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上海市原副市长庄晓天、上海市原计委副主任裴静之的资本市场回忆录

　　上海市原副市长庄晓天与上海原计委副主任兼物价局局长裴静之，经历了诸多的经济改革。其中，参与证券市场的改革进程，是他们最为惊心动魄的一段时期。

　　他们都保留了一套完整的老八股首发股票票根。“我们看到这些股票很亲切的，很有感情的。”这是他们共同的感慨。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到来之际，他们一起对《第一财经日报》回忆了那一段历程。

　　“骤然”建立的交易所

　　《第一财经日报》：1990年4月，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在访问美国期间，突然宣布要在上海设立一个证券交易所，时间就是1990年的12月份。这对您来说，是否突然？

　　庄晓天：在朱镕基宣布的时候，我任上海市副市长，协助黄菊同志分管金融，此前我也并未知晓设立的时间表。

　　不过，证券交易所对上海市领导班子来说，并不陌生。股份制的出现，对经济推动功不可没。从第一张股票发行，到柜台交易、电子交易，市场的不断完善，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过来的。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时面临两个主要问题：其一是企业活力不够，其二是资金缺乏。我们想通过股份制解决这两个问题。

　　股份制经济和股票市场性质，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有了讨论。这个讨论对上海影响很大。因为上海国营经济比较集中，对外开放的步子比较快，而且上世纪30年代，上海曾经是远东的金融中心。理论界一提出搞股份制，就与上海的干部、老百姓通过经济改革带动城市发展的所想相吻合。当时就考虑到是否上海率先搞试点。

　　1984年夏，上海体改委组织编写的“经济体制改革设想”上报市政府，其中一项就是对少数小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公开发行股票，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建立证券交易机构，当年11月“飞乐音响”成为股份制试点企业，并且公开发行新中国第一张股票，这是上海金融改革的重大措施，后来这张股票被邓小平当作礼物送给外宾。几个月后，延中（上海延中实业）与爱使（上海爱使电子设备）股票相继公开发行。投资者有了股票之后提出来要转让，1986年就在全国率先出现了柜面交易，从此股票交易开始起步，到1989年，上海股份制企业已经到了11家，柜面交易量多活跃，考虑建立证券交易所。接着上海体改委、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等派专人前往香港考察，考察回来讨论热烈，与会者多数认为：尽快创造条件建立证券交易所，这些条件包括硬件设施、法律法规、人才等。同年朱镕基市长主持召开上海经济体制改革会议，明确提出改革要从金融抓起，并且说金融改革步子要大一点，要建立证券交易所和引进外资银行。

　　在那次会议上，讨论决定由上海市体改委主任贺镐圣，以及时任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时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龚浩成，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三人筹备小组。

　　1990年4月18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同志宣布加快开发开放浦东地区的十大政策，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是其中之一。

　　1990年11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大会暨第一次会员大会举行，会议审议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章程，任命李祥瑞为第一任理事长，尉文渊为第一任总经理。

　　“三人小组”使命也完成了，随后上海成立了上海市证券管理委员会（下称“上海证管委”），我兼任证管委主任，裴静之兼任证管委办公室主任。

　　“小飞乐”为何是第一股

　　《第一财经日报》：为什么小飞乐会成为第一股？当时选择试点企业考虑哪些因素呢？

　　裴静之：在选择第一批股份制试点企业的时候，我当时任上海市计委副主任，直接地参与了选择的过程。

　　当时有三四家作为备选，其中还有生产红灯牌收音机的上海无线电二厂。上海红灯牌收音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风靡一时，经常有人排队抢购。他们生产需求也很旺盛，需要资金扩大生产，而且他们当时的厂长陆明镜思想也很解放，希望发行股票。但是，最后只选择了一家，就是小飞乐。

　　我们在考虑试点的时候，要看企业领导班子的素质、生产市场的需要，还有买股人的效益。选择小飞乐，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它比较“小”。“小”，出了什么状况，影响小，不招眼。另外，当时小飞乐有扩大生产的需要。

