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技术创新体系是由技术创新相关组织、这些组织之间的联系及其运行机制和制度组成的网络系统，技术创新的相关组织中直接或间接参与技术创新活动的企业、大学、科研机构、政府和中介组织是技术创新的行为主体[1].近年来，通过区域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促进区域创新、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已成为各界的共识，并在北京、广东等发达地区取得了较大成效。

　　陕西作为我国内陆和西部地区的重要省份，在国家长期持续的支持下，科技基础、智力资源具有显著的优势。依托高新技术产业并以此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带动陕西经济整体发展具有良好的基础。对此，陕西各界已有充分的认识，历届政府也一直是这样引导的。但一直收效甚微。陕西经济发展仍非常缓慢，在全国排名相当靠后。科技与经济发展严重不协调。对此，我们试从陕西区域技术创新体系的角度作一分析，揭示其体系的内在缺陷，并给出相应的调适对策。

　　一、陕西区域技术创新体系结构的缺陷和后果

　　1.国家级科技力量强大，地方科技力量弱小科技人员、机构、研究开发活动总要落在某一地理空间上，从而形成科技的区域布局即区域科技。对某一特定区域而言，由于科技经费的来源和科技活动功能定位不同，从而可区分为“国家科技”和“地方科技”。按国家主要提供公共物品和克服市场失灵的经济职能，国家科技活动研发经费全部由中央政府提供，主要进行基础研究、战略性研究和前瞻性技术开发以及国防科技研发；按地方政府主要是保持地方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经济职能，地方科技活动研发经费主要由地方政府提供，在直接、间接享受国家科技成果的同时，集中力量进行适应本地经济发展需求和具有本地资源特色的技术应用开发研究和技术扩散、推广与普及工作。根据上述分析，在陕西区域技术创新体系结构中，可明显地看出，陕西国家级科技力量强大，而地方级科技弱小。

　　区域科技发展是一个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历史的综合过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科技战略布局是影响区域科技形成实力的决定性因素。我国在建国以后，就把国家建设与区域经济、科技布局紧密联系在一起，统筹考虑和安排。“一五”、“二五”时期，国家把陕西作为战略后方，在陕西关中地区新建了20个大型军工骨干企业、研究所和配套企业，奠定了陕西科技与工业基础。20世纪60年代，出于国防安全考虑和与“三线”建设配合，国家又相继投入巨额资金，在“三线”地区（重点是陕、川、贵等省区）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工业和国防科技建设，陕西陇海沿线和汉中地区当时新建军工企业59家，研发机构23家，新建和内迁重点高校3所，使陕西成为我国重要的军工研发和生产制造基地，也使陕西的科技实力迅速提升。20世纪末期西部大开发以来，国家又看好陕西良好的科技基础，在科技经费投入、科技重大专项安排和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进一步加大对陕西的支持力度，使陕西科教大省的地位更加牢靠。由此可见，陕西科技是嵌入式的，是国家根据总体战略布局考虑长期支持培育形成的，而非陕西经济、科技自身发展的结果。从而造成了陕西区域科技结构国家科技力量强大、地方科技力量弱小的不平衡态势。

