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3-12 10:25 来源:证券日报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新恒基国际集团董事局主席高敬德
建议设立“平准基金”
面对金融海啸的严重冲击,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新恒基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高敬德建议,“参考香港特区政府入市及设立盈富基金(12.22,0.12,0.99%)的做法,设立‘国家稳定股市基金’”。
高敬德认为,“国家稳定股市基金”可由外汇储备、社保基金和中投三方共同出资组建,或单独由外汇储备拨款设立,并以社保基金和中投为策略伙伴;在股市非理性暴跌对资本市场乃至整个金融市场及整体经济造成严重威胁,而股价极具投资价值时,“国家稳定股市基金”应该入市,购买上证指数成分股中的权重股;“国家稳定股市基金”在成功完成托市任务后,可仿效香港的盈富基金,将所购买的股票包装成交易所买卖基金,在赢利的前提下投放市场,让资金回笼,为再次入市储备资金。
高敬德表示,信心缺失,是内地股市遭遇重挫的重要原因。进入2009年以后,内地股市虽然回升至2000点以上,但在外围市场不明朗的情况下,依然存有大幅波动的风险。随着国家金融市场的逐步对外开放,导致中国股票市场出现非理性、非正常剧烈波动的情况,会越来越多。即使金融海啸冲击过后,稳定股市依然是国家需要长期面对的重大问题。国家可以设立稳定股市基金,在关键的时刻果断入市,通过对证券市场的逆向操作,在股票市场非理性暴跌、低迷,投资价值凸显时买进;在股市泡沫泛滥、市场投机气氛狂热时卖出,既可达至降低股市非理性的剧烈波动,止住市场快速下泻,促进市场稳定的目的,又能够生成低位进入时的高投资效益。这不仅可以挽救市场信心及市场失灵,而且长远来看,也是一笔非常稳健划算的投资。
高敬德特别强调,国家设立稳定股市基金,还有利于消除大小非减持引发的市场恐慌。尽管大小非减持的影响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么严重,但确实容易引发恐慌。在市场低迷时,如果通过“国家稳定股市基金”以较低的价格吸纳相当部分的大小非,一方面能起到消除大小非减持压力的作用,另一方面还可以在股市回升时减持获利。
高敬德认为,当前,国家为了保持经济稳定、保持金融稳定、保持资本市场稳定,已经出台多项措施,但我国的资本市场仍然处于低迷局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已经出台的政策措施主要针对实体经济。由于政策传导的滞后效应,真正生成实际效果,至少需要半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为了缩短经济调整的时间,把损失降到最小,可以考虑主动出台刺激虚拟经济的政策,以弥补刺激实体经济的不足。一方面,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的晴雨表,可以反映实体经济未来变化的预期,引导人们对实体经济前景的判断;另一方面,股票证券的价格变化对居民财富增加具有乘数效应,而且股票市场市值增加形成的财富效应,会直接刺激消费增长。股票市场的衰退直接关系到资本市场的走向,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作为刺激虚拟经济的重要举措,尽快建立有利资本市场发展的国家稳定股市基金,对于形成市场的正预期,促进股市回暖以提振消费,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香港特区政府于1998年亚洲金融(1.76,0.01,0.57%)风暴期间成功入市,既稳定市场又赚取大量利润,当时动用的外汇基金约一千一百多亿港元,到第二年将所购买的股份包装为盈富基金出售时,市价高达约二千亿港元。
民盟中央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孙南申
对大股东采取减持限购与限量措施
证券行业容易发生市场失灵,出现过度竞争、投资泡沫、两极分化、交易风险,使市场竞争难以有效运作。民盟中央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孙南申提出,为了对市场失灵进行调整,必须对证券市场进行合规管理,反思美国金融监管中过于依赖市场机制与司法救济的理念,需发挥政府证券监管机构金融业务专长与优势。为此,他提出七项措施以完善证券市场风险管理。
