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走出去，即中国银行和保险业全球存在、全球服务、全球市场的过程和状态，是一个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百花齐放，在中国得到跨越式发展、在世界赢得不可撼动的地位，包括监管、货币、媒体和营销四位一体的运行机制。

　　具体说来，这种运行机制缺一不可，而四位一体是指四者只有协同作用，才能相得益彰，无往不胜。所谓四位一体，就是一批纵横天下、充当世界排头兵的金融机构，若干卓尔不群、享誉全球投资者的金融媒体，一种稳定有恒、取信所有持有人的储备货币，以及一个强大透明、专业监管执法者的行业权威。

　　需要特别指出，这里所说的储备货币，就是人民币；反过来，以人民币为工具和市场的交易中心，即金融中心，必须首先是亚洲、从而是世界的人民币清算、交易、融资的集散中心。在世界金融史上，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金融中心不依托于一种储备货币的，而任何一种储备货币都是本土金融中心走向世界金融中心之一的基本前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人民币储备地位和中国的世界金融中心看作一个事物的两面。就是说，储备货币和金融中心，其实是高度关联、互为策应的一个整体。

　　本文认为，四位一体是中国金融业全面崛起并屹立于世界金融之林的不二法门。正是从金融业四位一体的角度，拟从银行金融业为视角，加以分别阐述，并试图描绘出一幅中国金融走出去的路线图。

　　全球金融业排行榜中的主角

　　金融业同其他百行百业无异，同样十分重视名分，而名分的泰山之重莫如全球排行榜(英语称之为Global league tables)。

　　2010年7月6、7日，中国农业银行分别在香港和上海展开首次公开募股(initial public offering，通称IPO)，通俗地讲，叫做上市。这项交易吸引了非同寻常的注意，不仅是全球市场持续的心悸，也是因为中国股市自4月份以来连续跌落，更是因为上市之际正值关于中国银行体系健康状况的激辩之时。英国《经济学家》周刊7月10日发表开篇社论《长城街》并在题为《农业革命》的封面文章中精妙地说，农业银行引人注目，一是它非常庞大的规模(3.2亿个客户，44.1万个员工，比许多华尔街公司办公桌还多的分行)，二是它特大的由来已久的贷款损失。因此，乐观者把农行上市看作是一场绝妙的中国大戏，悲观者则视其为中国版的房利美和房地美(简称“两房”)。

　　按照《经济学家》的排名，截至2010年7月7日，用美元计价，以市场资本总额衡量的世界10大银行，依次为：

　　中国工商银行(约2，200亿美元)、中国建设银行(约1，800亿美元)、汇丰银行(英国，约1，600亿美元)、摩根大通银行(美国，约1，500亿美元)、美国银行(美国，约1,490亿美元)、富国银行(美国，约1,480亿美元)、中国银行(约1,300亿美元)、中国农业银行(约1,250亿美元)、花旗银行(美国，约1，100亿美元)、桑坦德尔银行(西班牙，约1,000亿美元)。

　　由此可知，世界前10大银行中，中国有4家，位列第一、第二、第七、第八；美国也有4家，位列第四、五、六、九；英国1席，排第三；西班牙1席，排第十。哪怕仅从理论上说，这个名单也深具里程碑式的象征意义。

　　这意味着，就金融实力而言，中国最接近美国，或者说，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是中国。这种此长彼消的格局，是世界金融业拨乱反正的结果，当然更是中国和平发展、经济影响力全面跃进的结果。名单中还有两个前世界帝国的身影：英国1家，高居第三；西班牙1家，名居前十甲一它们似乎都是先后称雄世界的第一强国的真实写照。而最接近于两个前世界帝国的日本和德国，已经榜上无名，而在真实的历史进程中，它们确实功亏一篑，没有能够号令天下。这多亏了以华尔街垮台为标志的金融危机，才使得世界金融业走上今天这种平衡、多元、可持续的发展道路。这种东风压倒西风的面貌，今后还会有残酷的较量，但是毫无疑问，世界必将在此基础上展现金融业的未来。

　　中国金融业要以世界为舞台

　　在我们关于金融业四位一体的分析模型中，金融机构之所以被置于头等重要的位置，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可以相对独立地驰骋于世界金融战场，另一方面，而且最主要的，是因为中国金融业的强盛与否以及在世界各地的实际表现，最终要通过一批能够代表金融未来，从而叱咤风云的金融机构体现出来。

