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官商关系是影响我国企业发展的根本原因，近代中国民族企业的发展与不发展也与官有很大的关系，对近代民族企业中的官商关系作探析，会有利于今天市场经济条件的企业发展。

　　关键词：近代民族企业；官商关系；启新洋灰公司

　　一

　　“启新洋灰公司是中国创设最早的一家水泥厂，它不只在旧中国的水泥业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生发展上也具有很大的代表性”，而且，“启新公司是大型的民族工业企业，历史悠久，它的发展变化大体能反映民族工业的发展演变过程”，启新洋灰公司在发展史上与官的关系大体上有以下几种方式存在。

　　第一，官在启新洋灰公司的企业融资上提供了大量原始资本：周学熙在创办启新洋灰公司之 初，以极少的代价收买了唐山细绵土厂的全部资产，实际上这是借国家的“公帑”开办私人的企业，显然不是一般人所能办到的。就这样启新洋灰公司本身没有掏出一分钱，却完成了自己资本原始积累，而且，在启新洋灰公司经营的过程中，靠官的势力还取得了贷款的便利和利息的低下，启新洋灰公司在创办之初，靠官的势力完成了自己的资金的原始积累。

　　第二，启新洋灰公司在经营过程中获得了大量的特权。主要有：一是设厂的专利权。启新洋 灰公司依靠官方的势力在建厂的第三年就取得了“嗣后直隶境内如再查有此项相同之土质，应仍归职公司推广添设，以杜外人凯窥，而免另立公司，致启争端，坐亏血本”，经过农工商部的批准“即准如所请”，后来又获得了“东北各省及扬子江流域有优先设立分厂特权”；二是销售市场的特权。启新洋灰公司获得了“关内外、京张、京汉、正太、汴洛、道清、沪宁各铁路局查照购用，以免利权”，后来又把这种特权推广到全国“各省官办商办各路局一体遵照购用，以保利权”；三是减免赋税的特权。启新洋灰公司凭借政治上的势力获得了“无论运销何处，只令完纳正税一道，值百抽五，沿途关卡验明放行，免于重征，俾得推广销路，”；四是运输的特权：启新洋灰公司的产品水泥是非常笨重又脏的货物，按市场运输价理应略高，最起码与其他货物的运价持平，启新洋灰公司和轮船招商局签订的运输合同却规定“按怡和、太古各行运价再减七折核收”；与京张、陇海等铁路管理局订有互惠的合同水泥运价一般也按六、七折收费；五是原料的优先采购权。 依靠政治上的权力获得了“所有洋灰公司常年需要用煤斤，由滦矿随时供给，不得稍有延迟缺乏”，而且“应酌减价值，不得过于开平市价十分之七”；六是依靠官势圈地运动。启新洋灰公司凭借政治上的特权“所需地亩，竟持官威，胥用高压手段以每亩一百五十元之地，擅定官价七十元，随意圈用”，而且，如果当地人民据向理论“即加以违抗罪名，而受差傅之累，远逐他乡者有之，更有拘至县府，陷身监狱者有之，直至完全将地亩强卖之后，方能脱此，因而倾家败产流为游民者，何至百数十人”，造成了广大人民的痛苦；七是利用封建势力镇压工人及其运动。解放前的启新洋灰公司利用封建势力镇压工人及运动来牟取暴利，1920年4月，厂方叫“来了三百多名军队，对工人进行封锁镇压，绑了三十多名工人”，可见，启新洋灰公司的发展与官的势力有巨大的联系。

　　第三，启新洋灰公司与封建势力的矛盾。启新洋灰公司从一开始就是在封建势力的支持下建立的，其最大靠山是袁世凯，创办者有周学熙、龚仙舟、颜惠庆等，名下的股东几乎都是清朝的顶戴花翎，还有民国的总长、次长、议员等，这些都启新洋灰公司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便利和特权，但是，政治上变化无常，没有常青树，一旦启新洋灰公司的靠山倒台，特别是袁世凯死后，启新洋灰公司即失去了后援，启新洋灰公司立刻就成了被压榨的对象，各种报效、捐税、勒索等等接锺而来。导致启新洋灰公司的资金全部搁浅，有四十余历史的大型民族企业，最终也不能逃脱死亡的命运，可谓“成也官，败也官”。启新洋灰公司的命运是近代民族企业发展的一个宿影。