　　《第一财经日报》：小飞乐股票发行之前，都通过哪些途径进行融资？

　　裴静之：没有什么特别途径融资。之前流动资金都是国家财政拨款的，很久才发展到银行信贷。

　　《第一财经日报》：当时小飞乐扩大生产，为什么没有考虑财政拨款？

　　裴静之：小飞乐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很难拿到财政资金。

　　《第一财经日报》：小飞乐发行股票之后，效益怎么样？

　　裴静之：很好的。我记得一年的时间，效益就成倍增长了。

　　《第一财经日报》：为何最初试点只选择了一家？在小飞乐很好的示范效应之下，在很长的时间里，发行股票的企业还是发展得很慢，1985年增加两家，之后又停顿了些时间，到交易所建立的时候，股份制企业总共才11家。对于发行股票，上海当时应该是不缺乏跃跃欲试的企业。上世纪80年代初，上海涌现大量新办集体企业，一开始就处于国家计划“外”，资金来源必须到计划外寻找，向民间，向职工集资，各种各样的“股金券”、“内部股票”、“债券”大量出现。

　　裴静之：在改革中，“影响小，不招眼”，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一点影响了之后股份制试点的选择与推出，也影响了初期上交所上市公司的选择。我们虽然步子迈得比较快，但始终也非常谨慎，不会那么快推开。因为每走一步都要总结的，要看舆论状况。

　　《第一财经日报》：国外股份制经济主要集中在公路铁路、海运、矿山、大贸易公司、银行、保险公司等，这些大项目更加需要发行股票，投资性也会更强，能降低股市的投机性。但是，我们早期发行股票的企业，比较多集中在加工工业、中小企业，而且都是新成立的集体所有制企业。资料显示，上海股份制改革好像都是从不起眼的企业开始，都是静悄悄的。

　　裴静之：是的，都是静悄悄的。当时是要一步一步来的，我们也觉得最好是大型的，但是当时小企业有一个好处，影响小。

　　股票的分歧

　　《第一财经日报》：小飞乐出来的时候，是引发了很大的争论的。当时主要有哪些分歧呢？

　　裴静之：股票，往往给人印象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资本主义的东西，都是要被批判的。当时有人讲，上海绝对不能搞十里洋场，成为资本家的乐园。

　　庄晓天：当时还在讨论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股票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改革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上交所成立当天，这么重大的历史事件，当天是没有报道的。1992年2月，邓小平南巡讲话后，股票才开始真正大步发展起来。当时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及：“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中央到地方都要组织集中学习的。一层到一层传递，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思想观念上的拨乱反正。

　　第一个牛市的催生与考验

　　《第一财经日报》：邓小平南巡讲话，最终使得上交所跨过了“政治槛”，真正迈出大发展的步子。之后你们做了哪些重大的动作？怎样考虑的？

　　庄晓天：当时北京是没有相对应的管理机构的，公司上市等问题都是由上海证管委直接操作。

　　我们开始大力推动上市公司数量扩容。当时上海证管委，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上海体改委等机构抽调人手组建的，人手不够，所以发动各个部委，让他们挑选优质的，同时急需资金的企业上市。

　　我们对企业的要求是，资产质量比较好，利润不错，而且有发展前途和优秀法人代表。我们下放事权，让各系统自己审查，负责，然后由我们推荐上市，使企业通过证券市场的资本运作来筹措发展资金。

　　裴静之：当时企业都争抢上市。当年初定的规模是新发行4亿多，实际发行6亿多，但还是有很多被推荐企业没有排上，因为每个部门的推荐都远远超出了初定的数字。比如说，工业部门，给到他们的额度是1.5亿元，他们至少推荐3亿元。

　　庄晓天：一些企业，其实之前都是没有资金的，我们让它们先上市，通过股市拿到资金，才真正大发展，比如豫园商城。当时城隍庙住的老百姓很多的，要发展，就要搬迁原住户。豫园商城上市后，才有钱去办理搬迁，然后发展起来。