　　这就好比令人疯狂的世界杯一样，代表国家上场的球队，能否进入决赛，能否夺冠，起决定作用的，是球队本身怎样运用球技硬实力和智慧软实力。球队赢了，国家荣誉接踵而至。球队输了，国家利益必定受损。在这一过程中，球队就像金融机构，教练就像监管当局，球技和风格就像储备货币，球迷的心仪偏好和呐喊助威就像金融媒体；教练再英明，球技再高超，球迷再支持，归根到底，还是球队所向无敌，才能技压群雄，最终夺冠。不过，在现实世界中，体育比赛的输赢与金融竞争的优胜劣汰，从后果来看，具有天壤之别：体育比赛终究是一场游戏，输就输了，第二天太阳照样从东方升起；金融竞争却是一场实实在在的国家竞争，输了竞争就是输了国运，一旦国运不在，其国际地位就会被逆转。

　　就机构、媒体、货币、监管四者的关系来说，本无先后上下之说，但在国际层面，由于受众是各国各阶层千千万万的公司和个人客户，理所当然地，金融机构就责无旁贷，成为舞台中央的主要角色。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金融业，与改革开放完全同步，也就是30年的时间，历史非常之短。想当初，1979年之前，中国只有1家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1979年，中国正式走上改革开放道路，中国农业银行(创建于1951年，1979年2月再次成立)恢复营业，中国银行(1912年1月24日成立，前身为1905年8月成立的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国家银行一户部银行，1908年2月更名为大清银行)3月13日从中国人民银行国外局分离开来，独立对外营业，同时行使国家外汇管理总局职能；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其商业业务全部剥离，转交新成立的中国工商银行；1985年，中国建设银行(原名中国人民建设银行，1954年10月1日成立，1996年3月26日更为现名)恢复营业；交通银行(始建于1908年，中国早期四大银行之一，1986年7月24日重新组建)作为金融改革的试点，成为中国第一家全国性的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此后，陆续成立、恢复或改组了一系列全国性中小银行和地方为主体的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以2010年7月中国农业银行上市为分水岭，中国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全部完成了整体改制。

　　也可以说，以后危机时代的2010年为历史新起点，中国金融业蓄势待发，迅速攀上了史无前例的新高峰。

　　此前，中国的“五大”，或日金融业主体中的主角，说到走出去，言必称设分行，并且侧重主要的“国际金融码头”，亦即主要发达国家的主要中心城市。另外一个贯穿始终的压倒性主题是，广泛地与国外银行建立代理行关系，特别是注重与发达国家的银行以及它们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分行、子行或附属行建立代理网络。有选择地在主要外国中心城市设立分行和在世界各国广泛建立代理关系，这样的渐进策略，并行不悖，左右开弓，符合中国金融业从小到大，由若到强的自然进程。

　　但是今后，中国商业银行的全球布局，应当更加具有战略意识，更加强调地缘政治，更加注重国家风险。这三个问题，不仅考验中国政府、考验中国的金融体制，而且还要考验金融治理这个理念和制度本身。如果这种让我们引以自豪的对美欧金融危机具有免疫力的金融治理模式发扬光大，那么，就必须充满远见，并采取长远之计。据此提出的新姿态是，中国金融业面向世界的新面孔，必须包括三个方面：坚决抛弃以发达国家马首是瞻的窠臼，大力在亚非拉国家寻求发展机会；将成熟市场和新兴市场的拓展行动区别开来，在成熟市场侧重技术收购，在新兴市场侧重全面服务；网点和业务在全球扩张的过程中，坚持实业为主，坚持中国需求优先，坚持创新和守成平衡。

　　一言以蔽之，启动各项金融计划，增进与亚非拉国家的全面关系，以便实质性地降低美欧的实力地位。这样的构想，需要决定性地加强对亚非拉关系的重视程度，服务于以亚洲为基地、非洲和拉美为两翼的政治和安全战略。

