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众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造就了灿烂的华夏文化。这一时期的理财思想也是浓墨重彩，对当代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春秋初期杰出的政治家管仲，其理财思想至今仍有参考价值。从《国语·管仲对桓公问》：“管仲对桓公问”中我们发现，管仲已有专业化分工思想，认为这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管仲基于治国图强的政治考虑，在初见桓公时，即提出了将本国人民分为士、农、工、商四大类，并提出人应分类别按专业聚居在固定地区的主张。在管仲看来，职业分类的世袭性和聚居地区的固定性，将使社会分工必然具有自然性、持久性和专业化的特点。既然做到了“士之子恒为士”、“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农之子恒为农”，就能保证劳动力的再生产和生产效率的再提高。在行业分工的社会环境里，人们“相语以事（利）”、“相示以巧（赖）”、“相陈以功（知价）”。如此世代相沿成习，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无疑是有利的。

　　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晏婴是齐国三代名相。他一生谦让自持，尤以节俭力行著称于世，其理财思想有颇多可取之处。从《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他的一些先进的理财思想。晏婴认为，个人获得或追求物质财富，要有一个社会伦理限度，只有在一定的“德”的限度内，个人财富才可长久保持；超过一定限度，财富则十足为害。这正如“布帛之有幅”一样，决不可漫无边际。晏婴的这种“伦理的财富观”是很值得称赞的理财思想。

　　孔子的财务分配思想对后世及至当今社会同样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春秋末期，财富分配不均，贫富对立已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问题。孔子认为，无限度地追求财富，会因得失而发生怨恨，贫穷也不免要发生怨恨。因此，他反对财富过分集中，反对对人民的过分压迫和剥削，提出了“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分配主张。孔子之后的许多进步思想家反对贫富不均的言论，乃至后来农民起义呼喊的“均贫富”的口号，应当说或多或少地来源于孔子的财物分配思想。孔子的思想中渗透着量入为出的理财思想，对统治者而言要以义制利，以礼制欲；对百姓而言要勤劳致富。主张节俭，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应当节约。孔子还看到“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的关系，国家集聚太多的民财，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

　　孟子的理财思想也有许多独到之处。他主张先义后利、财务诚信。他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如果不先义后利，一味重利，则国家必然危机。他说：“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相利而国危。”由于没有制度和道德约束，人们就会不择手段追求利益。他说：“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他强调：“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这种以义为本的先义后利财务伦理思想对当前财务伦理缺失，财务协调失范具有重要意义。另外，孟子的诚信学说也很有意义，理财也应当讲诚信。他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只有讲诚信，才能真正理好财，不讲诚信，最终不可能把财理好。他主张和谐的财务关系观。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人伦关系思想对于处理好财务关系有重要意义。他主张一切经济活动都要建立在和谐“人伦”关系之上，实现人与人财务关系的和谐，即所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孟子曰：“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和谐的财务人伦关系有利于寻求和锁定一种“敬业乐群”的伦理理财规范，有利于理财主体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向相关者利益最大化转变。他还主张理财要有财务操守。孟子认为人应该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这是一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这是一种可贵的伦理力量，即在理财活动中要有财务操守，理财一定要讲道德，要追求公利而非私利，要有“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创天下之大道”之理想境界。他还主张“黜奢崇俭”。孟子说：“俭节则倡，淫佚则亡。”要有“节用而爱人”的理财思想，要知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孟子说：“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财物的用度要有正当说法，禁止民众铺张浪费，才是合理的理财方法。他认为应当“以功求食”。孟子说：“子何以其志为哉，其有功于子，可食而食之矣。”在孟子看来，“功”和“食”的关系是投入分配关系，有功则可得食，无功则不得食，劳动之间要“通功易事”，通过知识与文化来换取自己所需的物质生活资料。《孟子·梁惠王章句上》，记述的是孟子财务管理思想中恒产概念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也体现了其生产要遵循客观规律的理财思想。正如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不?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按孟子的说法，“有五亩大的宅基地，房前屋后种上桑树，五十岁的人就可以穿上丝绸的衣服了；不错过家禽、家畜的繁殖时机，七十岁的人就可以经常吃肉了。办好教育，人们就懂得做人的道理了。”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企业搞好财务管理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孟子·滕文公章句上》记述了孟子的分工与等价交换的理财思想。认为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是历史的必然，分工有助于提高效率。认为商品有不同的价格是正常现象，即“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商品交换只能是等价交换。

