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都处在关键的调整时期。世界经济越来越依赖于美国经济，本文试图重新思考美国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在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下中国的对策。中美之间仍然是互补性最强的贸易伙伴，但是考虑到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已经很高，以及当前美元贬值和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的因素，中美贸易的发展仍将遭遇坎坷，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美国在中国的投资与美国的国力规模相比并不相称。华尔街丑闻将影响到美国企业在华投资的计划。中国在金融等服务业方面对外开放将影响到美国在华投资的结构变化。美元贬值、欧元问世和日元动荡使得国际货币体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中国需要未雨绸缪，加快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美国国内政治的特点使得其对外经济政策始终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这给中美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复杂性。为了实现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中国需要通过加快结构性改革扩大内需、同时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增强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中美贸易：互补性很强但前景坎坷

　　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美国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从1994年到2001年，中美贸易总额占中国贸易总额的16％，其贸易总额仅次于中日贸易，相当于中国与整个欧洲的贸易总量。

　　在中美贸易关系中，美国巨额对华贸易逆差已经成为两国的一个矛盾。据美国商务部统计显示，200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最大逆差国，逆差额达到838.33亿美元。另一方面，从1994年到2001年，中美贸易累计为中国提供了1444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平均每年大约为180亿美元，占这段时间中国贸易顺差的74％，仅次于中国对香港的贸易顺差。尤其近两年来，中美贸易顺差甚至超过了中国贸易顺差总额。

　　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和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分别与其国内宏观经济状况有关。如果一国的储蓄大于投资，则该国净出口为正或曰有贸易顺差；如果一国的储蓄小于投资，则该国的净出口为负或曰有贸易逆差。中国之所以会积累了较高的贸易顺差，主要是因为中国国内的储蓄率高（Feenstra，Hai，Woo and Yao，1998）。较高的储蓄率可能是因为：（1）人口结构的变化。目前，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人群进入中年，开始考虑为后代和自己退休之后的生活储蓄。（2）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保险制度也使得居民必须保持较高的家庭储蓄以防备生老病死和失业。（3）融资渠道不畅。国有银行主要为国有企业注资，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缺乏畅通的融资渠道，所以为了扩大投资，它们必须被迫储蓄，这是一种“为投资的储蓄”（investment incentived saving）。

　　美国之所以存在大量的贸易逆差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储蓄率偏低。美国的储蓄率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下降，到2001只有2.3％。2001年10月美国的储蓄率达到最低点，只有0.3％。导致美国近年来储蓄率持续走低的主要原因是：新经济泡沫带来的非理性繁荣刺激了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根据法国里昂信贷银行的数据，美国在2001年人均借款占其存款的160％。美国进入经济衰退之后，美联储不断降息，刺激了住宅和汽车等消费品的需求。但是，这种依靠负债的高消费实际上是透支了未来的经济增长。在美国股市泡沫崩溃、企业盈利前景不容乐观、就业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美国的消费者将被迫提高其储蓄率。从2002年的情况可以看出，美国居民的储蓄率出现了上升的趋势。

　　考虑中美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必须关注美国贸易逆差的可持续性问题。美国的贸易逆差至今已经持续了34年，尤其是近几年贸易逆差急剧扩大，使美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资金流入国。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已经相当于全球经常项目顺差的76％，为了弥补经常项目赤字，每天需要14亿美元的资本流入。美国尽管一直是资本净流入国，但是其投资收入项目始终保持着净盈利状况。这说明美国从对外投资中获得的收入多于其他国家在美国投资的收入。但是，我们注意到，2002年美国的投资收入项目开始发生逆转。2002年前三个季度，美国“收入”项目净流出93亿美元，而上年同期“收入”项目净流入78亿美元。收入项目的净流出将使得美国经常项目更加恶化，也使得美国必须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资本才能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姚枝仲，2003）。问题在于，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将产生越来越多的投资收入，由此带来越来越大的资本外流压力。这实际上是一个发散的过程，并意味着美国已经无法维持经常项目在赤字状态下的动态稳定。美国的贸易逆差迟早将发生逆转，贸易项目的调整是不可避免的。既然美国的贸易逆差是不可持续的，因此，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的扩张也是不可持续的。可见，虽然对美贸易曾经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而且还将继续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产出扩张，但是必须牢记这种贸易顺差不是永恒的，不能过度依赖对美国的出口，否则，一旦美国国内生产能力增长，超额需求下降，则中国必定出现生产能力过剩和经济衰退。

