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性过剩问题如今已经成为全球性议题

　　美国经济显露疲软致使美联储再度迈开降息的步伐，日元长期维持零利率或者低利率，欧洲国家为阻止本币升值步伐而放慢提高利率的节奏，全球性扩张的货币政策在刺激经济复苏的同时，也积蓄了大量的流动性。受经济失衡的诱导，这些爆炸式的流动性绝大部分都流到了新兴经济体国家，中国也成为全球流动性的巨大蓄水池。然而，仅仅将流动性过剩归结为外部因素显然有失偏颇。由于独特的经济环境和金融制度，中国流动性过剩有着自己特殊的形成机理和传导机制。

　　我国的流动性过剩问题根基深、治理难度大。从目前对流动性成因和传导机制的分析，流动性尚无“拐点”，因此政府需要重新审视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立场。短期内，央行可继续通过准备金率、央行票据、窗口指导等手段遏制贷款扩张，但是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和效果越来越不尽如人意，要有效控制流动性过剩，就必须摆脱治理成本日益加大的对冲操作模式，转向更为坚决的结构性治理模式。这不仅是舒缓流动性的问题，更涉及到中国平衡发展，为新的增长积蓄力量的深刻思考。在这个意义上说，2008年宏观政策基调应该是结构调整迅速推进的一年。

　　宏观调控方式向供给管理转变。宏观调控方式由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转变。以优化结构为核心的“供给管理”，其实应成为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完整框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应成为经济调控中重要的可选择方式之一。通过“供给管理”加强了这些经济社会中的薄弱环节，即增加了宏观经济中的有效供给。

　　在供给学派经济学家看来，供给管理政策之所以能够对经济进行短期调节，就在于它能够改变包括企业和劳动者在内的生产者所面临的激励。一个经济的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技术等在短期内可能无法发生变化，但生产者的激励却是可以随时变化的。

　　当前，紧缩的货币政策尤其是信贷政策短期内成效不大。抑制流动性，根本在于弥补流动性与实体经济的落差，这要靠经济实体生产效率的提升，也要在调控思路方面由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转变，从供给上多下工夫，解除制约当今经济增长的瓶颈。

　　经济增长战略应注重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具体来讲，其一，完善行业准入管理制度，加快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这里有两点值得我们重视。产业政策应该鼓励和支持钢铁、水泥、纺织、造纸等行业的企业兼并重组，依法淘汰水泥、电解铝、铁合金、焦炭、电石等行业落后生产能力，还应该广泛应用先进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特别是钢铁、建材、石油化工、建筑等行业进行技术改造。其二，大力发展以科技型、知识型、服务创新型、创意型新兴创业企业为主导的创业经济，可以从源头上和根本上遏制对资本等的大量投入，必然推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重点服务于成长性创业企业、重点支持自主创新企业，包括“五新、三高企业”（“五新”即“新经济”、“新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新服务”：“三高”即“高技术”、“高成长”、“高增值”）。

　　化解流动性过剩治本之策：长期金融体系结构优化。我国金融体系过于倚重间接融资方式，金融体系流动性不能迅速转化为实体部门的投资。流动性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站在银行体系角度，更要放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及产业升级。这种转型和升级中所需要的对人力资本、知识、技术的投资都离不开金融体系的支持。这需要市场、机构和产品的创新，形成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和风险分散承担的机制。

　　流动性过剩时期，应调整金融结构，积极推动我国金融体系由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导向转型。流动性并非完全是洪水猛兽，目前为止，流动性过剩虽然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较大，但这也意味着直接融资发展的重大机遇，意味着中国融资结构调整、居民储蓄多元化发展的契机。十七大报告多次强调要“优化资本市场结构，多渠道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要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最根本的是要加快资本市场发展改变我国金融产品的期限结构，供应更多的长期金融工具，例如股票、资产证券化产品、企业债券、长期信用债券、外汇期货、保险产品等，缓解短期流动性压力。

　　利用流动性，积极构建面向创业/创新经济的金融体系。利用充沛的流动性，积极实施科技成果“资本化”战略是当前应重点考虑的问题。我们把有利于创新和创业，有利于产业自主创新的金融体系理解为创业金融体系。创业金融体系作为国家的战略投资体系，通过运用政府财政投入、企业研发和产业化投入、创业风险投资、银行信贷投入、资本市场融资和科技基金等手段，发展面向创业企业的债券市场；设立各类专项发展基金；构建以创业板为主导的创业资本市场循环机制，为创业企业融资构建由政府种子资金、天使投资资金、创业投资资金、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和资本市场资金相互协调的资金投入链条，全方位地为创业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美国在支持创新型或创业型企业有许多有益的经验可以借鉴。美国政府采取创新型金融政策和杠杆设计，带动了3倍～10倍银行和保险资本金的参与，使得创业资本得到真正的扩张。

