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金融危机的余波还未平息，后危机时代的骇浪又扑面而来。危机时代遗留的问题，后危机时代的主权债务问题等等已经成为经济学家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就从危机的演变谈起，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对后危机时代的主权债务危机进行简单的评述，并给出了关于金融改革的部分建议。

　　关键词：VAR；金融危机理论；希腊主权债务危机

　　2008年金融海啸还未平息，各国的债务危机又席卷而来。我们不可否认，在过去几年里金融危机对国际经济状况的破坏，但我们也要正视后危机时代中更严重的经济波动。从2009年底，人们都在为世界经济状况回暖而增加信心时，迪拜债务危机进入了我们的视线，如同对正温的经济状况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以奢华为主调的迪拜陷入危机之中，使得国际投资商们信心顿失，经济状况再次下滑，在迪拜淡出人们视线之后，希腊的债务主权危机又浮出水面，如果我们说迪拜的危机仅仅是一个区域性危机，那么希腊的危机则会对整个欧元区产生巨大的影响，继而破坏世界经济的良性发展。所以，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那里充满了诸多波折，而在经济发展中其杠杆作用的金融发展，更是重中之重。2008年金融海啸就是由于各类金融衍生产品的滥发而引起，2010年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也是由于华尔街的操作而产生了隐患，所以，如何化解后危机时代存留的风波，如何重建国际货币体系，如何对银行业进行有效地监管，成了促进国际经济正常发展的重要路径。

　　1、金融危机的演化及遗留问题

　　过去几十年里，经济学可谓发展迅猛，各种理论层出不穷，就从金融危机理论而言，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至今已经出现了四代理论，各种理论所揭示的金融危机的发生也都具有局限性，然而，对2008年出现的金融危机却没有形成固定的一套理论，大家众说纷词，但从已经出现的理论中我们还是可以摸索出一些简单的规律。

　　彼得·伯恩斯坦在《与上帝抗争》一书中写道：“界定现在和过去的革命思想是对风险的掌握：这句话的深意是，未来不是上帝的一时兴趣，人类在自然界面前不是全然被动的。”所以，根据金融经济学的不断发展，总结，创新，金融业经历了一个黄金时期，在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低利率、低波动性和高回报率，风险也被降低到一种可以忽略的地步。

　　这些特点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三个关系紧密的阶段所体现的：金融衍生工具的大幅增多；通过证券化来分解和分散信用风险；以及扎根于20世纪中期的数学、计算机与经济学在风险管理中的应用，这项技术在20世纪90年代蓬勃发展起来，以信托银行和摩根大通为代表的公司发展了风险估价模型（VAR），这个模型使得银行能够计算他们在风险真正到来之后的预期损失。在这期间，几乎所有的金融风险都可以用数学公式进行推导，用计算机来计算，其精确度可预计到小数点后五位，相应的，预期收益也可以预计到这个精度。这项技术的发明使大家都相信，即使利润被更加强大的资产负债表和更高的杠杆率进一步推高，风险也可以通过VAR的计算而被限制在一定水平之内。这给那些华尔街的大亨们以谋私利的空间。

　　假如越来越多的风险能够被精确计算，那么在银行账户中就可以更低的资本费用来惊醒更大额度的贷款，同样，银行所持有的可转换的债券数量也会增多。并且由于风险的精确衡量也迷惑监管当局，使其认为在低风险的银行交易和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中不会对大的宏观经济造成严重的影响，并且让一些公司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将不良资产转手交易，从而降低风险。同样，令监管者奉为圣经的新巴塞尔协议太过于依赖银行内部的交易模型以及资产负债表的构成，使得风险评估这种技术的产生对银行平衡资产负债表起了重要作用，从而逃过了新巴塞尔协议的监管。

　　虽然VAR使得风险不断下降，但其平稳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严重的危机，例如网络泡沫。但是经济状况总是向好发展，波动常常可以快速平复。所以致使银行巨头越来越自大，直到2007年9月的金融危机。所以，笔者认为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基于数学为基础的新兴计量经济学而带来的风险管理危机，其中对风险的评估太过精准，从而遗忘了在交易过程中的人心理的变化，或者称之为一种动物精神。经济学中有一条基本假定，即理性人假设，并且大部分的数量经济学家都是以这种假设为建模的前提，然而人在这个社会中的特殊存在，有时会具有非理性的表现，所以利用各种数量模型进行评估风险只能用于参考，而不能奉为圣经。所以，在基本假设都无法把握的前提下，利用全面的数学公式来分析一种非理性或者存在许多不稳定变量的方程式是很难得到正解的，并且即使结出了答案也可能将我们引入歧途。正由于此，使得大规模的廉价资本导致了风险的低估价。