证券监管证券定位应适合中国国情。孙南申认为,中国资产证券化主要通过信托合同的方式进行,而信托有其规模显示,因此很难酿成金融危机。资产证券化的初级是融资证券化,目的在于资金的配置;中级是资产证券化,目的在于提高流动性;高级是保险证券化,目的在于转移风险。中国的证券市场仅仅处于起步阶段,现在研究资产证券化对策为时过早。另外,次贷是美国的特有现象,即过度消费文化的产品之一,而中国则是过度储蓄。因此,相应的证券监管政策定位应适合中国国情,而不应是在中国研究美国问题,给美国问题提出对策。
加强股票交易的信息披露监管。孙南申强调,美国次贷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金融机构违反审慎原则、金融证券化缺乏透明性。因此,对证券信息披露不实与虚假证券信息传播应予以及时监管与查处,消除产出滞后或处罚不力等监管不作为现象,以免给股市造成严重不良后果。还应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央行建立情报中心和监测中心,证券监管机构与央行之间以及与被监管机构之间需要建立高效、及时的信息贡献机制,及时发现影响金融稳定的潜在风险,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以保证信息监管的有效性。
对大股东的自身股票交易实行限制。孙南申认为,对大股东买卖自家股票实行限制是避免股市大幅波动的重要举措。为了保持证券市场的稳定,政府可采用持股申报和持股披露的限制措施:即大股东向监管部门申报其减持计划备案,并向公众披露其减持方案。还可对大股东采取减持限购与减持限量的措施:即要求大股东在减持期间不可直接或通过关联方购进自家股票,不得在短期内集中减持股票。鉴于大股东减持股票数量巨大,政策上应考虑安排场外交易,以协议交易方式向特定投资者转让股票,这样可避免因要约收购方式带来的股市动荡。
出台私募基金监管政策和法规。孙南申认为,为防止私募基金活动的蔓延而产生证券市场的混乱,应及早制定相应的私募基金监管政策和法规,将其处于金融、工商、税务部门的联合行政监管范围之下。
对金融衍生产品经营实行许可证措施。孙南申强调,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主体应受到严格限制,对金融机构从事衍生品交易实行交易许可证制度,对进入交易所的交易进行许可证验证程序,该项措施对金融与证券风险的防范是非常必要的。此外,在推出融资融券、股指期货等新型金融工具之前,必须解决金融杠杆倍数的监管指标问题,必须将其控制在宏观经济可控制的范围内。
改进证券监管主体与监管体制。孙南申提出,政府监管部门应重点监管证券市场中间和证券交易所、证券新会组织等自律性机构,并让后者参与监控数量众多的上市公司与其他交易主体,从而形成证券市场的多层次、多元主体的共同监管局面。
加强金融安全与证券监管国际合作。孙南申认为,目前证券监管国际合作是一个机制问题,而非法律制度问题。因此,建议政府充分利用国家证监会组织的框架及安排进行国际证券合作监管,实现信息共享、调查写作和相互援助,制约金融衍生产品交易风波的跨国界蔓延。
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厉无畏
大小非减持应拿抛售收入20%分红
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上海市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所长厉无畏之前在接受《证券日报》等媒体专访时表示,作为国有资本的大小非在解禁时不应该损伤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应该加强对限售股的监管,要求限售股东拿出20%左右利润成立特别收益金返回给流通股股东。
厉无畏认为,“大小非解禁”是造成股市起伏的最主要原因,即股改时大小非的对价不够,解禁后给流通股股东带来损失,造成人心恐慌,所以要让国有股拿出抛售收入的20%左右作为红利分给流通股。这样做,大小非就不会随便减持,流通股也不会赶紧逃走。不恐慌了,市场就不会受到大小非解禁的影响而波动。
厉无畏认为,现在的时机适合推出股指期货,改变“单边市场”状态。但考虑到目前需要在吸纳就业等方面鼓励民营企业,创业板可能更迫切。
厉无畏强调,资本市场的主要功能除了融资之外,还有一个功能是结构调整和优化资源配置。而我们的结构偏重于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提供机会很少,所以创业板的推出很有必要。
此前,民革中央在政协提案中提出加强对限售股减持的监管,建议对限售股股东的减持征收特别收益金,由于限售股的成本较难确定,建议直接对减持收入进行征收,针对不同的情况设计不同的征收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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