　　具体到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可以看出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与两国经济结构有密切关系。中国对美国出口以劳动密集型加工产品为主，主要包括纺织品、服装、鞋、玩具、家用电器和箱包等。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廉价劳动力提供者，在这些商品上具有比较优势，美国从中国进口这些产品是符合自身利益的，不会与国内产品出现竞争。1997年的世界银行报告指出，美国如从中国以外的国家进口同样商品，其消费者每年要增加150亿美元的支出。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对美国的大额贸易顺差似乎是美国经常挑起贸易摩擦的合理解释。但实际上，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总额和贸易逆差相对美国的贸易总量与逆差规模来说并不大。中美贸易额仅占美国贸易总额的3.4％，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仅占其贸易逆差总额的6.2％。2001年美国贸易逆差占GDP的比例为4.4％，可见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相对于其庞大的经济规模来说是微不足道的。

　　但是，贸易政策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在美国经济复苏乏力和美国贸易逆差高居不下的情况下，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将更加频繁。随着中国加入WTO，中美经贸关系中的一些老问题如最惠国待遇、市场准入等已经得到了解决或不再被过多地关注，但是另一些问题却逐渐升级为双边贸易摩擦的新焦点（王荣军，2003）。这其中包括：（1）中国履约问题。从美国官方评价中国入世履约情况的几份报告来看，尽管对中国履约给予了一定的积极评价，但是也对许多方面提出了指责。美国政府可能会根据这些报告所反映的问题决定对中国施加压力甚至实行贸易制裁。（2）中国入世之后中美农产品贸易变得更加敏感。做为农产品出口大国的美国，并没有看到其农产品对中国的出口有大幅度提高。同时，中国对美国政府的新的农业补贴政策也感到不满。布什总统2002年5月签署新的农产品补贴法，决定在未来6年内对农产品补贴增加67％，每年对农作物和乳制品追加64亿美元的补贴，这引起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不满。（3）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美国政府和企业不断夸大其损失，认为中国在商标、版权、专利权和互联网域名权方面保护不力，未来中美之间在这一领域的冲突和摩擦将不断增加。

　　事实上，尽管中美经济相互依存的深化对中国经济有着促进作用，但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在贸易上对美国出口的“依赖症”造成中国在经济问题上的讨价还价能力降低，并且容易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虽然美国一直提倡自由贸易，但当其利益受损时，往往就会违反自由贸易的规则。例如，2002年3月美国为保护本国钢铁业，向进口钢材征收高达30％的关税，损害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对美钢铁输出国的利益。2002年12月，美国以中国企业向美国非法转口纺织品为理由，决定单方面扣减中国纺织品配额，涉及货物总金额达到900万美元。2002年美国药品管理局扣留的进口产品中，来自中国的产品占被扣产品总批量的9.48％，占受阻国家和地区之首。

　　总之，一方面由于受到国内利益集团如劳工组织、人权组织的压力，另一方面由于担心经济增长会带来中国军事和外交上的强大，美国政府正在而且会不断在中美经济交往中，特别是在贸易领域，对中国企业采取不公正的对待。其后果是影响中国的相关产业发展，甚至影响到中国的整体经济运行。为此，中国政府必须有相应的对策：（1）中国政府应该鼓励企业拓宽出口市场，增加对欧盟、中东、非洲等地区的出口，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2）鼓励从美国的进口和投资，增加美国在华经济利益。在华拥有商业利益的美国跨国公司，会努力将中美可能的经济摩擦减小到最低限度，使自己的利润不受到不正常经济关系的损害，这样客观上会起到防止美国政府制造两国经济、乃至政治摩擦的作用。（3）加强双边对话和交流，通过沟通、谈判以及可能的妥协，避免更大的损失。（4）依靠WTO、APEC、IMF等多边制度框架来解决两国经济纠纷。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之后，更应当利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来处理两国的经济问题，维护自身权益。

