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香港以其高度发达的商贸、金融、咨询等第三产业始终保持着强大的国际竞争力。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一系列外部环境的急剧变迁，香港经济不断地面对新的危机和挑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直接导致香港经济竞争力与综合竞争力排名大幅下挫。针对这一状况，香港政府于1998年提出发展创新科技战略[1]，试图以发展高技术产业为基础进行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但时至今日，从香港当前经济运行情况来看，此举收效有限，创新科技产业对GDP的贡献远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相反，在金融危机期间备受争议的香港服务业如金融、地产已逐渐走出低谷，继续成为推动香港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因此，“香港经济是否一定需要制造业的支撑”这一问题被重新提出并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本文从高技术产业与国际竞争力关联的角度出发，通过对历史上香港几次重要的经济转型以及近10年来香港竞争力排名演变特征及其动因进行深入分析，探讨香港重建基于高技术制造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1高技术及其产业化与国际竞争力

　　高技术在国际上有其特定的含义，按联合国组织的分类，高技术主要包括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以及环境保护技术和管理技术[2]，它的出现表明了人们对知识和技术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更充分的认识。高技术产业化就是高技术通过研究、开发、应用、扩散而获得经济与社会效益的过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则把研究与开发（R&D）经费占工业总产出的比重，以及研究开发人员占总体人员的比重，作为界定高技术产业的标准。

　　高技术及其产业化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际竞争力紧密关联。根据世界经济论坛（WEF）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的观点，国际竞争力指一国或地区在世界市场上均衡地生产出比其竞争对手更多财富的能力，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各国、各地区通过贸易方式在国际市场上获取经济利益的能力。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最早对竞争力决定因素进行描述和分析，李嘉图（D.Ricardo）曾指出，比较成本如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差异的存在是国际贸易的基础。随后，克鲁格曼（P.Krngman）扩展了比较优势的内涵并提出内生比较优势的概念，认为比较优势的获取不能仅局限于先天自然资源，它更是一个专业化学习、投资创新和经验积累的后天人为创造过程。克鲁格曼的比较优势理论中引入了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开始隐含高技术及其产业化与国际竞争力的关联。

　　比较优势理论虽然是竞争力因素分析中最古典、也是经济学家最深信的一种解释国际贸易现象的基础理论，但在目前日益国际化的经济环境中，开始不断受到质疑而逐渐被竞争优势理论所取代。波特（Poter）认为，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竞争优势因素包括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的表现，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对手，机遇以及政府的作用。在这六个因素的交互作用下，竞争优势发展分为要素推动、投资推动、创新推动和财富推动四个阶段，优势产业的建立和竞争力的提升最终通过创新来发动，而技术创新因素则包含在这些因素中，构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核心部分。因此，波特指出，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国际上取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在于其主导产业具有竞争优势，而“（初级）生产要素非但不再扮演决定性角色，其价值也在快速消退中”[3].这里，波特把生产要素分为两类：一类是初级生产要素，包括天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非技术人工与半人工、融资等；另一类是高级生产要素，包括现代化的通讯基础设施、高等教育人力（电脑科学家与工程师）、从事尖端科学研究的各大学研究机构等。随着知识经济端倪初现及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由初级生产要素而产生的竞争优势越来越薄弱，高级生产要素则越来越成为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高级生产要素的获得需要在人力与资本方面大量而持久的投资，“越来越多的工厂管理者开始将其熟练工人看作是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4]，因而提供产业更具决定性和持续性竞争优势基础。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领先的技术优势而不是传统的比较优势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胜的决定因素，高技术及其产业化与国家或地区的国际竞争力紧密关联。

　　2香港竞争力排名演变特征分析

　　2.1香港经济史上三次重要转型香港经济自1841年开埠至今共经历了三次重大转型。第一次转型从19世纪50年代初开始，这使得香港从一个渔村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贸易城市，香港也由渔农经济转为以转口贸易为主的经济。第二次是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期，朝鲜战争和对华禁运的政治形势迫使香港由以转口贸易为主的自由港转变成为以港产品出口为主的自由港，从而走上工业化道路[5].在这一阶段，香港本地制造业蓬勃发展，1952—1966年制造业就业人数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0.5％，整个70年代也基本稳定在25％以上的水平。第三次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主要在中国内地进入改革开放后，在生产成本不断上升的压力下，香港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大规模北移，从制造业主导型转向服务业主导型经济体系。在这一阶段，香港经济已经开始从以劳动密集的“低增值”经济向知识和技能密集的、以服务业为主的“高增值”经济转变，这表现在香港的企业把低增值和劳动密集的工作程序分散到中国大陆和其它地区，而往往把高增值和需要精确专业知识的产品生产与服务继续留在香港[6].据统计，香港的电子、制衣、纺织、玩具、钟表、制鞋、塑料等主要制造业部门已将70％—90％左右的劳动密集型生产加工工序和生产线转移到珠江三角洲地区进行[7].值得指出的是，虽然制造业北移暂时缓解了香港本地工资和地价的高成本对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发展高技术产业的压力，但从另外的角度看，也为香港今后所继续承受的产业结构转型的阵痛埋下伏笔。

