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炯先生（1908一1987年）是我国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卓炯的经济思想远远超出了他所处的时代，我们正在亲身实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卓炯的经济思想的体现，他的研究方法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继承。

　　一、卓炯经济研究方法探析

　　卓炯在经济研究中，坚持和发扬了马克思唯物辩证的科学方法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的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们知道，马克思的科学方法论，是一个以唯物辩证法为基础的方法论体系，具体和抽象相结合、一般与特殊相结合、分析与综合相结合、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等，都是唯物辩证法的体现。卓炯在经济研究中，特别运用了一般与特殊相结合的方法，在他的经济理论中对商品经济存在的原因、经济范畴、经济规律、经济理论等方面，都做了一般与特殊的分析。卓炯认为，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是人类认识互相联结的两个过程。在《试论商品经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这篇文章中，他兑：“在商品经济问题的争论上，目前有一个最主要的倾向就是强调矛盾的特殊性而忽视矛盾的普遍性，并且用矛盾的特殊性取消矛盾的普遍性，这就是矛盾得不到解决的一个根本原因。”可以说。卓炯在经济理论上的重大成就得力于一般与特殊相结合的辩证方法n我们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实际上也要归功于一般与特殊相结合的方法。

　　不过，卓炯并不把马克思文义当作不变的教条，他主张全面深入地看待马克思主义，他强调恩格斯说道的一勺话：“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观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28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他接着说：“我们要学习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学习他的某些字句。这一点要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在实际研究中，卓炯对此可谓身体力行。

　　例如，卓炯一直批判教条主义。在商品经济是否适合社会主义这一重大问题上，卓炯并不拘泥于马克思的某一句话。马克思曾说过社会主义要取消商品生产和货币，这一句话曾在很长的时期内成为理论界争论的焦点，一些反对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人把这句话作为重要的论点，主张取消集市，“割掉资本主义的尾巴”，严重误导了我国的经济建设。卓炯在认真分析之后认为，经典作家所说的要消灭的货币是指狭义的货币，“就是向一切劳动者征收贡物的凭据，就是昨天的剥削制的残余。”消灭货币、实际上指的是废除剥削制度。我国在进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这种货币老早已经被消灭了。而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

　　卓炯研究社会主义理论问题，不是从抽象的教条出发，而是以活生生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为基础的。他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第一篇文章是1961年写的《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是在广东省德庆县风村公社写成的、当时署名“于凤村”。这表明，他的理论是对基层实践的深刻总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的体现。

　　卓炯进行经济理论研究的另一个鲜明特色是有破有立，敢于在批判中阐明自己的见解。在他的每一篇文章中，几乎都要点名批判一些人的观点。他不仅批判国内的一些经济学家、如骆耕漠、孙冶方、于光远、薛慕桥等、还批判革命导师恩格斯。他在《关于社会主义的商品和货币》这篇文章中，提到了恩格斯的一个思想：“如果会计以自然的劳动尺度——时间，即以工作小时为单位来计算，这就比他原先把工作小时转换为货币简单得多。实际上，交换是纯粹实物交换；一切过分的要求都可以容易地和简单地用转移到其他公社的办法协调起来。”卓炯认为，“恩格斯的这个假设是和马克思的‘价值决定’的假设相矛盾的。实践已证明是行不通的。这种实物经济的思想，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受卓炯批判最多的是斯大林。卓炯几乎是对斯大林“产品经济”思想的全方位的批判。卓炯在当时就看到了前苏联僵化的计划经济的许多深层次问题，可谓切中要害。

　　二、卓炯在许多重大经济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突破，在我国经济思想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首先是他的商品经济思想和重视与提倡运用价值规律的思想。卓炯首先提出了“计划商品经济”的概念并系统地加以论述。这对我国商品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卓炯就认为，“商品的本质形态只是一个社会分工问题，而商品的特征形态问题才是一个所有制问题。”他认为是社会分工决定了商品性质，所有制决定了商品的社会性质，所以，“商品经济不但与社会主义不矛盾，也与建设共产主义不矛盾，它可以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有力工具”。同时，他认为：“商品经济的中心问题是一个价值规律问题”，他把价值规律概括地表述为：“商品的价值量决定于生产该商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商品的交换必须以社会必要劳动量为基础进行”。卓炯认为：“只有利用价值规律，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卓炯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既要发挥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也要发挥国家计划的作用，即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商品经济”。卓炯还利用《资本论》的体系，创造了独特的“扩大商品经济论”，把商品生产分为简单商品生产和扩大商品生产两类，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商品经济理论体系。