　　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的前景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从90年代起开始迅速增长，实际投资额从1991年的5.11亿美元增长到2001年的45.42亿美元，增长8倍，年均增长速度为27.5％。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从1998年起已连续3年居各国首位，到2001年，总合同投资额为681亿美元，实际投资额为346亿美元，在全部吸引的外资合同和实际金额中，约占8.8％。

　　尽管美国对华投资的增长一直快于美国在全球投资的平均增长速度，但是直到目前为止，美国在中国的投资与其经济实力以及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密切程度并不符合。1997年，美国在华投资占其全部投资存量的比重仅为0.59％，到2001年也不过0.76％。中国在美国对外投资中排第12位，在墨西哥、巴西和爱尔兰等发展中国家之后。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2001年发生全球经济衰退以后，美国对华投资规模的增长明显放缓，2001年美国对华FDI锐减22.8％。限制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对中国的投资多为所谓的“绿地投资”（green ground investment），表现为新建的厂房和设备等，而美国在海外投资的增长主要是通过大规模兼并和收购和股票投资。例如，在德国投资增长是由于对化学行业的大规模兼并和收购。2001年美国对墨西哥投资增长40％是所有国家里最大的，主要是由于股票收购。美国在其他一些发达国家投资的增长来源于原有投资的再投资，如对荷兰和日本等国投资增长主要是由于对已有投资盈利进行再投资。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对出口、技术进步和就业的推动作用。

　　外国企业进出口占中国进出口总值的比例从1991年的21％发展到1999年约51％的比例，远远大于它占中国工业总产值25％的比重。出口方面，外商投资企业占中国总出口的比例从1991年的17％增长到1999年的45％左右。进口方面，外商投资带动相关原材料和零部件，以及机器设备的进口，外资进口占中国全部进口从1991年的26％增长到1999年的52％。值得指出的是，1986－1997年间，外商投资企业的贸易收支平衡全是逆差，且呈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从不足20亿美元增加到182亿美元。1994年之后外商投资企业的贸易逆差才逐渐减少，到1998年之后始出现顺差。未来外商投资企业将对中国的贸易收支产生何种影响，这主要由两方面的因素决定：（1）外资企业在80年代和90年代出现贸易逆差可能是由于其在进入中国的初期，仍然需要进口大量的机器设备、零部件等，但是随着中国国内的供应能力提高，外资企业从国外进口零部件的比例将减少，由于其在中国国内订购零部件的成本较低，所以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可能会提高，假定外资企业的出口仍然增加而进口逐渐减少，那么FDI将增加中国的贸易顺差；（2）随着中国国内市场的开放，以及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一个潜在的庞大国内市场受到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关注。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国的轿车行业几乎都是合资企业，但是轿车的出口几乎为零，而零部件的进口又非常巨大（张平，1995）。如果外资企业逐渐把目标瞄准中国的国内市场，其对中国净出口的贡献将逐渐减少。刘民权和许罗丹（2001）对广东的三资企业所做的问卷调查发现，与日本的公司形成明显对比的是，欧美的跨国公司更注重开拓东道国市场。约有70％以上的美国公司将其50％以上的产品销售到中国市场。这意味着美国的FDI对于中国出口的贡献可能要小于东亚周边国家和地区的FDI.