　　这种新的、差别化的国际化战略，或日走出去的思路，需要国家相关部委、尤其是金融业监管部门发挥政策激励和宏观协调作用，也需要各金融机构自身讲政治、顾大局。

　　国际货币与国际金融中心

　　无须讳言，人民币国际化，最终目标是国际货币；保持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是中国成为领导性世界大国的客观需要。不仅如此，人民币国际化和中国国际金融中心之间存在极其强烈的正相关关系，它们是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

　　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国际化与中国的双重金融中心，互为条件，互相倚重，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和结果，外在地表现为上海国际会融中心的形成和巩固；香港超越新加坡和东京的现有地位，上海崛起为亚洲最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其地位表里如一、名至实归之日，就是人民币登上亚洲基准货币宝座、能够与美元和欧元三足鼎立、进而成为强势储备货币之时。

　　根据历史经验，一种货币能否实现国际化，与币值有关，更与货币政策有关，尤其是与反映经济相对和绝对实力的政治意志有关。不过，在有意识地推进货币国际化的进程中，特别是国际会融中心的建设进程中，当然与地理条件和地缘经济因素有关，但主要是与国际体系演进的历史背景以及该国的战略智慧有关。

　　一般认为，货币国际化的前提条件是汇率自由浮动和资本自由流动。目前，对货币和资本这两个领域，中国实行的都是有限制的管理制度。与此同时，这样做并没有妨碍中国开始鼓励外国企业与中国企业进行贸易结算时使用人民币。

　　应该双管齐下，在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两个功能上同时着力。将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进行国际渗透的政策，可以有条不紊、按部就班，一方面扩大国别范围，另一方面加深人民币产品的市场容量。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现成条件就是：美国和欧洲不是都要求中国为国际货币基金增加贷款能力做贡献吗?很好，增加份额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首先要将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的特别提款权。特别提款权是由美元(权重44％，2006年1月1日生效，2010年12月31日期满，效期5年；下同)、欧元(34％)、日元(1l％)和英镑(11％)4种货币构成，是国际货币基金的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在这里，权重的实际意思是，1 SDR=0.6320 USD=0.4100EUR=18.4 JPY=0.0903GBP)，如果人民币成为特别提款权的构成货币，从法律意义上说，人民币作为世界各国的支付和储备货币就自动获得了认可。

　　如果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就意味着人民币已经成为国际交易货币；反之亦然。到那时，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都可以使用人民币计价，房地产、股票投资和企业并购将进一步提速，购买石油、农矿产品和其他战略性原材料等资源，就能够避开美元。

　　就现在来讲，人民币何时实现自由兑换，所需要的只是一个政治决定。中国的经济规模、经济实力、经济影响力，以及贸易实力、投资实力、货币实力，都在支持一个强大而稳定的新型可兑换货币。所以，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以及随之而来的汇率市场化，是一个不断克服技术障碍、最终水到渠成的过程。

　　盒融危机为我们创造了机会，我们应该不失时机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事实上，美欧金融危机、继而华尔街倒台和欧元区模式失灵、进而美欧和日本等发达世界在中长期内持续衰退和增长低迷，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历史性良机。相应地，抓住机遇，坚定而迅速地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应当成为对内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对外寻求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从而奉行地缘经济战略、总揽宏观政策全局的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

　　正确的市场建设方略，则应各有侧重。切记，香港现在已经是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而“双中心战略”是中国必须呵护的独特优势。香港在保持现有特长的基础上，应当向最大的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转型；上海则应担负起人民和历史重托，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奋发图强，不遗余力，向最大的亚洲金融中心的目标迈进。

　　扬弃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金融监管框架

　　金融监管是金融业健康发展的工作主机。它从金融业的最高利益出发，在金融风险和集体收益之间进行持续的平衡努力，既对金融机构之间的游戏规则加以裁判，又对个别和所有市场行为体加以劝减，以此保障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转。

　　金融监管的成败甚于一切。世界目前正在经历的美欧金融危机再次证明，金融监管是金融业的核心所在。金融监管方向正确，步骤正确，力度正确，金融业就能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相反，金融监管如果采用了错误的制度，或与实际经济完全脱离的制度，再加上监管不及时、不到位，甚至放弃监管职责，那么，大祸必将来临。华尔街厄运当头，正是鲜活的例证。