　　据统计，1999年陕西省共有104个技术研究机构，46218名技术研究人员，当年获得重大科技成果589项，居国际先进水平的197项，占33.4％；居国内领先水平的265项，占44.9％；在全省科研院所一级学科的101个优势专业的研究领域中，共获得省部级以上的成果奖8754项，其中国家级成果奖564项，而且17个是全国唯一进一步从陕西研究开发经费来源和投入结构看，也可明显地看出这种不平衡状况。多年来，陕西R&D经费投入一直较高。2001年，陕西R&D经费支出占全国总额的4.96％，居全国第8位。R&D经费占GDP的比重更高，为2.8％，居全国第2位，仅排在北京（6.02％）之后，高于广东、上海、江苏等东部发达省份，达到发达国家的科技投入强度。但高投入的R&D经费主要是由作为陕西R&D活动主体的中央所属研发机构、重点高校通过争取中央财政获得的，而地方所属企事业单位的R&D经费投入很低。2000年，在陕西R&D经费内部支出中，政府资金占60.85％，居全国第1位，甚至高于北京；政府R&D投入占GDP比重居全国第2位，为1.81％，高于上海等经济发达城市，是全国平均值的5.5倍；同样，中央所属企事业单位的R&D经费占总额的76.9％，高于北京，居全国第一，而地方所属企事业单位的R&D经费支出仅占总支出的23.1％，远低于上海（45.8％）、湖北（39.9％）等省市.而且，投入中央企事业单位的R&D经费中主要用于国防科研，民口研究机构投入很低，在2001年R&D执行经费中，民口仅占2.63％.由此可见，主要承担国家高精尖和军工技术任务，为国家总体经济、军事服务的中央属企事业单位是陕西R&D活动的主力军，而陕西地方科技和主要为陕西当地经济发展服务的地方属企事业单位的R&D活动能力却很弱。

　　2.研发能力较强，产业化和市场实现能力弱一般认为，对科技相对发达地区，应采取技术推动型的技术创新模式。技术推动型的创新模式大体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生产制造→市场营销等五个相互关联、上下游互动的完整过程。研究表明，在陕西技术创新上、下游的链条中，其优势在于上游的研发能力较强，而下游的产业化和市场实现能力则较弱。上、下游链条严重断裂和不平衡。

　　据柳卸林等主持的以知识创造、知识获取、企业创新、创新环境和创新绩效等五项为一级指标的“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2001、2002、2003连续三年陕西区域创新综合排名均比较靠前，三年全国排名分别为第11、10、11名。但其靠前主要由作为其二级指标的研发投入和研究成果带来的，研发投入强度三年全国排名均为第二，仅列北京之后；研究成果中又以作为表现基础研究成果形式的科研论文指标靠前，三年排名分别为第5、7、4名；而作为应用与开发研究成果表现形式的技术专利指标则相当靠后，三年排名分别为第19、15、20名；制造与生产能力也靠后，分别为17、13、18名.另外，从研发经费投入内部结构看，2003年陕西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者经费支出比例为1∶5.1∶1.2，而同期全国三者比例为1∶3∶13，也表明陕西用于基础研究经费较高，与生产直接联系的试验发展经费太低，不到全国的10％。由于后续投入跟不上，使得上游的科技成果难以形成产品和产业化。与这种不平衡直接相关，在陕西区域技术创新体系中，还存在着科技能力强大，经济能力（吸收能力）弱小的不平衡。

　　据吴贵生等建立的一套评价指标体系对全国各地区科技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状况进行评价，将全国分为五类区域：Ⅰ类区域——经济科技最发达地区；Ⅱ类区域——经济科技发达地区；Ⅲ类区域——经济处于中等水平，但科技相对发达地区；Ⅳ类区域——经济处于中等水平，科技欠发达地区；Ⅴ类区域——经济科技均欠发达地区。陕西属第Ⅲ类地区，为典型的科技发达、经济落后地区。

　　3.国有大中型企业研发能力强，外资和民营企业研发能力弱这可从陕西工业企业内部R&D经费投入结构明显地看出。在工业企业内部，虽然陕西工业企业R&D经费投入很高，2000年，有科技活动的工业企业的R&D经费投入强度居全国第1位，为2.57％，是全国平均值的2.5倍。但在工业企业R&D经费支出中，国有大中型企业系统占绝对优势，为56.64％，股份有限公司（大部分是国家控股）占22.75％，两者之和为79.39％，是陕西R&D活动的主要执行者，而港、澳、台和外商企业合计仅占6.9％，民营企业R&D经费投入更少，研发能力很弱，这和浙江、福建、广东等东部沿海地区国有企业在企业R&D中经费支出的比重很低（浙江国有企业占8.22％、福建15.22％、广东17.46％），外资企业、股份企业和民营企业等成为R&D活动的主力形成明显反差。国有企业由于体制、市场化和经济外向型等因素制约，致使企业技术创新机制活力不足，创新效率低下，对陕西经济增长贡献不大，也加剧了陕西科技研发能力强、经济吸收较弱，科技与经济严重不协调的状况。