　　外资在中国投资设厂，或是进入服务业，能够增加中国的就业。不过，值得指出的是，外商直接投资企业集中于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企业，所以其对就业创造的贡献是不足的。按照其出口占GDP9％计算，1996年外商企业雇佣了540万工人，占总的劳动力人口的0.8％。由于美国公司的高技术特性，它同时还吸引了一部分具有技术和管理经验的人员就业，这部分人员本来大多在国内的企业就业，因此实际上是美国公司从原有部门“挤出”了一部分高素质的就业。美国公司对于提高工资水平和收入的影响尤其突出。根据张帆和郑京平（1998）的研究，外国直接投资和工资水平显示正相关。由于中国工人的工资只相当于美国的1／10，即使在高技术行业也是如此，因此，美国公司可以对其工人支付高于中国国内工人数倍的工资。

　　外资对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的影响受到普遍关注。Aitken和Harrison（1999）指出，企业的外资比率越高，生产效率就越高，行业中外资的比率越高，内资企业的效率就越高。随着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FDI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带动作用逐渐凸现。2000年我国共引进技术7353项，合同总额181.75亿美元，其中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引进约占全国技术引进总额的四成以上。而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引进又主要由跨国公司来进行（胡景岩，2002）。一般公认，美国公司对于转让技术相对开放。除了技术引进外，直接投资还不可避免地带来技术外溢，随直接投资的关联项目发展，大量的知识、技术、管理经验从美国子公司转移到我国。例如IBM早在1995年就将电子商务这一全球最新的商业理念引入中国。有些美国跨国公司开始在中国开展技术开发合作，以对这些优势资源进行利用。例如微软和Intel先后在中国建立研究院和研究中心。技术外溢甚至可以被看作是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起到的最重要的作用。

　　但是，从长期来看，我们应该注意到，随着外资企业在华投资所积累的利润越来越多，利润汇出对中国国际收支的压力也逐渐增加。目前，外商投资企业的利润汇出大约占利润总额的20％，而剩下80％为利润再投资。需要指出的是，外资企业的利润汇出是迟早的事情，按照一般的情况，FDI都会有先是资本流入，而后出现资本流出的现象。利润再投资只是推迟了利润汇出的时间，而且更严重的是，这种延迟将使得利润的汇出更加集中。目前，中国的FDI投资收益每年均在200亿美元左右，远远超过其出口盈余，利润再投资也在每年100亿美元以上，积累到一定的规模，有可能超过国家可以动用的外汇储备的数量。如果发生FDI突然撤出利润，将使中国陡然陷入国际收支危机，如果国内的金融风险没有得到根本的好转，有可能会从国际收支危机酿成经济危机。

　　美元霸权：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对称支点

　　美元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种世界货币，国际贸易的绝大部分交易都以美元进行结算，中国对外贸易的70％以上发生在美元区国家或跟货币与美元挂钩的经济体。中国的汇率制度、外汇储备、贸易战略与政策以及吸引外资的政策都必须考虑以美元计价的成本和对美元流动性的影响。同时，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也必须承受由此带来的美元风险。2002年以来，随着欧元正式进入流通领域，欧元兑美元汇率从前两年的“超调”回归价值，随着美元贬值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以美元为中心的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必须认真对待美元作为世界货币所受到的挑战和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风险。

　　以下我们从汇率制度和外汇储备两个方面探讨美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中国应该采取的对策。