　　二

　　近代企业在中国的发生发展是一种制度变迁与创新的过程，而在这种制度变迁与创新的过 程中“官”始终处于其间，而且局于主导的地位，导致近代企业制度变迁与创新中由于官方介入而产生官商不分的矛盾。官不仅控制着自己创办的企业，而且，对私人兴办的企业也企图加以把持，1972年，陈启沅设立了近代我国第一家私人企业——继昌隆缫丝厂，晚清政府却以“查沿海各省制办机器均系由官设局，奏明办理，平民不得私擅购置”，为由加以取缔，当初陈启沅之所以把继昌隆缫丝厂建在家乡，除了原料易得以外，主要考虑的是如何摆脱当时颇为流行的“官督商办”管理方式的羁鞯，如何远离封建势力的干扰，汪敬虞先生说“（继昌隆缫丝厂）不仅被认为是我国第一个民族资本经营的现代缫丝工厂，而且也被认为是最早民族资本现代工业。然而，它的重要意义并不仅于此。这个工厂的历史所反映的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复杂过程，比它作为中国第一个资本主义的意义要重要的多”，继昌隆缫丝厂发展史所反映的正如启新洋灰公司的发展史所反映的一样，近代民族企业“成也官，败也官”。正如任恒俊先生所评的那样“拨转中国近代新式机器缫丝生产机捩的陈启沅和他的继昌隆缫丝厂，迈出的第一步竟然得不到当地官府的保护、支持。但是，比陈氏开办早的近代机器生产的工厂，如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地方当局却没有哪个敢去为难。他们都是经过朝廷批准的官办企业，李、左、崇诸人权重势大，像南海知县那样的七品芝麻官纵然看不惯，也只能腹诽，岂能造次？在中国企业的发展史上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的现象呢？其实在英国、美国、日本等国的企业发展史上也同样存在大量的官督现象，企业开始发展时，也是官办、官督商办等，我们的企业发展的命运却与他们的企业发展命运截然不同。”我们治中国经济史，须不忘记其乃在在全部文化体系中来作此表现。若专从经济看经济，则至少不足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史“，经济决定着文化，但是，文化反过来又深深制约着经济的发展方式，自古以来，我国古代有悠久的历史文化，这种悠久的文化对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诞生与发展也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不能否认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没有公司科学经营思想的底蕴，而且传统文化中也具有许多非现代性因素足以阻碍着我们的企业的发展，其中官本位思想的文化沉疴就缚束人们的行为方式，”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正如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分析”中国古典官僚政治形态“时指出的那样：它有三个”性格“即延续性、包容性、贯彻性，”一是延续性——指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延续期间的悠久，它几乎悠久到同中国传统文化史相始终。二是包容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所包摄范围的广阔，即官僚政治的活动，同中国各种社会文化现象如伦理、宗教……等等方面，发生了异常密切而协调的关系。三是贯彻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的支配作用有深入的影响，中国人的思想活动乃至他们的整个人生观，都拘囚锢蔽在官僚政治所设定的樊笼中“，在这种文化背景之下，近代我国企业的产生、发展也是在政府主导下的一种制度变迁与创新的过程，而不是如西方国家的早期工业化，是一个完全由民间自发创业的过程，这种制度变迁中的政府介入就容易导致产生政企不分，官府的权力处于一种超然的地位，在企业组织形式、资本筹集、经营管理、盈利分配等各方面都表现强烈的”官本位“思想，因而有关企业制度的思想主张就相应的缺乏资本主义自由企业精神。

　　三

　　启新洋灰公司是近代企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企业，它的发展史充分说明了官势力在近代企业发展史上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在近代中国传统的社会里，国内有封建势力的阻挠，国外有西方列强的经济压迫，在夹缝中生存的近代企业只有靠官势力企业才能开办，另一方面，近代企业对官势力的无休止的报效、捐税、勒索等又限制了企业本身作为市场主体的作用，使近代企业的发展活力受到了伤害，也最终断送了近代企业的发展命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今天，官势力几乎在企业发展中还无处不在，官商企业还是最大的盈利模式之一，每一个企业的倒闭背后几乎都有官势力的背影，官督对企业的发展并不是一件坏事，“我们可以谴责清政府及其官僚对近代工商业之发展未起到应有的作用，但不能认为政府参与工商业一定起坏作用，更不能认为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也是错误的，这种指责是脱离了现实的时代条件来考虑问题”，问题是官督一直下去是不是坏事呢？正如马克思说“官僚监护制度对于工业来说无疑是死路一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今天企业发展中官势力现在的仍然存在，从根本上说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官本位思想的延续和发展，只有大力发展和繁荣先进文化，改变官本位思想文化的存在的环境，才能从根本上发展的我们的企业，也才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参考文献：

　　［1］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启新洋灰公司史料［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

　　［2］ 汪敬虞。关于继昌隆缫丝厂的若干史料及值得研究的几个问题［J］。学术研究，1962，（06）。

　　［3］任恒俊。晚清官场规则研究［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

　　［4］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三联出版社，2001。

　　［5］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6］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