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幼稚”的汽车工业相比，农业似乎已被认为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成熟产业”之一。4月10日，当访美的中国总理朱容基离开华盛顿的最后一刻，通宵达旦谈判的中美外贸官员们就中国加入WTO一揽子协议中的重要部分《中美农业合作协议》达成一致。这是朱总理访美此行唯一正式宣布的谈判成果。据新华社通稿称，中国在小麦TCK黑穗病问题上做了重大让步，允许美国西北七州向中国出口小麦，中国还解除了对美国包括加利福尼亚在内的四个州向中国出口柑橘的限制。据报道，中方谈判代表龙永图强调，这个协议是中国提出的“最新、最好、最有诚意的出价”，在三五年前完全是“不可思议的”，龙永图说：“美国农民将会非常非常高兴。”美国农民确实非常非常高兴，美国报纸形容他们是“欢呼雀跃”，美国农户的院外集团称，中国的让步“令人印象深刻”、“令人惊奇”，在农贸市场上的开放“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史无前例的”。而在中国，由于官方迄今为止仍未公布协议的具体内容，少数研究者只能从互联网上获取由美方公布的相关信息，因此可以预料的巨大争议仅仅在一个极小的范围内——而且全部是在与农民毫无关系的城市知识界中间展开。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和天择经济研究中心曾召集国内一批知名经济学家讨论这个协议及农产品市场开放问题，结果没有哪两位专家持完全相同的观点。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卢峰教授对《中美农业协议》几乎是举双手赞成，他认为，这个协议实际上是一个关于动植物检疫方面的协议，中国从1972年开始禁止美国TCK小麦进口，但经过科学测定，TCK小麦经过加工处理后对人畜都不构成危害，而且TCK病在我国不存在气候生长条件，中国已决定在海南建立TCK小麦的处理加工厂，TCK病通过贸易方式传入危害中国小麦的可能性很小；加州柑橘可能传播“地中海果蝇”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提高检疫手段解决。卢峰指出，从美方利益来说，中方的让步确实足够重大，因为它使美方多年来苦苦要求的目标得到满足；而从中国的利益来看，这一让步本身并不要求支付特别大的额外成本和代价，并不会立即或直接给我国粮食生产造成压力，“也不会对农民收入产生显著影响”。卢峰说，农业上的让步客观上解开了长期以来两国贸易分歧的死结，降低了其他领域入关的门槛，“这样一个双赢的结果，不仅内容积极有利，而且在贸易谈判策略和技巧运用上也可圈可点。”然而，象卢峰这么乐观的看法并不太多。温铁军——国家农业部农业研究中心最著名的青年学者——就认为，从网上的信息来分析，仅仅用一个检疫的问题来概括这次让步可能带来的冲击无疑是很不负责任的。“我们不应该忘记近代史上美国农产品依托‘美麦贷款’和‘美棉贷款’大举进军中国、把我国的小农经济打得一败涂地的教训。”这位曾精辟地提出“中国的发展是自我资源资本化”论点的经济学家警告说。

　　由于“整个农业部可以说都不知道这个协议的具体内容”，温铁军对他在网上看到的协议条款始而震惊，然后是挥之不去的深深忧虑。“中国同意大幅度增加最低关税（1-3%）限额的农产品进口数量，并且应美国的要求增加了不受国家外贸垄断控制的私营部门进口所占比例。到2006年，大豆要从现在的170万吨增加到330万吨，，其中私营进口商应该达到90%；小麦从200万吨增加到930万吨，为现在的4.65倍，私营部门最初应有10%；玉米从25万吨增加到720万吨，为现在的28.8倍，私营部门应该达到40%；大米从25万吨增加到530万吨，为现在的21.2倍，私营部门应该达到50%.还有棉花，到2004年要从现在的20万吨增加到89.4万吨，私营部门应该达到67%.此外，中国承诺取消出口补贴，特别是取消对美国不利的玉米、棉花和大米等农产品的出口补贴。而且到2004年前，中国除了在总体上把农产品关税降低到17%以下，还应进一步对美国有竞争优势的农产品降低到14.5%的平均关税。其中大豆仅3%，肉类和水果10-12%，乳制品12-19%……”温铁军很愿意把这些让步从积极的方面进行评价。“对城市消费者显然是有利的。国内的小麦80%是低面筋度的软质小麦，结果面包一切就掉渣，挂面下锅容易烂，大量进口美国硬质小麦可以解决这些消费品质上的问题。它可能还会迫使一部分土地资源短缺的地区调整农业结构，比如中国的水产品、蔬菜和一部分畜牧产品这些非基本农产品还是有一定出口竞争力的。最后，中国正在进行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事实上，这个领域的某些腐败问题光靠改革不行，利益还是落不到农民手里，还不如干脆开放，这大概就叫‘宁与友邦，不与家贼’吧。”但是，温铁军更无法忽视中国农业和农民“将要受到的巨大冲击”。“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研究，国际市场粮食价格18年来基本上是下降趋势，而我国则正好相反。”90年代初以前，中国是以农产品的低价保护工业，因此低价的农产品本是中国的竞争优势，但在1994年，为了在农业比较效益低的情况下以价格隐含的补贴稳定农民的粮食生产和收入，国家大幅度调高农产品收购保护价。到1996年，提价幅度达到105%，国内粮食价格开始全面超过天花板价格（国际市场价格），而且收购价甚至高于国内市场价。“以玉米为例，今年3月份国内市场平均价格1.44元/kg；而美国芝加哥的期货市场平均价格折合人民币仅0.72元/kg.即使考虑运费，中美粮食差价仍然悬殊，如果再加上品质上的差距，不难想象，美国（包括加、澳及其它欧洲粮食出口大国）将很容易地占领国内市场。”温铁军掰着指头仔细算道。而对于60%的收入依靠粮食生产的中国农民来说，粮价大跌和失去销路对其收入的打击无疑都是致命的。