　　首先，从汇率制度来看，中国目前实行的是事实上单一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这一制度对于促进出口增加、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乃至维护亚洲地区的汇率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单一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也将给中国经济带来许多负面影响：（1）削弱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增加了财政政策的压力。在强制结售汇和钉住美元制度下，外汇储备量是内生的。国际收支的顺差将直接增加外汇储备，而外汇储备的增加又直接导致外汇占款的增加。外汇占款在基础货币供应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1994年外汇占款在基础货币中的比重增加到75％以上。这说明，在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政策目标下，外汇占款已经不再是中央银行可以主动调控基础货币的手段，中央银行调控货币供给量的主动性下降。（2）增加了实际经济部门的调节压力。在汇率刚性的条件下，中央银行无法利用汇率的变动调节国际收支，所以应对外部冲击并做出相应调整的压力完全落在实际经济部门头上。这要求实际经济部门能够灵活地根据外部市场的变化和贸易条件的变化调节和优化产品结构，但是，中国的外贸企业应对市场的能力有限，对出口退税和其他类似补贴的依赖程度很大，这无疑增加了财政的压力。（3）固定汇率制度带来的道德风险。在实行钉住汇率制度的条件下，人们预期人民币汇率会在中央银行的干预下保持稳定，所以企业和居民将没有动力也没有机制化解外汇风险。这种“道德风险”可能导致未对冲的外汇负债过多，外债的增加既提高了本国经济的风险，又使政府用宏观政策调节经济的能力受到制约。如果外国投资者对本国经济失去信心，资本流向发生逆转，大量的无力偿还的债务使银行和企业破产，并引起一系列连锁反映，对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李婧，2002）。

　　东南亚等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经验表明，在现行国际汇率体制下，长期钉住某一货币并不能有效降低名义汇率的波动性。目前，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之间，如美元、欧元和日元，其汇率是自由浮动的。发展中国家货币钉住其中一种或一组货币实际上意味着对其他国家的货币也是自由浮动的，汇率仍会对经济产生非均衡干扰。相反，钉住制有可能使本币币值高估，对经济发展极为不利。而且，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那么维持钉住的时间越长，成本和风险就越高，一旦受到外部冲击，极易爆发金融危机，对经济极具破坏力。比如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最先受到冲击的泰国，一直以来实行的是实际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80年代，美元汇率走弱，日元坚挺，使包括泰国在内的东南亚等国出口大幅度增长，又由于这些国家实行了出口导向型的政策，所以带动了经济的飞速发展。90年代中后期，美元先是对日元大幅度升值，继而又对马克汇率急剧上升，美元的持续走强，使得没有对钉住汇率进行调整的东南亚国家货币分别对日元和马克升值。本币升值，工资成本上升，使这些国家的出口竞争力下降。1996年，泰国出口增长率从1995年的22.5％降到3％，经常帐户逆差达162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5％。本币高估使贸易状况恶化，而这又为危机的爆发提供了诱因。

　　其次，从中国的外汇储备来看。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的双顺差使中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尤其是近年来的大量外商直接投资，使中国外汇储备迅速增长。中国的外汇储备以持有美元资产为主。中国的外汇储备中美元大约占60％，日元和德国马克分别占10％，英镑、法国法郎和瑞士法郎合占10％……如果算上个人外汇存款，则美元所占比重更是高达80％左右。1999－2001年，中国购买美国债券的金额高达800亿美元，占其外汇运用总额的64％，而同期购买的德国债券和日本债券之和仅占其外汇运用总额的5％。过去3年中国净购入的800亿美元美国债券中，233亿美元为美国国债，531亿美元为机构债券，这两项占流入美国市场的中国外汇90％，还有80亿美元投资美国公司债券。这种以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持有结构，使中国必须承担巨大的美元汇率风险。也使美国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又多了一条传导渠道。

　　影响中美关系的政治经济博弈

　　国家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体，它是一个辽阔的、各种利益相互角斗而又相互结盟的大竞技场。国内利益的争斗使国家的决策充满变数，它时时被背后“看不见的手”操纵，最终却不一定达到整体利益最大化。只要经济关系影响到以利益集团为代表的各方利益，国内的利益集团就不可避免地会参与到经济政策的制定中来。

　　虽然政治对经济的介入在各国都在所难免，但是美国政治体制的特点使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美国是一个政治权力极为分散的国家。这既是其“民主政治”的优点，但也为政策制定增加了许多变数。影响美国政治决策的包括总统和国会、行政机构、私人和公共利益集团、非政府组织、大众传媒以及各州选民等各方面，而且各方的界限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它们在某种程度上的重叠作用使决策过程更加复杂。这不同于中央集权的国家，政府可以以较大的自主性做出政策决策。在美国，政府必须同时考虑各方面的声音，尤其以利益集团为代表。这样，各方面的利益就得以“浮出水面”，使权力成为一个“浮在水面上的球”，从一个权力中心移向另一个权力中心。

