介。而影响经济绩效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直接影响因素有资本、人口、技术、知识等，但是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所有权。关于这一问题，诺思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他考察了16-17世纪的西欧主要国家，认为英国所以能摆脱马尔萨斯抑制而法国和西班牙未能幸免，原因在于英国确立了能降低交易费用的所有权。所以，降低交易成本的关键在于变革所有权。

　　按照产权经济学的观点来看，私有产权能够刺激经济增长，那么，俄罗斯经过10年的转轨，企业的私有产权（或称小所有权）问题已基本解决，因为从形式上看，据俄国学者的统计，早在1995年的时候，俄罗斯被私有化的企业就已占全俄总数的57％，西方学者的统计则更高，认为已达到75％，而到1997年，根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的统计资料，非国有企业在工业企业总数中已上升到96％。但是，俄罗斯的所有权问题并没有解决。据阿巴尔金院士说，官方在统计中是把所有国家参与的股份公司都归为非国有企业，1997年固定资产中大约41％-43％属于国有财产和市有财产，属于非国有财产的占58％-60％，而属于非国有财产的固定资产总额中混合所有制（即国家投资的）占55％-60％，而纯私有制的比重大约仅有40％，由此可见，私有化之后，国有经济仍比私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份额高。也就是说，私有化并没有解决小所有权问题，因而也就不可能刺激经济增长。

　　同样，社会财富结构（大所有权）也没有解决。私有化的目标是实现广泛的所有权，但最终的结果是，寡头集团独占社会财富。所以，俄罗斯的社会财富结构实际上是寡头所有制。从90年代的情况看，寡头所有制证明不能提高经济绩效，要提高经济绩效，必须把社会财富寡头独占转化为市民社会（中产阶级）所有，真正培育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这样才能促进市场良性发展。因此，俄罗斯在新一轮的转轨中，要提高经济绩效的出路不是要解决小所有权问题，而是重点要解决大所有权，即彻底打击寡头集团，使之真正成为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从而实行社会财富结构的根本转型。普京执政后对寡头的打击也从一个侧面推动了近两年来的经济增长。作为制度总和的国家决定所有权的效率，所以，打击寡头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普京的治国方略的确把加强国家的作用作为“强富国民”的重要手段。由此可见，俄罗斯在经济发展中没有陷入“诺思悖论”，俄罗斯的经济增长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