　　荀子，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其理财思想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富国》是《荀子》中的名篇，集中反映了其政治、经济治国及理财思想。他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而“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也。”“隆礼”和“明分”是节用的精髓。荀子反对墨子的“节用”、“非乐”的概念，指出其“赏不行”、“罚不威”的严重后果。并以古先王圣人的行为，将“礼”和“分”与“天下泰而富”挂起钩来，是其思想的独到之处。其实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关于人类行为的x理论、y理论，荀子早就有所阐述。他说：“事业所恶也，功利所好也，职业无分；如是，则人有树事之患，而有争功之祸矣。”意思就是“履行义务是人们所厌恶的，享受权利是人们所喜欢的，如果人们所从事的职业没有明确的划分，那么人人都会为建树不起自己的事业而忧虑，并且会有争夺功名的祸患。”关于财务制度，荀子的见解也很独特。他说：“凡主相臣下百吏之属，其于货财取与计算也，宽饶简易；其于礼义节奏也，陵谨尽察，是劳国已。”说的是一个国家的君主宰相及其各级官吏，对财物收支的计算如果手续宽松，简便易行，而对于礼义制度却又严明谨慎、详细具体，那么这必然是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了。

　　墨子的理财思想主要集中在他与门人合著的《墨子》一书中。具体有以下几点：一、主张增强国家财力，“官府实而财不散”，进而达到“官府实而万民富”的目的。其宏观财务思想仍有借鉴意义。二、认为劳动创造财富，主张保护私有财产。“下强用事，则财用足矣”，“贱人不强用事，则财用不足”，他反对不劳而获。三、主张“义利”。“利”被看作社会伦理的基础，义的标准在于是否有利于他人，利于他人为义，不利于他人为不义。四、主张消费“节用”，无论是公共消费还是私人消费，都应当“节用”，他有强烈的降低成本费用意识。“节俭则昌，淫佚则亡”，“力时急则自养俭，生财密其用之节。”墨子的理财思想主要表现在“节用”上。主张兼爱、节用、尚贤、尚用、非攻、非命等，生活俭朴，注重实践，强调纪律，富有牺牲精神，在先秦诸子中是最接近平民的。墨学与儒学统称为显学，在当时思想界影响很大，秦汉以后逐渐衰落，几至湮没。但近些年来又呈振兴之势，其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价值，被认为超过任何一家一派。节用的内涵，一般人多理解为节俭财物，实际上墨子的解释则更重在提高生产效用，即把节用与生产紧密联系起来。同时，他还将人口与生产结合起来考察，把种种损伤人力之事都看作“无用之费”，认为“圣人为政必无此”。可见，墨子讲“节用”，不仅在于抑制浪费，而且在于发展生产，在于把节用当作解决经济问题的主要手段。这种观点在先秦诸子中是少有的。墨子曰：“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大之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圣王为政，其发令、兴事、使民，用财也，无不加用而为者，是故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其兴利多矣。”他还认为，无论制造什么物品，都要讲求效用，这样，花钱财不浪费，百姓才能不过分操劳，兴办的好事才能更多。

　　《管子》中多次出现过“计数”一词，是指“计算数据并进行筹划”，具有理财含义。《管子》一书已有了防范财务管理风险的思想。理财如果不知道收入是多少，便会造成财务混乱，甚至发生收入枯竭的危险，各项开支如果不事前筹划，事后准确记录、检查，便会出现贪污浪费，入不敷出，造成财务风险。《管子》一书多次强调理财要“明法审数”。“明法”即理财要有制度。“审数”对各项收支进行审核，做到心中有数，以防止舞弊和差错。《管子》一书已经很清楚地知道人的自利性一面，需要财务制度约束。从而达到“法立数得”之目的。《管子》注重运用计数方法进行理财活动，提出了运用若干必要的计数指标来检查财务政策的执行情况和考核、评价理财效果。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是《管子》各篇的指导思想，认为财富的创造来源于劳动与土地。《管子》已经意识到市场的作用，理财要注意市场信息。“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同时，《管子》认为市场交易应公平竞争，不能被人操纵。明确指出，“非诚贾不得食于贾”，“非诚工不得食于工”，“非诚农不得食于农”。《管子》还提出了运用货币和价格，积贮财物、流通财富以达到开源的理财思想。“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以得而尽也”；“凡将为国，不通于轻重，不可为笼以守民，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可见《管子》将财产的积聚和流通看作是理财的重要手段和治国利民的大计。《管子》的理财思想中也认为节用非常重要，作为君主要有六务四禁，六务之首即为节用。《管子》还反对奢侈浪费，认为“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民贫则奸智生，奸智生则邪巧作”。《管子》认为在理财活动中，“不知量，不知节，不可谓之有道”，即过分消费或俭用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节用。怎样才能节用呢？《管子》认为节用的关键在于“度”的把握上，这里的“度”指的是“标准和制度”。必须“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为国之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