　　伯南克曾说过，危机的原因绝大部分是由于按揭贷款产品的监管缺失，而非宽松的货币政策。当时实行的政策是政府鼓励美国居民向房地美和房利美申请按揭贷款，这两家公司是美国按揭贷款业的巨头。但是这两家公司却将那些粗制滥造的承销贷款包装成证券出售。正是由于监管的缺失导致了由低利率衍生出的较高杠杆率。美国各大金融公司的债务随着整个经济的膨胀而膨胀。在经济疯狂的高峰期，中等大型银行可以借入相当于其股权37倍的股票，这代表着它们可能在资产损失2-3%的情况下，就面临破产风险。但借入资本能够使得投资者们伪造“alpha”值，或者得到高于市场回报率的回报。

　　另外“格林斯潘政策”同样减弱了市场对风险的敏感度，由于这个政策使得人们过于相信会在需要的时候通过降低利率和减少市场流动性来救市。然而，美国审核借款的主要凭借却是各类信用评级机构，这些信用评级机构也是企业，他们的盈利来源主要是靠发放贷款的公司，这其中就可能存在部分问题。另外由于金融衍生产品的复杂化，使得从借款人到最终投资者的链条又过长，审查手续极为不便，加大了监管的难度。

　　最后，信息不对称同样加大了对场外衍生金融市场的破坏程度。在场外市场，甚至连大型交易公司都没有准确的信息能够估计其他公司遭受损失会给整个市场带来的后果。与雷曼兄弟有关的合同损失看起来并不是太剧烈，但是没有人能够预见雷曼在2008年9月倒闭时所引起的全球性恐慌。其信息不对称还有可能造成场外交易的短期灾难，场外交易没有明确的大公司进行引导容易造成不规则的羊群效应，使得投资者过于冒进，并且由于风险管理模型过分依赖于短期数据而造成的分析结果过于狭隘，使得恐慌得以蔓延。由于现在的全球金融网络的复杂性使得偶然性的灾难性失败变得难以避免。比如说，信用衍生品市场的资产总额远远大于其实体市场。直到现在，才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这些合同必须通过中央结算所的审核，以确保交易是有担保的，以及在一方违约的情况下保证交易能够正常完成。

　　2、后危机时代的希腊主权债务危机

　　这些在2008年金融海啸中遗留下来的问题一直被各种经济学家研究，但在其还未解决的时候，世界经济的第二次波动又随之而来，甚至有超越次贷危机的趋势，这中间有着必然的联系，正如蒂尔·古迪曼所说，资本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能够有效的分配。

　　早在希腊加入欧元区之前，其国债与GDP的比例已经居于世界前列，但其为了尽快加入欧元区，不得不请摩根大通为其进行包装，将国债以低利率卖于摩根，换得现金流以美化国内资产负债表，而摩根大通则将购得的希腊国债在德国买入保险，以保证其资产不贬值。金融海啸之后，摩根大通为保证自己盈利，大量抛售希腊债券，从而使得希腊债务比例瞬间失衡，从而引发希腊的债务危机。这个看似简单的链条却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震撼，为什么一个国家的债务可以背负这么多，为什么摩根大通远在美国却能操纵一个国家的变化。所以，在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瞬间波及全球，我们不得不感慨由于金融衍生产品的盛行以及电脑股票交易的普及等，银行间的依赖性逐渐增强。这些银行业巨头们为了在后危机时代让自己继续领跑国际市场，都充当着投机者的行为。

　　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如今社会有另外一种声音，那就是在欧元区国家准备救希腊时，有人提出“我们为什么要为希腊的奢华买单。”希腊在出现债务危机前，其国债与GDP比例一直保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这就意味着希腊一直在借账消费，所以我们也不难理解其发生债务危机的缘由了。根据沃尔芬森的资产价格下降理论来说：由于债务人的过度负债，在银行不愿提供贷款或减少贷款的情况下，被迫降价出售资产，就会造成资产价格的急剧下降。由此产生两方面的效应：一是资产负债率提高，二是使债务人拥有的财富减少，两者都削弱了债务人的负债承受力，增加了其债务负担。债务欠得越多资产降价变卖就越多，资产降价变卖越多，资产就越贬值，债务负担就越重。