　　在发行扩容进行中，我们抓的更为重要的工作是“放开价格”。

　　裴静之：当时股票的交易价格有控制，没有放开。为使证券交易市场化，经请示朱镕基决定放开市场价格。

　　当时，放开价格的决定，被高度保密。1992年5月18日下午，在上交所休市后，我们主持召开新闻发布会。为了保密，在发布前一刻，当天下午四点钟，统发稿才打印出来。那一天，是周五，我们宣布，“下一个交易日，5月21日交易价格放开。”

　　那时候，我深刻感觉到，市场化对管理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庄晓天：价格放开后，直接导致了第一个牛市。股民拼命要买股票，一开始，是几万人买股票，上海人、外地人都有。过了一段时间后，就是几十万人排队买股票。证券公司柜台网点开始明显不足，有半年的时间，上海市政府组织所有的证券公司，在市中心的文化广场设摊，来尽量保证交易畅通。

　　最初，电子交易还很少，股民要到交易所或营业部现场交易，股民排队也就成为当时的一大景观。那时候有人在凌晨一两点钟就起床排队买股票。几十万的人，集中在一起，你挤我我挤你，铁门都挤倒了。

　　那时候，才是新发行第一只股票兴业房产上市的时候，我们想第一只股票就这样了，第二只第三只更不得了。所以，想了个办法，就是通过发行认购证解决排队问题。认购证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创造出来的，那时候我们没什么经验可以借鉴。

　　我还记得认购证在1992年推出来后，第一次到北京开会，跟朱镕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提及认购证，并没有得到认同。

　　之后，深圳发生了1992年“8•10”新股认购事件，证明了上海发行认购证的决策确实是防患于未然。1992年8月9日~11日，深圳以发售认股抽签表的方式发行5亿元新股。从8日起，有超过100万的当地及全国各地的准股民在全市302个发售网点前排起长龙，准备购买百元一张的抽签表。9日早晨开始发售时尚能维持一定的秩序，但后因一些网点组织工作出现问题，造成秩序混乱，并发生冲突。

　　之后我到北京开会的时候，朱镕基说：“还是你们办得好。”

　　当年，认购证卖出了207万张，总共收入有六七千万元人民币，都用来发展慈善事业了。

　　《第一财经日报》：六七千万，在当时是一笔很多很多的钱了。为什么不进入到上海的财政呢？

　　庄晓天：如果认购证最终买到股票的话，就是钱，如果最后买不到股票，这个钱就相当于没有了。如果转进财政，老百姓会想国家拿了去，那就不合适了。

　　《第一财经日报》：1992年第一个牛市后，同年很快又发生了第一个熊市。为什么？

　　庄晓天：我记得当时股市指数从1500点，一下子跌到了600点，是大扩容，股票多的原因吧。我们得出一个结论，股票扩容，除了要考虑企业的需要，还要与股民的需求相适应，过多不行，过少也不行。

　　《第一财经日报》：价格放开后，股市牛熊交替，几轮来回。1996年，被认为投机气氛浓厚，当年12月下旬，开始恢复价格限制，实行10%的涨跌幅价格限制。您现在怎么看待当时放开价格？

　　庄晓天：放开价格的决定肯定是正确的，市场化就该是那样。现在的股市，投机也没有比当时弱，甚至更强。

　　遗留问题与股市的中国特色

　　《第一财经日报》：非全流通，是中国股市至今的特色。这其中很大原因在于不流通的法人股。为什么会限制法人股的流通呢？

　　庄晓天：最初，是我们决定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

　　法人股的存在，是基于上世纪80年代理论界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程度：搞股票市场既要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积极成果，通过股票市场来筹措资金，又要坚持公有制为主导，所以发展股份制要国家占大股，或是全民、集体所有制性质的企业法人持有主要股份，所以我们在所有制成分上做了很多文章。

　　但是，当时许多股民买不到股票，开始出现了一些变相的“法人股”。一些人通过关系，以“法人股”的方式私下购买股票。我们很担心这个问题，为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和保持控制权，最终决定法人股不能上市。