　　中国金融监管当局，即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以及一定程度上的人民银行，无疑会高度关注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美国和英国这些活生生的他山之石。美国的金融改革法案试图重塑金融格局。2010年7月15日，星期四，美国参议院以60票赞成、39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最终版本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这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金融监管史上最为瞩目的

　　改革法案，“旨在解决2008年金融危机的源头，全面重塑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改写金融业规则，令华尔街迎来一个新时代”(摘自《纽约时报》网站7月15日戴维•赫森霍恩文章)。此前，今年6月，美国众议院已经以237票赞成、192票反对的表决结果予以通过。这项法案“涉及金融业各个领域的规定的修订，从自动提款卡到华尔街交易员，这是大萧条以来政府对银行业和市场的最大规模的权力扩张”(《华尔街日报》7月16日报道)。7月2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将该法案签署为法律，为在立法方面应对金融危机所进行的努力画上了句号。

　　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生效了，但这一份长达2300页的法案显然是个转折点，标志着近几十年来华盛顿对金融业采取的不干涉、不管制态度已走向终结，或许将使美国金融服务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和其他被奥巴马总统称之为“胜利”的重大法案一样，金融监管改革法案获得通过并不一定意味着它是有效的。英国《金融时报》7月6日刊登国际掉期与衍生协会首席执行官康拉德•沃斯塔德题为《我们尚未解决危机起因》的文章，十分精辟地总结道：历史事实表明，导致危机的并不是产品本身，而是背后的风险管理原则。危机存在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房地产风险敞口。沃斯塔德的结论是：“以市场和金融工具为主要对象的监管可能会起到帮助作用。但如果将重点放在风险上，监管可能会有效得多。对风险、尤其是房地产业的风险进行监管应该是目标所在。”

　　以风险为轴心设计和改善中国的金融监管法案，以华尔街的灭顶之灾为前车之鉴提炼中国的系统风险防范要素，以美欧金融危机的反面教训为跳板，规划有利于提高中国风险文化、有利于中国金融业扬长避短地健康发展、有利于在切实化解风险的基础上实现中国金融的国际化，是中国金融监管事业任重道远的必经之路。

　　号角和信使

　　中国金融走出去和在世界范围的全方位崛起，迫切呼唤一份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金融媒体。反过来的说法同样成立，一份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金融媒体，必将诞生于中国金融国际化的历史大潮之中。

　　纵观世界，具备专业水准和家喻户晓知名度的金融媒体，实际上凤毛麟角。在英国是《金融时报》，在美国是《华尔街日报》。这两份报纸都有宽阔的国际视野，它们扎实而缜密的报道风格，令所有国家的同类报纸难于望其项背。其中英国《金融时报》或许是世界最好的报纸。其他形形色色的各国专业报刊，几乎不足挂齿。

　　媒体不在多寡，关键是有实力。媒体实力是国家实力的象征。在超级大国美国，财经类媒体当中，《华尔街日报》属于金融专业报纸，除印刷媒体《财富》半月刊之外，还有网络媒体《彭博社新闻》和电视媒体《消费者新闻和商业频道》(CNBC)。可悲的是，中国缺乏一个像样的财经类媒体平台。

　　胸怀世界，小处着眼

　　中国金融业走出去，是包括但主要是机构、货币、监管、媒体四位一体的国际化过程。在中国成长为领导性世界大国的征途中，金融和军事一样，是最后的两道门槛。

　　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前景，极大程度上系于自身的科技进步，金融业同样如此。而科技进步的结果，往往首先应用于军事和金融领域。用先进科技武装起来的中国金融业，在地理区域上最大的发展前景，一是全世界发展最快、人口最为众多的亚洲地区，二是许多国家正在实现经济起飞、整个大洲已经发育为巨大市场的非洲地区，三是市场较为规范并与非洲一样可以保证中国对粮食和原材料需求的拉丁美洲地区。

　　当前的事业，是运用智慧、勇气和和耐心，在当今相互依存日益增强但各自国家利益依然至上的世界中，更好地组织国际社会，更好地维护和加强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中国金融走出去，能够最有效地增进中华民族利益，并扩大国际合作。要促进国际合作，必须在中国金融机构内部，以及中国金融机构和相关部委与立法机构之间，实现一定程度的政治合作。

　　这种银行业走出去的新理论源于这样的前提，即实力的性质、分布以及相互作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就是后中国金融业面临的危机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