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经济的繁荣与萧条（三）

2008-07-30 12:07　来源：陈乐一

　　（三）小结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从理论上得出如此结论：80年代末期以来的两次繁荣走向萧条，是由于受到资源短缺和总需求不足的双重约束，特别是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总需求不足的约束呈日益加剧的趋势，其影响力越来越大，咄咄逼人。事实上，我国现阶段的萧条，总需求不足已经成为主要原因。

　　四、萧条走向繁荣

　　研究中国经济繁荣与萧条的目的，就是要寻求实现经济的长期持续繁荣和增长的途径。双重约束表明，繁荣走向萧条是由于资源短缺和总需求不足。与此相适应，萧条走向繁荣就要立足于双重约束的缓和。资源短缺主要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是体制性投资过度带来的。因此，缓和资源短缺的约束，主要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彻底打破计划经济的框架，建立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解决体制性投资过度我国现阶段存在的是投资不足，但投资膨胀的基因依然存在。问题，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变革和完善。缓和总需求不足的约束，主要是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来调节总需求。

　　（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变革和完善

　　进一步深化改革，变革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有多方面的内容，诸如政府职能的变革，国企改革，本文仅从以下两方面加以论述。

　　1提高效率与推动经济增长：科教兴国

　　社会主义的中心问题是资源配置缺乏效率，借用生产可能性曲线（PPC）图形，社会主义经济位于大大低于生产可能性曲线的地方E点。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就是克服资源配置缺乏效率的障碍，从而高效率地配置资源。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可分为两步：第一步，有效地利用自己现有的资源，使经济从E点移动到F点，即移动到生产可能性曲线上。第二步，挖掘生产潜力，促使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外移动。

　　经济效率与增长

　　实现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促使经济从E点移动到F点，进而推动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外移动，其动力源泉是经济增长。本小节集中分析经济增长的源泉及它们各自的相对重要性，进而得出必须以科教作为立国之本的结论。

　　经济学家们已经深入研究了研究增长的源泉。他们发现，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有以下因素：资本品积累（投资）的增加、劳动力质量的提高、技术变革萨缪尔森等在《经济学》第16版中认为，经济增长的四个车轮是人力资源（Human resources）、自然资源（Natural resources）、资本积累（Capital formation）和技术（Technology），用总生产函数表示为Q=AF（K，L，R），式中Q代表产量，K和L是资本和劳动力投入，R表示自然资源投入，A代表技术水平，F是生产函数。参见参考文献［1］，第519、520页。这三个源泉，可以通过总生产（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or APF）得到更清晰的描述。方程2表示总生产函数：

　　Y=AF（K，L）（2）

　　式中K和L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A代表技术水平。方程2表示产量依赖于要素投入K和L及技术水平A.要素投入的增加和技术的改进将导致产量的增加。

　　经济学家们进而测量要素投入和技术变革在增长中的相对重要性。这方面的经典研究是由麻省理工学院的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索洛（Solow，RM）作出的。索洛利用美国1909—1949年间的数据，得出的结论是：在这段时期每劳动小时产量增长的超过80%的部分是由技术变革引起的。参见索洛的论文“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Function，”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August 1957索洛之后该领域最全面的研究成果之一是由爱德华.丹尼森（Edward FDenison）做出的。丹尼森的研究成果支持了索洛的估计，丹尼森得出的结论是：尽管人力资本是重要的，但技术变革起着支配性作用。对经济增长各种源泉的相对重要性的精确估计极其困难，研究成果中也得出了一些不同的结论。例如，哈佛大学的戴尔.乔根森宣称，增长的大部分因素可以归功于资本品的增加，参见Dale Jorgenson、Frank Gollop和Barbara Fraumeni所著的Productivity and U.S.Economic Growth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中译本：《生产率与美国经济增长》，李京文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这个领域的其他人，包括西蒙.库兹涅茨（Simon.Kuznets）和J.W.肯德里克（Kendrick，J.W），也都突出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经典研究都认为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源泉是技术变革技术变革的重要性还可以从多个角度来加以论证。中国近代经济发过程中的两次繁荣（1886—1903年，1915—1931年），技术变革（相继以洋务运动和电力的普遍应用为标志）起了决定性作用。美国始于1991年2月的经济增长，主要原因无疑是高科技，即技术变革。技术变革的组成部分或源泉是研究、教育和培训。事实上，有时为了强调教育和培训对经济增长的潜在贡献，也把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人力资本本是个古老的概念，但直到本世纪60年代以来才在专业论著中获得广泛的使用。人力资本的发展来自于正规的学标教育、在工作中的学习以及幼年时期父母在金钱和时间上所作的许多投资。一些经济学家估计，全部资本中的2／3到3／4是人力资本。