　　需要强调的是，政治因素对经济关系的影响表现在两个层次：其一，在经济问题的解决中掺杂了各种政治利益集团的考虑、斗争和妥协。其二，把经济和政治问题直接相挂钩，把经济问题当作政治要价的筹码，用以解决相关政治问题。

　　首先，从经济利益集团来看，随着两国经济相互依存加深，很多产业已经出现休戚相关、共存共荣的局面。例如，美国的飞机制造业、通讯业和农产品等都越来越依赖于中国市场，而中国沿海经济也离不开美国市场。两国经济关系的加深促使特定的利益群体形成，使得两国政府在决策时必须考虑到这些群体的商业利益。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以美国工商业、进出口业、农业和零售业为主，形成了一个推动美国政府采取温和对华政策的游说集团，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劳工组织、人权团体、宗教组织、藏独势力以及环保组织对华盛顿的反华压力。在WTO和PNTR问题上，能从发展对华经济关系中受益的利益集团无疑对对华贸易和投资持支持态度，这样的利益集团主要包括美国的农业、电信、金融、商品零售等行业的进出口商和跨国公司。他们认为，对华进行贸易和投资将扩大美国商品的出口，有利于占领中国市场和发挥美国的竞争优势，中国廉价消费品的进口将增加美国人的福利，此外，对华贸易和投资还将促进中国经济和政治民主，从长期来讲，这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因此应当让中国加入WTO并给予中国PNTR；而从对华关系中受损的利益集团则反对对华贸易和投资，例如劳工组织和部分美国缺乏竞争力的行业，如纺织品和成衣等。他们认为，对华开放贸易和投资，每年将有大量的中国纺织品涌入，同时相当一部分传统工业可能迁居大洋彼岸，美国工人将因此遭受失业的痛苦。2000年，在为是否给予中国PNTR的辩论中，宾夕法尼亚民主党议员龙－克林克（Ron Klink）就曾“指着1993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称，他最痛恨的就是大规模的失业。而在NAFTA之后，有2.2万美国人的工作机会被墨西哥人抢走。由远及近，中国带来的失业将会远过于此”（张继伟，2000）。因此他们反对中国加入WTO和给予中国PNTR，或者要求至少把这些问题和其它附加条款相挂钩。

　　中美达成中国入世协议，和2000年PNTR的最终通过说明，支持对华贸易和投资的力量在这一场角逐中最终占了上风。但是工商集团也并非无条件支持对华贸易的，在具体谈判中，它们也有各自的要价。它们都希望借加入WTO，一次性解决同中国贸易和投资存在的所有问题。针对各个行业和各方面，它们列了详细的清单，要求政府谈判时向中国施压。例如在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条件，透明度等方面，包括制造业、农业、服务业，特别是金融服务业在内的大量产品。固然美国政府也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向中国施压，从这方面讲，工商集团和政府的立场是一致的。但是，各方利益集团的压力还是使美国政府的谈判困难重重。例如，在有些问题上，工商集团为了达到自己的要价，并不反对在中美协议中添加劳工标准等方面的附加条款，此时，他们似乎又和保守力量联合起来，共同向政府施压。这些利益纠葛都极大地增加了中国入世和PNTR问题的复杂性。

　　从党派利益来看，两党内在对华贸易和PNTR问题上的态度也不是整齐划一的。总体而言，共和党多数都支持对华贸易，但它的极端保守派却对中国的人权问题不满，想借此机会提出自己的要求，要把人权和贸易、PNTR的地位问题挂钩。而民主党多数虽然反对对华贸易，它所代表的工会是贸易的潜在受害者，但民主党总统和高层官员却对对华贸易持支持态度，为了在党派和其政见之间平衡，他们的态度显得模棱两可，例如，2000年总统竞选时，支持对华贸易的戈尔为了取得工会的支持，在对华贸易上表现得吞吞吐吐，给了共和党候选人小布什在这个问题上攻击他的目标。党派利益和个人政见的妥协为WTO和PNTR又增添了一笔涂抹。