　　引导过剩金融资源向福利部门和研发部门投入。治理流动性过剩，短期相机抉择的政策安排和长期金融结构优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金融结构优化的两个制度基础是：社会福利制度的完善和鼓励企业研发的财税制度。通过完善社会福利制度，消除人们对将来不确定性的隐忧，从而把个人可支配收入中的相当比例投入消费。消费的增长可以促使原本退出流通的窖藏货币重新投入实体经济运行当中，从而一定程度上消除流动性过剩，同时能保持经济的合理增长速度；通过各种财政和税收政策鼓励企业进行研发投入，使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服务不断推陈出新，促进产业结构转型。

　　利用过剩流动性促进中小型银行体系的建设。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通过设立专业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支持。如法国的中小企业设备贷款银行，加拿大的联邦企业发展银行，韩国的中小企业银行等，都是政府设立的专门用于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的金融机构。美国政府为了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设立了小企业管理局，作为联邦政府的永久性机构，主要任务是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资金不足问题，并直接向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我们可建立有利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中小型银行体系。由于中小型银行具有很强的地方性，与当地中小企业有着更多的直接接触，尤其是小型地方银行与一些中小企业本身就有着产权关系，内部有着更好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因此，在直接融资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可通过组建更多的中小银行来舒缓大银行的流动性过剩。

　　大力推进金融业对内开放力度，引导民间流动性（私募资金）向创业投资、产业投资集聚。加快发展产业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促进居民储蓄转化为实业投资。本土私募基金发展应该逐步提速。事实上政府已经在这方面有所作为。近来，具有政府背景的山西能源产业基金、广东核电新能源产业基金、四川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基金和上海金融产业投资基金，已经由国家发改委上报国务院申请第二批产业基金试点，使民间金融资本可以通过成立私募基金实现正规化。在流动性过剩周期，我国还应加大本土私募资金的实业投资转型，使具有政府背景的私募基金更关注有助于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战略产业投资和竞争性行业的投资。

　　积极修正涉外经济金融政策，对外部流动性实施有效监管

　　第一，对外资进入要按产业设置结算门槛，对经常性贸易要在产业、时间、数量上设置门槛。第二，引导FDI流向，让新进入外资增量升级到高新技术产业、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产业以及产业链中研发、设计、品牌和关键零部件等环节和现代生产者服务业，在为本土企业发展腾出空间的同时，促进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第三，减少甚至禁止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鼓励增加高新技术及资源性产品进口。第四，有序有效扩大对海外的产业投资、金融投资和资源开发性投资，并努力完善服务和监管体系。

　　调整外贸发展战略，加快产业结构优化进程。当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时，我国就已经进入到一个消费需求的膨胀时期，这是我们优化产业结构、依靠内需实现经济均衡、可持续发展的大好时机。结合此阶段的消费需求特点，利用经济增长带来的丰厚储备，引进先进的技术，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积极扩大出口、积极生产国内消费升级所需要的产品，以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者的增长维持国内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同时，将发展资本市场与产业结构优化结合，制定以产业结构优化为目标的具有针对性的产业差别化上市融资政策，成立一批支持产业结构优化的产业投资基金，支持、配合国内产业结构优化进程。这样不仅可以有效减少经常项目顺差对货币供给的压力，将这种压力转换成推动经济结构优化的动力，同时，可以有效利用过剩的流动性从投资和消费两方面支持产业结构的优化，减少其带来资产泡沫的可能性。

　　通过建立资源补偿机制，推进资源要素市场化改革。资源价格改革“遭遇”CPI新高，通胀压力下的资源价格改革如何抉择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笔者认为，要实现资源的完全价值，必须分两步走才行：一是资源税费制度改革，借以理顺资源收益分配关系，使与资源开发相关的各利益主体都能获得合理补偿；二是资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将由行政干预为主且明显偏低的价格转变为由市场作用为主反映资源完全价值和供求变动的价格。因此，仅从资源价格的市场化改革入手，不能为资源价值的完全实现和资源价值的充分、合理补偿提供根本性机制保证。完善资源基础市场可以通盘纳入资源税费制度改革，所以资源税费制度改革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一样，是资源价格改革的基本手段。另外，对于劳动力要素的改革要尽快实现要素市场的统一，打破人为限制，增加要素市场应对国内外冲击的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