　　其实，当时只是一个临时的措施，没有想到影响到了股市，甚至影响延续至今。

　　《第一财经日报》：A股和B股的分类，也是首创于上交所。为什么？

　　庄晓天：股市推出来后，港澳台华人积极性都很高，都想要买内地股票，但是没有身份证，不好买。

　　另外一方面，企业很需要资金，光靠到外地引资，解决不了问题。考虑到对侨民与企业都好，所以推出了特种股票，就是B股。

　　当时主要考虑的是境外投资者投资内地股市的金融安全问题。境外投资者很有经验，当时我们就考虑到了金融安全问题，担心他们兴风作浪，把股市炒得很高然后逃走，所以把A股、B股分开，他们可以投资B股。

　　裴静之：当时发行B股还有一种作用，就是中国的证券市场要逐步与国际接轨，发行B股的上市公司管理者的素质、企业的会计报表、国际准则等方面与实体经济都是不同的。

　　《第一财经日报》：您觉得当时究竟该不该搞交易所？直到现在，还有人讨论当时该不该开，还有人认为当时开得太快了，没有准备好。

　　庄晓天：确实是快了点。但开了还是比不开好，早开比晚开好。虽然有矛盾，但是可以在矛盾解决中推进。关键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

　　其实，就是我们国家整体经济也都有这个矛盾那个矛盾，只有发展了以后，矛盾才能解决。不发展，很多矛盾还是不能解决的。

　　《第一财经日报》：当时是否希望中国股市与资本主义不一样？现在究竟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庄晓天：我们最初想中国股市是否应该和资本主义市场不一样，想要搞特殊性。现在看来，基本差不多。

　　《第一财经日报》：去年中国股市投机性很厉害，甚至比国际股市都强。您怎么看？

　　庄晓天：我们是希望投机性不要那么强的。但是现在还是和资本主义一样，投机性太厉害了。股市怎么前行，还要加强研究创新。

　　裴静之：要适当抑制投机。

　　庄晓天认为，1984年至1992年，是中国股市的初级阶段。1993年初，他也恰好离开了证券市场的改革中心，与裴静之一同又开始了改革的新进程，筹建上海浦发银行，力主上海浦发银行上市，拉开了银行成批上市的序幕。

　　如今，他们已经从浦发行岗位上退下来了，不过庄晓天最近又开始筹建民营金融机构，他希望在非公经济银行推动中有所贡献。

　　相关：从“后卫”成长起来的金融中心

　　推动股票在上海起步的，是上海在改革初期即已重燃的“金融中心”之梦，证券市场的建设被认为是建设金融中心的重点。

　　资料记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原已深入人心的上海金融中心也被再次提上议事日程，不仅理论界对此进行认真探索，金融部门也开始了这一问题的实证研究。在1980年~1981年间，就开始了对上海金融中心问题比较集中的第一次讨论；1984年国务院派调查组来沪帮助上海拟定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召开经济理论研讨会。在这一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经济学家几乎都提到要振兴上海经济就得恢复上海的金融中心的地位。

　　不过，20世纪80年代，重点开发深圳特区，上海并非是改革重点。上海被称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后卫”，任务是支持“前锋”改革，金融方面也如此。

　　但是，上海曾经的一批对金融、对改革高度敏感与准确把握的领导干部，很早就快速地做出了自下而上的推动。

　　《上海改革开放二十年•金融卷》里，将1978年至1984年底看作是上海金融体制改革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即有诸多率先，该书评价“这种勇于探索，敢为人先的精神充分显示上海金融界广大干部职工积极推进金融改革的胆识和气魄”。

　　1990年，上交所的建立，是确定上海金融中心非常重要的环节，也显示了上海金融改革步子加大的坚决。

　　1991年初，邓小平视察上海，提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

　　199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上海要“逐步发展成远东地区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中共十四大报告又提出“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

　　彼时，上海由原先的“后卫”变成了“前锋”。上海也真正迈进了金融改革的黄金时期，拥有了众多全国金融之最。

　　上海究竟是保守还是创新？这个问题至今还难免经常有人讨论。

　　庄晓天说：“本质上是创新的，所以一旦改革要求了，我们也能很快地适应。”

　　回想以往的改革进程，裴静之觉得，“味道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