　　在中美经济关系的分析中，也不能忽视意识形态这个看似无关紧要的因素，事实上，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关的公共利益集团在WTO和PNTR问题中起到了另外一种制衡的作用。根据美国研究利益集团专家杰弗里。M.贝里的解释，公共利益集团可以理解为一种寻求集体利益的组织，它的成果不是其组织成员或组织行为者的局部的物质的利益（谭融，2002）。总体而言，它们对中美经济关系基本上都持否定态度。其一，美国有些人权组织，人权标准受到美国价值观传统的支持，认定中国是“非我族类”，会对美国构成威胁，因此不放过所有可能遏制中国的机会。在中国加入WTO等问题上，他们适时地夸大中国对美劳改产品出口，并制造中国在美国的政治捐款事件，它们还指责工商界“要钱不要人权”，以期以此争取更多的支持。其二，美国公众普遍关心的，美国环保等公共利益集团虽然不为一己之利，但是出于对“后物质主义”文化观念的维护，也反对发展中美经济关系。第三，其它属于意识形态的团体也加入到对华经济问题的讨论中来，例如反对派的宗教团体、共和党极右翼、新孤立主义者和西藏活动分子等。其它保守思想库也加紧制造“中国威胁论”，2000年5月4日，美国安全政策中心发表一份报告，题为《使中国富裕不会有助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声称如果中国获得PNTR，将帮助“北京利用扩张来加强军备，实现其扩张野心”。美国看似一个强调经济利益的市场国家，但同时它也是一个意识形态色彩很浓的社会。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问题，否则就会被指责为“缺乏社会道义”。这些力量的意见最后被附加在PNTR的修正案中，内容涵盖人权、宗教自由、劳工产品、以及台湾入会等问题，为问题的最终解决留下未尽的一笔。

　　有时，经济关系的联系可能对政治关系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跨国公司对增进美国对中国人权状况的了解所起的作用是中美双方都未曾预想到的。过去几年，跨国公司为了实现和保障在华投资利润，对国会进行了大量的游说，它们在华盛顿有专门的游说人员，还结成同盟，纷纷呼吁政府无条件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跨国公司还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影响政府的看法。例如，1996年，由IBM发起，GE、GM、AT＆T、波音等公司参与，组成了“加州美中关系同盟”，促进普通美国民众对中国的了解。针对美国国内对中国人权的指责，为了提供有力的说服证据，据了解，美国商会有关人员还专门设立了中国解决人权问题的清单，并帮助解决现实问题。美国对华态度的转变，与它们的推动是分不开的。虽然不可否认，跨国公司是出于私利这样做，但它说明，经济利益集团对政治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广泛利益，使他们成为连接中美政治经济关系的重要纽带，这应当成为中美合作的基础之一。

　　尽管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稳定的一个重要基轴，但经济关系的加深并不必然带来政治、安全关系改善，有时随经济接触加深，双方利益差异还将导致更深的政治龃龉。以前，美国曾经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会相应带来美国希望的社会和政治变革，但现在，这一联系看来并不必然，美国既不能指望中国因为经济利益而改变现存制度，中国也不能指望美国因为经济利益而减少军事摩擦。现实利益迫使中美两国重新考虑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处理相互关系。这就从长期决定了不仅中美经济关系中的政治因素将长期存在，经济和政治的“瓜葛”仍将“剪不断，理还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有些问题，例如人权，即使存在经济上的共同利益也不能完全解决，中美经济、政治、安全等关系将在理想和现实的撞击中互动、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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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婧，2002，《中国资本账户自由化与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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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融，2002，《美国利益集团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5月，第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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