　　4.西安等中心城市科技能力强大，其他市县区科技能力弱小科技及其产业化具有空间聚集性特征，其科技产业集群的区位选择一般会落在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发达的大城市，这在国内外都是如此。但陕西这种科技区位分布不均衡性在国内最为显著。科技能力近八成分布在省会西安市，而省内其他地市科技能力极其微弱。据魏守华对全国27个省区（除北京、上海、重庆三个直辖市）科技集中度计算分析，西安集中陕西76.9％的科技，在全国除海南外，居第2位（虽然海口市集中海南省90.5％的科技，但由于海南科技发展尚处起步阶段，在全国科技力量很弱，全省科技基数本身很小，所以西安科技集中度实际上在全国最高），为最典型的科技单中心城市（将科技首位城市的集中度在0.5以上称为单中心城市，科技前两位城市的集中度在0.5以上称为双中心城市，在0.5以下的称为多中心城市），而西安以外的宝鸡、汉中、咸阳、渭南等市和广大县区科技力量极其微弱，与东部的浙江、江苏、山东等经济发达省份科技分布为双中心或多中心，科技分布相对均衡明显不同。如在江苏，科技集中度位居前两位的城市分别为南京（26.2％）和无锡。南京、无锡之和仅为37.9％，为典型的多中心城市[10].陕西区域技术创新体系除了上述非均衡的二元结构缺陷外，还存在着人们公认的体系内各创新行为之间相对封闭的内在缺陷。由于国家科技与地方科技、军工科技与民用科技等职责、任务的不同，加上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严重束缚，使得产业与产业之间、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科研院所、重点高校与企业之间、军民创新体系之间联系较弱，往往自成体系，存在着大而全小而全的特点，缺乏专业化分工和社会化协作。就在产业集群相对较高的西安高新区也存在这样的情况，一家做压电陶瓷变压器的企业，从材料到元件再到器件背光电源，都要自己来做。尤其作为陕西科技支撑的国防科技部门、军工企业和重点高校，受行业和体制束缚，几乎不和地方科技与企业发生联系，研究合作、加工配套都在系统内部进行。特别是近年来军工需求升温，把刚刚开始的国防工业向民品、向市场转化的过程又停顿下来；国家级科技重点实验室、重点学科、工程研发中心基本不对外开放和合作，地方科技经济很难利用；国家科研机构和重点高校的大量研发成果，或者通过自办企业自行转化，或者流向资金雄厚、市场化程度高的东部发达地区。

　　陕西区域技术创新体系存在缺陷的直接后果是创新资源的不合理配置（科研机构和能力建设与陕西经济社会发展要解决的科技问题脱节，科技供给与需求严重不匹配）和创新效率低下（1999-2002年4年间技术创新效率一直在全国排第20位以后，分别为第24、26、20和22位)，科技优势远未转化为经济实力，最终形成日趋明显的科技与经济发展严重不协调的“陕西现象”。

　　二、陕西区域技术创新体系缺陷的调适对策

　　1.克服认识误区，提高技术创新的实效早在1988年，陕西就在全国率先提出了“教育奠基，科技兴陕”的战略，实施了技术创新工程和构建关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的重要举措，收到了一定实效。但陕西在实施“科教兴陕”的战略中，存在着片面的认识误区，有为科教而科教的倾向：把科教兴陕的重点放在发展“科教”上，而忽视了其宗旨是“兴陕”；把技术创新当成技术的创新，而忽视了技术创新的实质在于实现技术的经济效益；把发展高科技产业当成发展高科技，而忽视高科技产业化和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其结果是科技确实发展了，教育也上去了，在全国确保了科教大省的地位，但兴陕的根本目的远没有达到。具体表现在：陕西历来把注意力放在争取国家级课题、项目和经费投入上，放在追求在SCI、EI发表多少篇论文的“虚名”上，以取得在全国科教排名前列为荣耀，而对整体体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促进产学研合作，促进科技要素与其他生产要素结合，实现科技的经济价值重视不够；在发展路径上，过度依赖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开发和自主培育产业增长点，而在对外开放、促进高新技术发展的国际化上力度不够。对此，陕西应认真对多年来科教兴陕成效不彰进行反思，克服认识误区，从整体上调整科教兴陕的发展思路，在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国家科技资源与地方科技经济资源的整合上下工夫，切实提高技术创新的实效。