　　然而，引发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不能仅仅归结于其国内的经济运行状况，同时，它也受到国际形式的影响。美国在金融危机过后，采取的修复资产负债表的方式不是通过贸易出口顺差的方式来完成的，因为这个过程太漫长，美国政府不愿意等这么长的时间，而且贸易出口带来顺差的方式是赚辛苦钱，习惯于过好日子的美国人和美国政府不愿意如此辛苦，因此美国通过资本回流的方式来完成资产负债表的修复，这种途径可以最快地完成对美国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同时将美国对外国的负债变为本国的资本。目前国际市场持有美国国债的国家很多，都认为美国国债是一种无风险的投资品。美国要想回笼国债，就必须促使国外的热钱向美国汇拢，汇拢的过程，其实就是美国减少对外的债务，并且获得资本，降低资产负债率的过程。所以，美国一直主张外币的升值，增加各国央行抛售美元的数额。这虽然会使美国对外的贸易逆差扩大，但他可以尽快修复资产负债表，以及提升国际地位。因为外汇无异于一个国家的命脉，是一个国家制约另外国家的重要筹码，一旦缺少了这些，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将急剧下降。这就使得美国以各种理由要求国际社会放开汇率管制，从而使得欧元区债务危机频发。

　　3、一些简单的建议

　　不可否认，在后危机时代，有着危机时的部分遗留问题，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危机，其重点聚焦于三个方面：银行，国家以及汇率。在后危机时代保持经济健康发展，就要保证这三个方面的健康稳定。

　　其一，关于银行。银行衍生产品的复杂性从整体上来讲是可以通过多样化组合来降低整体风险。但是这些产品从本质上来讲是同质的，杠杆贷款，美国住房抵押贷款等等。从整个系统来看，等同于每个人都把鸡蛋放在了类似的几个篮子中，虽然可以获得丰厚的回报率，但同时也会造成巨大的风险。所以处理风险的最好方法是如何让整个银行体系能够在银行抗拒破产时更为有弹性。其做法有两个方面。一是更加严格的监管。可以理解为更为严格的银行最低资本充足率以及更严格的业内监管，那就首先要做到规范新巴塞尔协议，将风险估算中可以运用手段处理的低效率资本进行规范重组，重新规范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要加强银行的风险管理机制，其主要方面是改进现有的VAR计算方法，纳入更多变量，以求风险估值更加准确，另外关于监管者要改变原有的观点，原有观点认为如果100家最大的银行各自是安全的，那么整个系统也就是安全的。但是这次的危机表明，尽管那些关系体系良好的公司，在经济低迷期能够谨慎行事，同样也会削弱整个系统的稳定性。再次，银行自身也必须找到一个风险管理的中间地带，这个中间地带介于直觉和盲目崇拜数字之间。很多数量金融方面的进展是确实有用的，但是如果一个公司不能了解它所用的模型的缺陷的话，陷入麻烦就在所难免。关于银行业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或许会出现许多新的理论，但是至少新的理论能令绝大多数银行安全度过后危机时代的风波。最后要求各国政府要回收信用评级机构，信用评级机构可以算是一种公共服务机构，应该由国家控制而不应该下放到私有企业进行操作，这样会造成很多以权谋私的现象发生。二是实行银行的分业小型化经营。把银行进行小型化拆分，当其发生违约的时候不会连累其他公司。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业务分离规定强制商业银行丢弃其投资银行部门，但是，如果对投资银行的紧急救助是非做不可的话，这一规定是毫无意义的。所以只能将银行进行小型化，其代表为英国。

　　其二，关于国家。对于欧元区这次大面积的债务危机，特别是希腊主权危机，其应对方法应该从其自身开始，其国内要进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减少开支，另外需要国际社会继续对其进行援助，特别是欧元区国家，应在里斯本条约之上更加团结，针对希腊，可以对其进行一些带有惩罚措施的贷款。第三，要推动欧元区国家正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是希腊，要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提高本国的信用评级，从而获得更过的国际援助。最后，要约束国家公债信用违约交换（CDSs）的市场。这种金融商品让投资人能对一个国家违背其还债责任做规避，而且可以让其他人对这违约发生的可能性作投机。

　　其三，关于汇率。汇率是一个国家的根本，美国推崇自由汇率制度，自由汇率制度在经济繁荣时期可以很有效的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但在特殊时期要有特殊的安排，针对外汇储备较多的国家就应该由政府进行干预，一方面防止国内热钱流出，不利于经济重建；另一方面，控制国家外汇存量，以提高国家在国际的竞争力。但在政府干预下汇率制度也会造成不良的影响，例如影响进出口贸易等，这就要求国家在调整制度的同时要关注于国内的经济结构，假如国内需求充足则可以采取管制的汇率制的，反之则要实行自由汇率制度，并在其他方面扩大外汇储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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