　　作为一种单独的投入写进总生产函数。这时，总生产函数被表示为：

　　Y=AF（K，H，L）（3）式中H代表人力资本。

　　在式（3）中，代表教育和培训的人力资本处于与技术变革并列的地位。其实，技术和教育是相辅相成的，教育是技术进步的基础，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支出决定了对研究与开发基本投入的数量和质量，即从事研究与开发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数量和质量。在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中，笔者认为，为了突出教育和培训，不妨把教育也作为与技术进步并列的一个源泉。因此，本文提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是技术变革和教育。这个提法，对于不重视教育而欲大力发展经济的国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对于中国。因此，要实现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提高效率，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必须将技术进步和教育列为最重要的源泉。以科教作为立国之本，这是本文的结论。科教兴国战略的实证分析，可参见蔡增正，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计量分析［J］经济研究，1999，（2）可喜的是，中国政府已确立科教兴国的战略。教育部于1998年12月24日颁布《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描绘了跨世纪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施工蓝图。关键是如何落实了，国人将拭目以待。

　　2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市场运行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着马歇尔（Marshall，Alfred）均衡与瓦尔拉（Walras，Léon）非均衡并存的极端事例。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市场、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处于持续不出清状态，但各类价格（包括工资、利率和商品价格）拒绝调整，因而市场是稳定的，经济停留在一个静止点，从而陷入停滞。进一步说，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存在自动伸缩的工资机会、自动伸缩的利率机制、自动伸缩的价格机制，取而代之的是拒绝调整、完全由政府计划制定的工资机制、利率机制和价格机制，这种机制无法调节劳动市场、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的供求，于是，

　　这些市场长期处于不出清和非均衡状态。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三大市场运行状况如下：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三大市场运行的图形分析，可参见Stiglitz，1993，参考文献［3］中的Chapter 40，本文从略。

　　（1）劳动市场：主要特征是劳动者缺乏激励。这样的结果是，一方面职工具有稳定的工作保障，但是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经济的效率很低。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工作保障方面的收益是以经济效率的损失作为代价的。

　　（2）资本市场：主要特征是政府拥有全部资本，尽可能通过压榨农民来压低消费，使得整个国家实际上进行高储蓄，并得以实行重工业化。

　　（3）商品市场；政府制定的计划价格，通常比市场出清价格低许多，在这一价格水平下，需求量超过供给量，即存在超额需求。结果是出现短缺现象。人们为了购买到有限的商品，不得不排长队等侯。

　　由于三大市场固有的相互依存性，一个市场的价格不能随供求而自动伸缩，不能顺畅运行，实际上也使得其他市场的顺畅运行成为不可能。

　　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正在进行变革，快速或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国的社会主义正处于过渡期，市场运行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商品市场价格已绝大部分放开，由市场定价。据测算，商品市场的价格市场化程度已经从1979年的225%上升到了90年代中期的85%上下，比较接近某些市场经济国家的水平（陈宗胜等，1999年）。但是，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市场化进程则要滞后很多，这是走向繁荣的主要障碍之一。因此，走向繁荣过程中，要突出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变革，同时进一步完善商品市场，实现社会主义经济中市场的顺畅运行。

　　（二）财政—货币政策的组合

　　假设现在经济处于萧条时期，即点E.这时，产量为Y0，低于充分就业水平（Y*），位于充分就业线左边。E点在走向充分就业，即走向繁荣过程中，面临政策选择，即是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还是扩张性货币政策的选择问题。财政扩张推动IS曲线右移，将均衡点移动至点E1，这时产量提高了，实现了充分就业，但是利率提高了。货币扩张推动LM曲线右移，均衡点移动至点E2，这时产量也提高了，实现了充分就业，并且利率下降。华币政策情形下的较低利率意味着在点E2的投资高于在点E1的投资，不过，如果IS曲线的移动是由投资补贴引致的，情况就不同了。现在究竟是应该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还是扩张性货币政策，抑或应该选择财政扩张和货币配合的某种政策组合从而趋向一个中间位置？为此，有必要进一步分析财政货币政策乘数或政策效力强弱等问题。这里借用IS—LM模型尽管IS—LM模型受到批判，但仍然是理解宏观经济的首先工具，它是财政货币政策乘数大小的理论基础。来分析财政货币政策乘数的大小政策效力强弱笔者已有论述，参见参考文献［8］，这里分析财政货币政策乘数。两者的结果对政策组合的选择是一致的。

　　财政政策乘数可表述为（推导过程从略）：——

　　式（4）中的dy/dg就是考虑了利率调整因素的财政政策乘数。式中aG为简单的政府支出乘数（aG=1/（1-c（1-t），c为边际消费倾向，t为收入税率），b用来衡量投资支出对利率的反应程度，k与h分别反映实际余额需求对收入水平与利率变化的反应的敏感程度。

