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金融制度 创新理论 创新内容

　　【论文摘要】本文主要介绍了制度学派的金融制度创新的主要观点，利用金融制度创新的理论分析了我国在一体化进程中金融制度创新的步骤和内容安排。

　　一、金融制度创新的含义

　　20世纪初，奥裔美籍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阿罗斯•熊彼特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首次提出了“创新理论”。他认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函数，即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他把这种组合归结为五种情况：引进新产品或提供一种产品的新的质量；引进一种新技术或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原材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应来源；实行新的企业组织形式。他提出，创新是一个经济概念而非技术概念。创新可以模仿和推广来促进经济的发展。从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出发，来理解金融创新和金融制度创新的含义：“金融创新是指那些便利获得信息、交易和支付方式的技术进步，以及新的金融工具、金融服务、金融组织和更发达更完善的金融市场的出现。”

　　不同的金融制度提供了不同的降低交易成本、处理信息不对称以及风险管理的功能，从而决定了金融发展的空间。适应经济增长要求的金融制度能够较好地实现储蓄动员和投资转化，从而决定了良好的金融发展态势。落后的金融制度必将导致金融发展的停滞或畸形状态，使经济增长受到来自金融因素的制约。如果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观察，从金融抑制走向金融深化，无疑是一个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改革就是一个制度的设计和运行的过程，转型国家的金融发展问题，事实上就是金融制度的设计和运行问题。

　　金融制度与其他范围宽泛的制度体系一样，金融制度体现为一系列的经济、法律、政治乃至道德、习俗的约束。所有合法的金融活动都是在一定的金融制度框架下展开的。也可以说，一个金融体系的本质与特征完全取决于其制度架构。金融制度存在的目的就是对社会金融活动进行规范、支配和约束，以减少金融行为中的不可预见性与投机欺诈，协调和保障金融行为当事人的利益，润滑金融交易过程，从而降低金融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提高金融效率，协调金融发展与经济社会进步的进程。显然，金融制度作为所有合法金融活动得以进行的前提，具有十分复杂和广泛的内涵。如果我们结合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从金融制度上来考察创新，则金融制度创新可被定义为：引入新的金融制度因素或对原金融制度进行重构。这包括：(1)金融组织变革或引进；(2)新金融商品被引入；(3)拓展新市场或增加原金融商品的销量或市场结构的变化；(4)金融管理的组织形式创新；(5)金融文化领域的创新。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发现金融制度创新的范畴是比较广泛的。

　　二、制度学派的金融创新理论

　　制度学派对金融创新的研究较多，以戴维斯、诺斯、沃利斯等为代表。这种金融创新理论认为，作为制度创新的一部分，金融创新是一种与经济制度互为影响、互为因果的制度变革。基于这种观点，金融体系的任何因制度改革的变动都可视为金融创新。因此，政府行为的变化会引起金融制度的变迁，如政府要求金融稳定和防止收入分配不均等而采取的金融改革，虽然是以建立新的规章制度为明显特征，但这种制度变化本身并非“金融压制”，而是含有创新的成分。

　　1．制度学派关于金融制度创新的步骤安排的观点。戴维斯和诺斯指出：制度创新是指能使创新者获得追加利益即潜在利益的现成制度的变革。他们认为，制度创新存在一个时滞效应，需要由那些可以预见潜在利益，并首先发起制度创新者组成的“第一行动集团”以及那些可以帮助“第一行动集团”获得利益的单位和个人组成的“第二行动集团”共同完成。在此基础上，他们又把“第一行动集团”具体划分为个人、团体和政府三个层次，由此建立了三级水平的制度创新模式。并在分析研究后得出政府的制度创新较优的结论。制度创新理论的提出为金融制度的创新提供了基础。金融制度的创新是金融在制度层面上的创新，金融制度的创新也遵循制度创新的五个步骤，即：第一步，形成“第一行动集团”；第二步，由“第一行动集团”提出金融制度创新的方案；第三步，由“第一行动集团”根据最大利益原则对方案进行比较选择；第四步，形成“第二行动集团”；第五步，“第一行动集团”和“第二行动集团”共同努力，实现金融制度的创新。金融制度创新可以在宏观与微观两个层次上层开，即在金融监管当局和金融企业两个层次上展开。因此，金融制度创新也就相应地分为由金融监管当局和金融业担任“第一行动集团”的制度创新。在大多数情况下，由微观组织担任“第一行动集团”是合理的，但在以下情况下，由金融监管当局(政府)担任创新主体的选择更可行：(1)金融市场尚未得到充分发展；(2)存在私人微观金融组织进入的障碍；(3)潜在收益不能量化带微观主体，即外部性强；(4)制度创新涉及到强制性分得收入再分配；(5)制度创新的预付成本过大。