　　其次是卓炯的市场经济思想。尽管卓炯并没有直接提出市场经济理论，但从他的思想中可以看出，卓炯的商品经济思想基本可以说就是市场经济思想。在卓炯的经济理论中，是把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当作同义词来使用的。在他的文章中，多次出现“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提池。他在学习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时说：“理论L要彻底一些，其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可以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一次讲话中，他说：“商品经济就是币场经济，是一个东西两个不同的概念。你有了商品，而没有市场，怎么交换啦？市场就是一个交换的场所嘛！”

　　卓炯一直特别重视市场在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他在1962年的论文中写道：“我们的市场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市场，这是一个新的经济范畴，不能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等量齐观，这个市场的特点是人民内部矛盾在经济上的集中表现，它建筑在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它具体表现为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工业和农业之间的经济联系的桥梁，没有这个桥梁，经济联系是不能建立起来的。市场问题解决得好，可以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否则就会妨碍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他还说，“市场问题的根本原则是等价交换，而等价交换的客观依据就是价值规律。因此，在处理市场问题时就必须正确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

　　卓炯的经济理论对计划经济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在他1978年写的《破除产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的文章中，卓炯主张将计划与商品经济结合起来，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他对当时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进行了否定，主张从工资体制、财政体制、企业管理体制、商业体制等各个方面进行改革。他特别指出：“离开市场的所谓计划调节，只能是离开社会需要的盲目生产，结果是不需要的产品大量积压，如无锡一间乒乓球厂，积压产品可供全国七年之用。”从这段论述可以看出，卓炯当时已经向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开战了。只是由于时代的限制，卓炯还对计划经济认识不彻底，认为“自然经济是商品经济的对立物，而计划经济则是无政府状态的对立物”，后来他又说：“社会主义是商品经济，因而必然有市场的存在，同时这种市场又区别于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必须纳入国家的计划轨道。这样，计划和市场的有机统一，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性。”不过，卓炯这儿所说的计划并不是传统的苏联式的僵硬的计划举措，而是发挥市场作用的“计划商品经济”的计划，在理论上已经形成了很大的突破。

　　与市场经济思想相对应，卓炯很重视商品流通环节。1979年他写了《要注意改革流通环节》的文章，他说：“商品生产的特征是要有流通环节，否则生产就发展不起来。在当前的体制改革中，我们不仅要重视生产环节的改革，而且要注意流通环节的改革。”卓炯的见解可以说是切中时弊。对当时的经济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三是卓炯非常重视银行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他认为银行是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调节者，与商品经济是共命运的。他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取消银行，实行“大财政，小银行”的体制，使银行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造成了经济的混乱。卓炯主张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发挥其积极作用。他说，要充分发挥银行的骨干作用，必须做到以下几点：第一，银行是货币发行的机关，必须做到币值的稳定，这就需要监督国家的财政收支，使收支平衡并有节余；第二，银行是国民经济的总簿记；第三，银行必须把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置于自己的监督之下；第四，银行还要成为外汇收支的中心。第五，银行必须实行企业化，为国家提供更多的利润。要用经济方法管理银行。银行应有贷款自主权，充分发挥银行的特殊职能，而不能凭长官意志办事，搞瞎指挥。卓炯对发展银行的思想可谓是真知灼见。卓炯不仅认识到了银行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而且对银行的经营管理体制提出了“实行企业化”的宝贵意见。

　　第四，卓炯在货币理论上也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由于社会主义的货币只是一个纯粹的价值记号，所以不需要黄金做准备”。同时，“金银仍然是世界货币，所以我们的人民币作为世界货币才需要有一定的黄金准备，作为国际贸易的补充手段。”他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试论所谓“人民币的价值基础”》，与黄金派和商品派展开了争论。近十几年黄金价格持续下跌，其作为世界储备货币地值日益削弱。从中我们愈发感到卓炯先牛思想的深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