　　卢峰教授不认为扩大配额和关税的降低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按网上公布的协议内容，中国在进入WTO初期，粮食进口配额要上升到1500万吨，两年后再升到2000万吨，“1995年中国就曾进口过2000万吨粮食，当时就并没有对粮食生产造成多大的冲击，”卢峰辩称道，“2000万吨粮食只占中国总产量的4%，会给粮食价格和生产带来什么问题呢？”

　　但是国家财政部的一位官员反驳道，1995年大量进口粮食是因为确实需要，进少了还不行，而现在是国家粮食过剩，国家前不久还在计划通过出口削减仓储，今年夏粮又是大丰收，“再进口这么多怎么得了？假设大豆真是3%的上限锁定（bound-bind）税率，我真不知道今年的大豆怎么办了。”温铁军也认为，4%的算法不准确，农民自产自销的粮食大约占粮食总产量的60%以上，这一部分基本不与市场产生关系，真正的商品粮每年约为1.6-1.8亿吨，所以2000万吨应当是占到中国粮食市场贸易量的20%以上。社科院经济所的盛洪说的更专业一些，“价格是由边际决定的，而不由平均决定，饱和之后较小的进口量，也可能导致价格的很大变化。”他认为，中国入关后的粮价肯定是由美国的价格来决定，因此，“中国农民可能会把粮食生产成倍削减，而不仅仅是2000万吨。除非国家给每一个耕作的农民发工资。”

　　“什么行业都可以放，唯独农业不能放。”在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的今天，再讨论是否应该入关、是否应该开放的观念争论已经显得不合时宜。但入关确实是一个复杂的技术问题，中国作为一个人口过度膨胀、就业问题严重的发展中国家，应该以何种姿态加入以资本大国制定的游戏规则来保护资本对全世界统治利益的WTO？至少我们应该开放哪些行业，保护哪些真正关乎国家利益的领域，开放之后的利弊究竟如何，本来就是我们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前应该认真和广泛加以讨论的问题。据美国高盛亚洲研究部最近的模拟测算，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国际贸易增加、资本和技术投入的增加，对我国GDP每年的潜在贡献为0.5－0.6％。国内另一个更为乐观的说法是，入关可望使GDP净增2个百分点。标准渣打银行估计，中国的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可以吸纳350万人就业。对就业压力越来越沉重的中国来说，不管是170万还是700万的就业机会，都肯定是很具吸引力的砝码。然而，这些数字中可能包括多少离开土地的农民呢？回答无疑是悲观的，因为到下个世纪初，中国仅城市劳动力剩余就将达到4000万左右。在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口已超过2亿，而据一般的估计，国内粮食市场被分割的缩小，将可能再挤出2000万农民。也就是说，每从美国进口一吨粮食，就会有一名“为谷贱所伤”的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农作。

　　“什么行业都可以放，唯独农业不能放。”社科院经济所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袁钢明博士说，“一旦放开，对其他行业都是利弊兼有，惟有农业的市场开放对9亿农民尤其是耕作传统农作物的农民基本是只有弊而享受不到利益，将直接导致他们的收入下降。”按照现在的粮食价格和关税率，袁钢明算出的结果是，中国农民的收入至少会减少1/4.