　　由式（4）可看出，财政政策乘数SX（）dy[]dg的大小取决于aG、k、b、h这四个因素。为了分析的方便，这里集中讨论投资支出对利率敏感程度b和实际货币余额对利率的敏感程度h，aG和k暂且假定为不变这只是假设而已。有学者对这种假设进行了攻击参见张一驰，对霍尔和泰勒的宏观经济政策效力分析的修正［J］北京大学学报，1997，（1）。事实上aG和k也被认为比较稳定。根据式（4），b越大（即IS曲线斜率越小或IS曲线越平坦），则财政政策乘数越小；b越小（即IS曲线斜率越大或IS曲线越陡峭），则财政政策乘数越大。h越大（LM曲线斜率越小或LM曲线越平坦），则财政政策乘数越大；h越小（LM曲线斜率越大或LM曲线越陡峭），则财政政策乘数越小。财政政策乘数大小的各种可能性还可用Robert E.Hall and John B.Taylor的MacroeconomicsTheory，Performance，and Policy（1991.W.W.Norton & Company，Inc）第175页中的图来表示。该图显示了4种情况，详细说明了各种可能性。

　　货币政策乘数可表述为（推导过程从略）：

　　dy/dm=aG/（h/b+kaG）

　　根据式（5），货币政策乘数的大小取决于ac、k、b、h四个因素。同财政政策乘数的分析一样，暂且假定aG、k不变。因此，b越大（即IS曲线斜率越小或IS曲线越平坦），则货币政策乘数越大；b越小（即IS曲线斜率越大或IS曲线越陡峭），则货币政策乘数越小。h越大（LM曲线斜率越小或LM曲线越平坦），则货币政策乘数越小；h越小（LM曲线斜率越小或LM曲线越陡峭），则货币政策乘数越大。货币政策乘数大小的各种可能性还可用Robert E.Hall and John B.Taylor的MarcroeconomicsTheory，Performance，and Policy（1991WWNorton & Company，Inc）第174页中的图来表示。该图显示了4种情况，详细说明了各种可能性。

　　根据财政政策乘数和货币政策乘数的分析，萧条时期的财政政策乘数比货币政策大因为萧条时期的b比较小，即IS曲线斜率比较大或IS曲线比较陡峭；h比较大，即LM曲线斜率比较小或LM曲线比较平坦。效果比货币政策强。因此，萧条走向繁荣过程中宜突出财政政策。但是，同时必须提防财政政策的副作用。财政政策的副作用主要是存在“挤出效应”（Crowding out），内在滞后（The inside lag）较长，有可能引发通货膨胀。

　　五、结论

　　本文通过全面分析新中国历次繁荣与萧条的运行过程，可得出如此结论：1历次繁荣与萧条循环往复的物质技术基础是投资波动。在乘数和加速数的相互作用下，消费、投资和收入相互影响，相互调节，进而导致繁荣与萧条的交替出现。280年代末期以来的两次繁荣走向萧条，是由于受到资源短缺和总需求不足的双重约束，特别是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总需求不足的约束呈日益加剧的趋势，其影响力越来越大，咄咄逼人。事实上，我国现阶段的萧条，总需求不足已经成为主要原因。本文最后立足于双重约束的缓和，提出了萧条走向繁荣的若干政策主张。

　　最后还要表述的是，繁荣与萧条的循环往复，不仅是新中国经济的特征，而且也存在于中国漫长的2 000多年的封建社会经济中。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重大特点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但长期停滞不前，而且动荡起伏，如用曲线表示，波峰到波谷之间落差非常巨大。从秦汉时代到近代的2 000多年历史中，我国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经济的动荡起伏，其中有几次波动非常巨大，给社会经济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它们分别是：战国末年至秦汉之交的经济波动、西汉末年的新莽时期至东汉初年的经济波动、东汉末年至三国初年的经济波动、隋唐五代时期社会经济的反复波动、宋代社会经济的局部波动和元代大崩溃。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生巨大波动的根本原因是小农制经济的长期存在，直接原因则是天灾人祸，详细分析参见参考文献［12］。

　　参考文献：

　　［1］Paul A.Samuelson and William D.Nordhaus，1998.Economics。The McGrawHill Companies，Inc.

　　［2］Edward Shapiro，1978.Macroeconomic Analysis，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Inc.

　　［3］Stiglitz，Joseph E.1993.Economics.W.W.Norton & Company，Inc.

　　［4］［美］莱维。巴特拉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国际研究所译，1990年大萧条［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

　　［5］陈乐一双重约束：中国商品市场波动的分析［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6］［美］哈伯勒繁荣与萧条——对周期运动的理论分析［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7］［匈牙利］亚诺什。科尔内短缺经济学（下卷）［M］北京：经济科学

　　［7］出版社，1986

　　［8］陈乐一论有效需求不足和政策取向［J］财经问题研究，1999，（5）

　　［9］Rudiger Dornbusch and Stanley Fischer1998Macroeconomics，McG

　　［9］rawHill，Inc.[Z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