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即将卸任的财长保尔森近日抛出了“这次危机部分缘于新兴市场国家的兴起对全球金融体系的重构”的观点。这样的嫁祸于人似乎太露骨了。

　　现任美国联储主席伯南克在上任前曾有一个十分惊人的理论。他认为，传统的贸易理论框架无法解释美国不断上升的、规模巨大的经常账户赤字，这需要从新的视角来解释，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可能并非在美国国内，而是在国外，也就是全球的储蓄过剩。“世界正在遭受‘储蓄过剩’之苦”，“美国经常账户逆差，与其说是美国挥霍造成的，还不如说是其他地区过度节俭的结果”。这一概念在提出的时候就成为具有极大争议的经济学命题。但他被任命为美国联储的主席后，这个理论受到了更多经济学家的附和，包括一些中国经济学家。

　　当时美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所谓双赤字问题（twin deficit），即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并存。实际上美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次双赤字，那是在1980年代初期。财政赤字的出现显然是和越南战争有关，而当时美国自己对于贸易赤字出现的解释是：日本和德国等国家自身货币对于美元汇率低估，这侵蚀了美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之后的1985年9月22日，美、日、英、德、法五国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在美国纽约的广场饭店举行，会议决定五国联合行动，有秩序地使主要货币对美元升值，以矫正美元估值过高的局面。这项联合声明被称作“广场协议”。结果美国重新获得了国际竞争力，而日本则陷入了15年的经济衰退。

　　重温这段历史就很容易明白前文所提的，美国新双赤字问题出现后，其一系列对外政策的用意。当时伯南克的讲演中，提出的对其他国家经济政策的建议就似曾相识：发展中国家改进投资环境，重新以债务国的角色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在发展中国家中推动金融自由化；通过调整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逐渐回到一个合适的水平；鼓励发展中国家逐步建成一个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等。

　　当时的许多中国政策研究确实应合了这种经济学主张，例如，认为外汇储备的增加是一个巨大风险的来源，同时认为必须尽快消除中国的贸易顺差。因此我们在2005年开始人民币的升值，同时在2007年大幅度调整了出口退税和其他贸易政策。但之后负面结果逐渐展现，大量的出口企业开始经营困难，而2008年的全球经济衰退对这些企业更是雪上加霜。与出口相关的制造业企业和房地产企业陷入了困境，并导致了大量的农民工返乡。农民工群体受到了很大冲击。

　　为了应对困难，我们不得不停止人民币升值，甚至偶尔还要贬值，同时2007年贸易政策的调整几乎都“反其道而行之”，使其恢复原样。从这样一个反复，我们应该能够学到一些东西。可能是为了帮助我们加深印象，美国即将卸任的财长保尔森在2009年1月1日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抛出了“这次危机部分缘于新兴市场国家的兴起对全球金融体系的重构”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和石油输出国的巨额储蓄，为全球信贷泡沫埋下了祸根，导致了后来的危机。

　　这样的嫁祸于人似乎太露骨了。因此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学家、曾作为美联储主管货币政策事务高层官员的维森特·莱恩哈特（Vincent Reinhart）对此做了下述评论：“当情况变得很糟糕的时候，人们总是会倾向于去指责他人，这已经成了华盛顿一个流行的政治传统。” 随后，中国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宣昌能在新闻吹风会上表示，将金融危机的根源归咎于中国和新兴市场是站不住脚的。第二天，央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在中国的《金融时报》反驳，称保尔森的这种观点属于“强盗逻辑”：“事实上，美国的经济政策、金融监管和金融市场的多重失误，才是造成危机的根本原因。”

　　曾几何时，保尔森一直被我们认为是最理解中国的美国政府官员，而且可以称之为中国的老朋友。这一个“强盗逻辑”的指责着实体现了说话者心中的愤怒。回想伯南克2005年的理论：“美国经常账户逆差，与其说是美国挥霍造成的，还不如说是其他地区过度节俭的结果”，这是不是也有一些“强盗逻辑”的性质？

　　自己的问题要归咎于他人，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也是人类的特点之一。回想过去，华尔街金融机构的高管们拿着天文数字的工资，做错了事，救助的资金还是来自于政府财政资金。而这些财政资金都是来自于美国普通人的纳税，但这些纳税人也似乎就认了，没有要那些高管用自己的财富来承担责任。所以，世界上存在“强盗逻辑”似乎也是一种无奈的事情，但是在遭遇“强盗逻辑”时不明就理，还要作为新理论加以阐发就更使人无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