　　袁钢明前不久曾到河南东部的夏邑县调研，那是一个在中西部属中等发展程度的平原县，当地农民人均年收入1800元左右，其中1000元来源于粮食，种一亩地按现行国家收购价可收入100元，其余800元主要是养猪和其它家禽，养一头猪的收益也在100元左右。但今年1月以来，全国生猪价格狂跌40%以上，由于农民不赔不赚的生猪收购价格应在每公斤5.5元上下，而目前实际已跌至3.2元，每养一头猪亏本100——150元左右，许多农户为减轻负担开始宰杀猪崽。

　　农民生存的艰辛使袁钢明心中的忧虑更为深重。“中国的粮食生产与价格实际上不是一个市场贸易的问题，而是一种收入分配的人为调节，或者说不能简单当作一种生产性的产业，而应该看作一种为了保障9亿农民基本生存的公益事业。国家设立的较高的粮食收购保护价，实际上是在不承担农民社会保障的情况下，给农民支付的某种补贴。也是国家为保护工业免受农业过剩人口和小工业的冲击、将农民留在土地上的一种有效措施。”袁钢明因此认为，粮价倒挂是完全正确的，他介绍说，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在工业化时期都遇到过按照比较效率来说放弃农业才划算的情况，但他们无一例外地用提高粮食价格保护农民收入。日本本来是一个粮食进口大国，但为了维护本国农民稳定的生活结构，他们向进口的粮食征收700%的关税。“日本、法国在开放粮食市场上同美国扯了四十年的皮，让步的速度有如蜗牛爬行。而我们这个人口众多、农业生产落后的国家居然承诺不补贴农业，防线居然这么轻易就被自己冲破了。”袁钢明无奈地说。

　　袁钢明当然明白，农业方面史无前例的让步，是为了在其它领域得利，是以农业的牺牲为交换条件，在国家财政依存的国有经济市场开放上增加谈判筹码——比如汽车。袁钢明毫不掩饰自己对这种“可圈可点的谈判技巧”的批评。“在许多人看来，中国需要保护的行业好象越来越多，没有认识到农业是中国一个最大的劣势。他们正好弄错了，事实上，除了农业——或许还有金融外，我看不出任何一个行业有充分的理由应受到保护。”“在越来越多的制造行业，中国对美国的竞争优势正越来越明显，”袁钢明通过对1997年中国出口情况的研究发现，当年出口额最多的不是一般认为的棉纺织品，而是半导体，其次是电池。袁钢明因此指出，中国农产品和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的出口竞争能力将越来越低于其余的工业产品，“尤其是那些普及的、技术已成熟的制造业，中国很快就会占据优势，10年前谁会想到中国能大量出口彩电和冰箱呢？汽车也是这样，尤其是中低档轿车，别看他们成天叫苦不迭，一开放生产成本马上就能降下来，用不了多久中国就能凭借劳动力优势占领国内、开进国际市场。高档汽车中国可能还会暂时处于劣势，但不开放就永远跟不上国际潮流，永远不能提高技术含量，永远幼稚。”

　　唯有承载了9亿人口就业的农业，在袁钢明和温铁军等人看来，与农业人口不到2%、人均耕地面积比中国多10倍的美国直接面对，就像是让尚未长大的孩童，按照美国定下的裁判规则与美国的泰森较量，“是完完全全的不正当竞争”。尽管目前农业在我国GDP结构中的份额已降至15％左右，但他们警告说，这方面哪怕是细小的调整都可能被9亿农民放大为显著的社会问题。

　　关于中美农业协议，还有一个演绎出来的玩笑，这次农业谈判中国“农口”没有一个人参加，当时“农口”的人还很不满，认为关于农业问题的谈判理应由“农口”担纲，但当他们从网上看到协议内容后，马上长舒一口气，说：幸亏没去，要不谁负得起这个责任？“私营企业家有工商联作为他们的社会压力集团，汽车和电信企业的意见也总是能得到听取。”袁钢明笑着说，“对自己的处境没有充分了解的农民们却没有自己独立的利益代表，即使是我说的可能有失片面，也算是替这些没有‘议价能力’的弱势人群说了说话。”这当然也可以看作是一句笑话。一些论者认为，尽管中美农业协议对于目前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收入的状况在短期内确实可能有雪上加霜的效应，但这是开放中短期内不得不忍受的“阵痛”。然而毋庸讳言，9亿农民是为中国的现代化付出牺牲、忍受“阵痛”最多的群体，“阵痛”这个词他们也被告知了快20年了，他们被告知还要继续忍受新的“阵痛”。问题是，这“短期内”究竟是多长时间，“阵痛”还要痛多久？入关是一个技术问题，但它毕竟涉及众多的受益和牺牲，理应由各种有着独立利益的社会群体充分而广泛地“博弈”。这其中要有金融、汽车，还要有官员和农民。毕竟，计划和市场本身都不能给这个经济的社会带来公平的结果，让弱势者继续承受那一份牺牲和代价无论如何不是公平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