　　2．金融制度创新面临的风险。金融制度创新必须克服对已经形成的金融发展路径的依赖性，这需要产生巨大的沉没成本。一般来说，已有的金融制度形成、运行的时间相对较短，在金融制度变更中形成的沉没成本相对较低，金融制度创新的综合成本就会小一些，其实施难度也不会太大。反之，金融制度创新的综合成本就会很高，难度也会相对更大。另外，大规模的金融制度创新还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制度创新风险问题，新的金融制度可能不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替代原有的金融制度成熟、有效地运行，这样，在制度转换过程中总是会或多或少地产生某种制度真空，如果这种制度真空不能迅速地填补，金融混乱必然会产生并形成巨大的转换性损失。金融制度创新的成本和风险越大，创新主体对其所持的态度就越谨慎、保守。

　　三、我国金融制度创新的内容

　　1．通过制度创新解决中长期贷款占比居高不下和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自2004年底以来银根的紧缩，贷款增幅有明显的下滑，但是中长期贷款却依然保持十分稳定的上升，压缩的贷款大多是短期贷款，使得部分企业的流动资金显著短缺，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有所加剧。这种状况表明中国的商业银行还缺乏有效的风险控制、特别是风险定价的能力。

　　2．从融资结构人手解决目前严重依赖银行贷款的融资格局。过渡依赖银行贷款导致中国的M2／CDP持续上升，提高了金融结构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因为长期融资不发达，使得银行体系不仅承担了通常意义上的商业银行承担的短期融资的功能，还不得不承担长期融资的功能，在有的领域实际上类似股本融资功能，例如在转轨时期银行对于一些无资本金企业的贷款，以及期望银行对本来希望进行股本融资的中小企业进行债务融资。无论是压缩中长期贷款，还是发展中小企业融资，可能更多地需要从银行系统之外找解决的办法，特别是要发展中介融资市场、股权融资市场。如果这些市场不发达，大量的银行贷款新增的部分用在长期性的基础设施建设，可能使中长期贷款压缩的余地十分有限。

　　3．从资产负债管理的角度人手解决中长期贷款居高不下导致的资产负债错配问题。为提高资产的流动性，可以采用资产的证券化、允许商业银行进行主动的负债(例如允许商业银行根据资产运用的期限发行大额长期存单等主动的负债工具)，使得商业银行可以自主管理资产负债的匹配，降低资产负债错配带来的风险。另外应提高金融决策效率，无论是宏观决策还是微观决策，都是建立在大量金融信息的采集与分析基础之上的。

　　4．许多金融决策依赖的市场信息没有统计。最近中国的大豆期货投资者遭遇了一次因为统计信息缺乏导致的“大豆危机”，中国目前的期货投资者进行大豆期货的投资决策，依靠的是美国有关机构对于中国大豆的统计，美国的期货投资者就可能会利用这个缺陷，在对美国的期货投资者有利的时候调整自己对于中国大豆的统计数据，使得中国的大豆投资者遭受损失。类似的惨痛教训显示出，金融统计信息体系的改革和完善也应当是整个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中文版。

　　2．鲁志国：“制度变迁的绩效传导与绩效曲线”，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3．黄少安：“制度变迁主体角色转换假说及其对中国制度变革的解释”，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

　　4．马克斯•韦伯：《经济、社会领域及诸权力》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5．道格拉斯•诺斯：《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译本，华厦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