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保八”

　　制订一个正确的“救市”计划的必要前提是正确把握经济情势。对中国而言，美国次贷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是一次输入型危机，而不是中国经济自身的本征周期（尽管这次周期迟早要来，但不是现在），因此，应对措施就不应该是应对一般商业循环的反衰退政策，更不应该不惜代价地支撑高增长速度（今年“保八”明年又该“保几”）。从长远说经济增长的超高速度终归是要降下来的，急降不如缓降。

　　本来在去年那个多事之秋之前，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已经使股市、房市逐渐回归理性，通货膨胀也得到有效控制，在奥运经济的带动下，经济运行在良性区间。世界金融危机在没有预先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发生，对中国经济最严重的冲击是出口萎缩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克服这些困难并不是太难的事情。完全没有必要美国生病，中国吃药，而且吃一样的药。对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合适的救市方案却不一定对中国合式。

　　同时，世界金融危机给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一个明确无误的信号，就是世界经济体系和各主要国家经济亟需结构改革和调整，需要改变生活方式。这种经济系统巨涨落带来的结构改革是危机的建设性因素，对中国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为我们提供一个改革调整的最优国际环境，我们理当深化改革，改变增长方式，调整失衡的经济结构，特别是长期高速增长透支国力造成的资源、生态、民生方面的严重问题，舒缓已经十分紧张的社会张力。由于出口大幅下降适当放慢经济增长速度也是很自然的，这可以通过刺激内需，通过集约化和新的国际市场，调整经济结构，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逐步加快经济增长。应该把重点放在调整中国经济存在的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低消费产生的不平衡，缩小巨额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经济的增速也应是可持续的，没有必要硬撑8%，这样，中国经济在应对将来的危机时会更加从容不迫，游刃有余。

　　在出口可能是较长期衰退的预期并存在严重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为什么要硬保经济高增长，这有什么好处？看来这种不惜代价的高增长政策恐怕主要不是一种经济学的考虑，而是来自它的政治吸引力。保罗·海恩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中指出，“政府政策倾向于反映那些拥有最有利位置的人们的利益，这些人在政治过程中用低成本为自己榨取利益”。即使是民主政府也无法阻止通货膨胀或者缓和经济衰退，因为控制政府政策的人觉得，为了减弱经济活动总量波动而应该采取的行动，对他们而言是无利可图的。

　　需要什么样的增长

　　“保八”的必要性是令人怀疑的，而用大规模政府投资的方式来保增长则完全错了。投资是一根软绳，它可以拉住车，但不能推车，就这么简单。货币供给不会创造货币需求，萨伊法则不成立。货币供应与需求的相互作用和普通商品的供给需求遵循本质上完全不同的模式。

　　我们更需要内生的、高效的、持续的经济增长，采用大规模政府投资只能是缘木求鱼。以国家基本建设为主导的政府投资并不能有效地刺激内需，促进民间投资，对扩大就业和结构调整也是低能的。中国扩大内需的最大障碍是高储蓄，高储蓄则来自广大消费者（不包括富裕阶层）对未来，对医疗、对教育的担忧，因此，要内生地持续地扩大内需（在世界金融危机后，这对中国经济的转型是成败攸关的），必须用更多的资源来解决百姓忧虑的民生问题，这些民生问题的舒缓会成倍地释放内需。“救市”政府投资应以民生、新能源、环保为主导。

　　当然，立竿见影，大规模政府投资会很快带来经济增长，但是，在世界金融危机仍不确定的情况下，很难激发民间投资和经济景气，它注定是短暂的繁荣。

　　更重要的是这轮外生投资和货币供给冲击将对经济系统带来意外的扰动，扭曲市场信号，货币需求更加不稳定。增加货币供给和低利率带来的廉价信贷，保增长的政治氛围会使很多企业（主要是国营企业）盲目投资，因为原来不赚钱的投资在廉价信贷条件下都利润丰厚。从而更一步加剧产能过剩。但是，由于信贷扩张不是以储蓄增长作为后盾，这种繁荣是无法持续的。很快无节制的信贷扩张将不得不停止，通货膨胀不可避免，资源、人力成本和利率都将上升，投资人突然发现自己误读了市场信号，错误估计利润预期，但一切都晚了。他们只有取消项目，解雇工人来扭转局势，很快资产泡沫破灭，企业倒闭，经济衰退接踵而至。而真正狼来了的时候，我们的弹药却已经用完。

　　通货膨胀是杞人忧天吗

　　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政府如此大手笔，四万亿政府投资打开了银行的“潘朵拉匣子”，信货扩张闻风而动，仅今年上半年新增银行贷款7.37万亿元，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28.5%，这已经是令人寝食难安的事态了，但央银一再信誓旦旦地声明这不会引起通货膨胀，我们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倒是保罗·克鲁格曼说了真话，他在《时代周报》的文章中批评那些对美国拯救经济的财政政策横加指责的经济学家。“让通胀恐慌见鬼去吧”。他认为“现在可不是正常时期。银行并没有把多余的储备金贷出，它们只是坐在储备金上不动，实际上，银行正在把钱送还给美联储。因此，美联储根本就不是真的在印钞票。”克鲁格曼不过是重复通货学派和银行学派无谓的争吵而已。我们可能更赏识保罗·海恩的说法，“记住钞票只有在银行系统之外持有时才叫货币”。通货膨胀的实在威胁来自流通中的货币，那么定义货币供给应主要是指金融中介机构如银行的负债，而不是央行货币。它是内生的，而且它随金融中介机构可提供的信用额而变化，并同高能货币保持着复杂关联。次贷危机已经表明，央行能通过所谓货币乘数来控制货币供给是一厢情愿。这里是“没有航标的水域”。有趣的是克鲁格曼最后说：“还过，说到通货膨胀，我们唯一需要恐慌的就是通货膨胀恐慌本身。”这才是他的本意，美国消费者对适度通货膨胀有足够的承受力，而美国经济现在也需要通货膨胀的预期来打开消费者的钱包，但是，中国消费者对通胀的承受力是极度脆弱和敏感的，要谨慎行事。一九八八年的价格闯关和通货膨胀殷鉴不远。

　　问题还没有完，肆无忌惮的信贷扩张不可避免地导致通货膨胀（至少是结构型通胀）。通货膨胀无处不在，它一直是一个货币现象，但不要忘记，“恶性通货膨胀无处不在，它一直是财政不平衡的结果”（保罗·海恩）。当然，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可能与过度紧缩的货币政策有关。但是2009年的中国同1929年美国面临的问题和经济环境都完全不同，当前中国更应该吸取的教训应该是20世纪20年代货币扩张导致的1929年的股市暴跌，其结局是30年代的大萧条！更值得关注的是信贷过度扩张带来的与日俱增的银行风险，同时我们不可能实现，也不可能承受用透支税收的方式来维持大规模的政府投资，维持虚假的繁荣，其结果只能是不堪重负的财政赤字。那时，政府就只有用通货膨胀来剥夺公众财富以摆脱困境，那将是恶性通货膨胀和少数人暴富，以及通货膨胀带来的衰退——“滞涨”。

　　美联储亚特兰大银行的罗伯特·汉姆费尔的一段话应该是一个启示录，“当人们抓住了整个问题的关键之处，我们（货币系统）可悲的荒谬之处，以及（美联储）令人难以置信的无助，就会变得如此明显。货币是人们最应该调查和思考的问题，它的重要性在于，除非人民广泛地理解这个（货币）系统并立刻采取措施修正它，否则我们现在的文明将会崩溃”（宋鸿兵编著《货币战争》）。我们现在就应该让人民不受货币的愚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