　　2.2 1994—2003年间香港竞争力排名演变特征在对瑞士洛桑管理发展学院（IMD）一年一度《世界竞争力年鉴》所公布的香港综合竞争力和经济竞争力数据进行搜集整理基础上，通过其竞争力排名演变特征分析，试图给出1994—2003年间香港经济发展的状况和特点（注：由于《世界竞争力年鉴》当年公布的数据为上一年的数据，故本文将其公布的各年竞争力排序普遍前移一年。），并揭示导致这一演变过程的动因。下面根据香港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把1994—2003这10年间香港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4—1996年；第二阶段为1997—1999年；第三阶段为2000—2003年。

　　1994—2003年香港竞争力排名演变情况资料来源：根据IMD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Year Book（1995—2002），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Lausanne，Switzerland有关数据整理。

　　（1）第一阶段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香港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1979年相比，1995年香港GDP增长12.4倍，年均增长率达到7.92％；1994年香港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达到23080美元，超过新加坡（21430美元）、韩国（10549美元）和中国台湾地区（13022美元）[8].1997年香港人均GDP已达到26050美元，超过英国、加拿大、法国等发达工业化国家。1994—1996年，香港连续3年被IMD评选为世界第三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系，同时于1996年被美国传统基金会评选为世界经济发展自由化程度最高的地区，香港已发展为以国际贸易和金融业为主导的国际金融、贸易、信息、物流中心城市。

　　这一阶段虽然在国际市场上拥有较强的竞争优势，但香港经济基础过于薄弱的特征已开始显现。20世纪80年代随着制造业的不断北移和拓展，到90年代初，香港本地制造业已呈现出集融资、采购、设计、推销、货物中转的生产控制中心和服务中心于一体的虚拟化特征；第一产业（农业和渔业）和第二产业（制造业、建造业等）相继萎缩，对GDP的贡献率逐渐降低，而第三产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等）迅速发展，成为推动香港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香港的产业结构是否失衡，是否出现空洞化，开始受到人们的质疑。

　　（2）第二阶段从90年代中期开始，香港经济经过多年过热发展，已经具备了泡沫经济的典型特征：房地产快速发展获得超常规的暴利，香港楼价急剧攀升；在地产业泡沫的带动下，香港金融业迅速膨胀，加快了香港经济泡沫化的速度。1994—2003年10年间，香港本地制造业的比重由1994年的9.19％下降到2003年的4.10％；服务业的比重从1994年的83.40％上升到2003年的88.50％。因此，产业过于单一，经济增长及就业过分依赖服务业成为这一阶段香港产业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香港经济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大打击。根据IMD公布的数据显示，香港的综合竞争力排名从1997年开始大幅下挫，由1996年的第3位跌落到1999年的第12位，经济竞争力更掉落到1999年第25位，在亚洲“四小龙”中跌幅最大。

　　1998年，香港政府已逐渐认识到发展高技术产业对提升其国际竞争力的重大作用。董建华在第二份施政报告中指出，“过去多年来，金融业和房地产业是香港经济的重要支柱，将来仍然会为香港的繁荣作出重要贡献。但是，由于香港的经济基础过于狭窄，一旦金融和房地产业受到冲击，香港经济便陷入困境。”[1]针对这种状况，他强调创新与科技的重大作用，认为“创新和科技对于增值活动、提高生产力，以及增强竞争力都极为重要”[1]，从而坚定了发展创新科技、实现经济转型使香港成为华南以至整个亚太区域的“创新科技中心”的决心。1999年，董建华在第三份施政报告中再次关注创新科技，并明确提出政府为促进创新科技发展的重要政策措施[10]，包括：拨款50亿元成立创新及科技基金；在未来十年成立专注“中游”研究的应用科技研究院；积极输入必要的科技专才；兴建“科学园”、“数码港”等其他创新与科技计划。1999年11月，香港政府正式推出名为“创业板”的二板股票市场，努力为创新与科技企业提供筹集资金的重要渠道。