　　2.充分利用国家科技实力，大力发展陕西地方科技陕西区域科技布局中国家级科技与地方级科技不均衡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出于整体战略考虑长期支持培育而历史形成的，具有客观必然性。作为陕西地方政府和企业，应主动服从、服务和支持国家级科技的发展。一方面，国家级科技包括军工高科技应充分发挥技术外溢和溢出的空间局限性[12]，通过军转民项目、人员流动、技术转让和示范与学习等路径内化和提升陕西地方科技实力；另一方面，陕西地方政府和企业则要提高利用国家科技资源的意识和能力，更加主动地做好与其的对接工作。一是根据陕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科技的实际需求，通过建立科技园区、科技孵化器等科技转化平台，选择若干重大科技项目和成果，利用地缘优势，做好国家级科技产业化长链的中下游工作，使其首先在陕西本地开花结果；二是利用陕西强大的国家级科技优势，依托西安高新区和杨凌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两个“中国亚太经合组织科技工业园区”，积极开展对外交流，争取国外大企业把研发中心、生产基地设在陕西。利用陕西的优势、廉价的人力资源和随着西部大开发已大为改善的投资软硬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进一步创造条件，促使陕西一部分高水平大学、科研机构主动对外寻求跨国集团与国内大企业在陕设立、共建技术开发中心，以此使本地国家科技、人员从高端介入国际产业链，并通过人才密集、研发机构密集形成硅谷效应；三是积极促使本地企业、科研单位、承接国内外科技产业的业务外包，鼓励企业开展产品代加工，使本地生产要素得到充分就业。同时，更重要的是，陕西要大力发展地方科技，增强地方科技的实力与能力。当前，一是要切实加强地市和县域科技开发推广机构建设，切实落实领导、政策、人员和资金投入，确保其正常运转和发挥作用。二是加大地方财政对本地科技的资金投入，尤其要采取强力措施，确保“科技三项经费”的到位和专项使用。投入专项资金加强地方科技信息化建设和完善地方科技服务体系；三是要结合地域资源优势、特色和经济发展实际需要，大力发展服务地方经济、提升地方科技实力的地方属高等院校和职业教育，以此作为突破口，逐步改变陕西国家级科技与地方级科技一头沉的状况。

　　3.加大企业产权结构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和第三产业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但不同所有制企业技术创新的效率不同。研究表明，不同所有制企业性质的创新意向性和效率不同，按从大到小可排序为：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股份制企业、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或研发组织对研发人员的激励强度较弱，激励制度也缺乏足够的灵活性，被认为是技术创新倾向性和效率最低的企业制度。与东部发达地区民营和外资企业是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不同，陕西国有企业和国家研发机构与高校在技术活动中居主导地位，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发展缓慢。因此，陕西要加快、加大企业产权结构改革，通过股份制改造、“民进国退”等途径逐步降低国有企业比重，大力发展民营中小企业和外资企业，以提高技术创新的效率。

　　另外，产业结构也是影响技术创新效率的显著因素。不同的产业，其技术演进速度也不相同。一般地，相对轻工业部门，重工业部门技术发展较慢，创新效率较低。与东部轻工业发展较快不同，陕西重工业在整个产业结构中居主导地位，而轻工业和第三产业发展滞后，致使创新效率低下。因此，陕西要充分利用科技优势，开发本地棉花、果品和中药材等优势资源，大力发展轻纺工业、食品工业和生物制药工业；在继续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同时，更加重视高新技术产业对传统重化工业的改造提升，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