　　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香港很多著名企业开始投资大力发展高技术企业。1999年3月，盈科公司宣布与香港政府合作发展数码港计划；和黄集团宣布与内地大型中药集团合作，在香港兴建符合国际GMP标准的中药生产基地和新药研究开发中心；香港新世界发展提出兴建“生物科技城”计划；2000年初香港新鸿基地产决定斥资10亿港元在香港设互联网服务中心。经过亚洲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香港各界普遍认为“香港要再创繁荣，不能过分依靠资产价格膨胀，必须有更广阔的经济基础，更多利用科技和创意，提高本港产品与服务的价值”[10]，因此，发展以高技术导向的制造业以实现香港经济的新一轮转型已经成为香港政府、企业界的基本共识。

　　（3）第三阶段进入21世纪，外部政治经济环境的突发性变迁使得香港经济出现较大波动。2000年香港经济开始复苏，当年经济增幅高达10.5％，这是近13年来香港的最高增长率，也是亚洲乃至全球的最大增幅。据统计，2000年头11个月，香港整体进出口货值比上年同期增长17.8％，其中转口货值增长19.2％；重要支柱产业旅游业快速增长，访港游客达到1306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5％。根据IMD公布的数据，2000年香港经济竞争力与综合竞争力排名均有较大提升，分别达到第4位和第6位。由于“9.11”恐怖袭击所导致外部环境逐渐恶劣，2001年香港经济再次陷入低潮，全年经济增长仅0.1％，失业率一度高达7.4％，综合竞争力开始下滑，并持续跌至2002年第10位。2003年香港在克服了“SARS”事件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后经济开始复苏：GDP出现V型反弹；失业率转为下降；持续了五年多的通货紧缩也趋于缓和，显示整体需求疲软的状况正在逐步改善；综合竞争力排名逐渐回升，达到第6位。

　　3香港重建制造业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探讨

　　3.1香港重建制造业的必要性通过对香港国际竞争力排名演变特征进行研究发现，这10年来，尽管其排名有较大波动和起伏，但总体来看，无论经济竞争力抑或综合竞争力的排名均呈现下降趋势。究其动因，归结如下：

　　（1）小型开放式经济体系。香港经济发展及其竞争力不断塑造的历程表明，作为一个“小型开放式经济体系”[11]，香港经济对于外部的政治经济变化有敏锐的反应。“小型”意味着系统对环境的依赖，高度的开放则意味着环境对系统影响的直接和强烈，因此香港经济极易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1年“9.11”恐怖袭击、2003年“SARS”事件均给香港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造成香港竞争力排名的较大波动。

　　（2）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同其他最具竞争力的中小型经济体相比，香港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工业特别是制造业不断萎缩（如表2所示），经济增长过分依赖金融和房地产业的发展，因此，当外部经济环境发生突变或恶化时，香港经济也就会随之产生大的波动并会遭受严重的打击。

　　我们知道，制造业从来都是支撑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基础，而服务业始终是围绕制造业的生产过程和生产结果来进行的，是依附于制造业而生存的。现代经济发展表明，1元制造业产值可以带动1.8元服务业产值，一个制造业工作机会可以创造三个服务业工作机会。香港乃至世界金融服务业的发展，不能离开工业发展这个基础，金融服务业的发展必须有工业发展的配合。从国际角度看，当今世界竞争力最强的中小型经济体，其产业结构均大致呈工业35％、服务业65％的比例，并且掌握某一工业领域的领先技术以及高技术，如1997年新加坡、芬兰、中国台湾产业结构的比例分别为0∶35∶65，4∶34∶62，2∶35∶63.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受到冲击较小，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产业结构比较合理，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均达到35％，同时较早认识到世界经济中心的形成与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世界科技中心的形成和转移，因此在工业调整中注重发展高技术产业，并加强了政府对科技发展宏观调控的力度。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作为一个对于外部的政治经济变化有敏锐反应的“小型开放式经济体系”，香港需要一个有利于经济及就业稳定发展的多元化产业结构。值得指出的是，结合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和香港现状（高昂的土地成本和人力资本），重建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无法取得竞争优势，因此发展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高技术产业已势在必行。近几年来，虽然香港政府提出大力发展创新科技以推动经济转型，“兴建了科学园、数码港等设施，通过研究资助局、创新及科技基金、应用科技研究院，以及支持各类科技创业和科技培育计划，推动了研究与开发”[12]，但从目前来看，这些政策措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显著，董建华也承认“科技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我们在这方面的投入相对上是有限的”[12].从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利用的结构看，香港经济显著特征仍然是知识生产的能力远远弱于知识利用的能力。由于香港政府多年来所奉行的积极不干预政策，在研究与开发方面的投入远远少于其它国家和地区，直接导致香港的科技竞争力与起点相近的韩国、新加坡或中国台湾相比，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2004年香港经济再度复苏，全年经济增长达到8.1％，为四年来最高。其中，出口贸易在前11个月的实质增长达15％；服务输出在前三季增长近70％；访港旅客突破2100万人次，比前年同期升近四成。私人消费开支在首三季增长7.4％，是10年来的最高增幅。各项数据表明经济形势正在趋于好转，但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改善仅仅是建立在外部经济环境改善的基础之上，“由于内地和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系出现多年来难得一见的同步快速增长，对香港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大增，令本港去年多项经济指标都出现双位数字增长”[13]；旅游业成为推动香港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仅内地“个人游”便带来额外65亿元旅游消费收益及16500新增职位[14]；高技术产业对香港经济的贡献率仍非常低，制造业占GDP的比例仍在下降，香港经济结构失衡的压力并未从根本上得到缓解。为了获取持续竞争优势，避免经济运行频繁波动，香港重建以高技术为导向的制造业推动产业结构实质性转型非常必要。

　　3.2香港发展高技术产业为导向制造业的可能性

　　（1）香港发展创新科技的优势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国际信息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著名自由港，香港在推进科技创新和高科技城市建设具有明显的优势，如完备的市场经济制度、较强的科技成果商品化以及产业化能力、国际金融中心的融资能力、国际信息中心所拥有丰富的信息资源和强大的服务能力、国际贸易中心的较易获得各种科技研究与开发所需的原材料元器件，从而可以大大缩短高技术研究和开发时间，降低成本的能力等方面均是香港重建以高技术为导向制造业的重要基础。

　　（2）CEPA给香港制造业发展带来新的契机香港与内地为加强两地之间的经贸联系，于2003年6月29日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的主体内容，有关承诺已由2004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CEPA签署后，逐步实行商品贸易零关税，服务贸易降低门槛，贸易投资便利化，必将促进香港和内地之间的贸易额迅速增加，诸多领域的合作更加紧密。由于CEPA对“港产品”界定中仅要求30％的工序在香港进行的产品便可算作港产品，香港的中小型高技术企业可以将大部分附加值较低的生产工序迁至内地，实现成本优先战略；而将部分附加值高的工序留在香港，实施差异化战略。这样在换上“香港制造”的品牌后将可以取得显著的增值，大大提高边际利润率。而在CEPA的框架下，以香港自由港环境、内地市场前景、零关税的优惠以及内地高质量技术人员的输入，这样的环境甚至优越于一些高技术产业发展非常出色的小型经济体（如芬兰、爱尔兰），有利于吸引海外投资者对香港进行战略性投资，促进香港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从而重建香港基于高技术导向的制造业。

　　（3）高技术导向的新一轮港深一体化合作逐渐开展与香港毗连的深圳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也是最早提出以发展高技术产业为主导产业的城市之一，近20年来，深圳已经发展成为我国智力与技术资源最密集的地区。目前，深圳正就未来发展进行定位及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迫切需要同香港进行新一轮深层次一体化合作。深圳的优势体现于较低的生产要素成本、高技术产业在国内外的辐射能力强、以市场为导向和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开发体系以及政府对发展高技术产业的大力支持等方面，同香港形成互补关系。

　　港深两地高技术产业合作可以涉及到技术基础设施、R&D系统、企业技术网络和社会创新环境等各个方面[15].根据两地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合作既可以发生于R&D人员与资金投入、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中试、生产制造、市场推广和销售的技术创新链任何环节；也可以产生于两地的个人、企业、非政府组织之间以及政府与企业、大学、研究机构所形成的区域创新系统的开发上。

　　4 结束语

　　香港经济在经过三次转型后而形成目前以发达的金融、资讯、商贸等服务业为主要支撑产业的经济结构，工业的比重已经降至2002年的12.48％。来自现代经济发展的资料及近10年香港国际竞争力大幅波动的事实表明，制造业的空心化和经济基础的过于狭窄将会导致经济运行不稳定，因此，对香港来说重建基于高技术产业的制造业是必要的；同时作为小型开放性经济体特别是依托中国内地独特的竞争优势，香港进行新一轮经济转型以实现高技术产业为导向的制造业重建也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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