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的秦帝国政权存在的时间为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06年，嬴政万世千秋的始皇梦仅做了15年，半路夭折。如果把秦帝国这个庞大的社会群落看成一个经济体，那么从组织结构看，这相当于一个规模非常巨大的综合性企业集团。它吞并六国的行为，与企业间的并购行为极为相似。

　　当资源充足的时候，兼并总是显得过于容易，但是整合却是个令人头疼的难题。统一的秦帝国最终解体，秦始皇不仅没能给家国天下的秦皇室子孙留下一个“西起临洮东至辽东,北逐匈奴，南拓五岭”的超大型企业集团，连祖上遗留的偏居三秦一隅的秦公司，也最终被刘姓公司收入囊中。

　　显赫一时的大秦企业集团，崩溃于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具体历史时空下的战略选择常常包含了太多的不可把控的因素，那么可把控的，导致秦灭亡的人，其“不和”在哪儿呢？

　　原有管理层形成离心力

　　原有管理层如何处理，无论是杯酒释兵权给功臣荣华富贵，还是俄罗斯休克疗法保护捞取了巨大经济利益的官员的既得利益，这都是涉及到企业能否平稳过渡的关键问题。对这些掌握着资源、有着较强活动能力的人，不能突然斩断其利益。否则这些力量由于丧失利益心存不满，必然蓄意破坏新的组织体系。

　　秦帝国对六国的整合，并不是建立在双方和平达成共识的合作行为，而是近乎破产式的兼并重组，这类似于恶意收购，在这种收购中最受伤的是那些曾经的利益拥有者和旧体制内的管理者。

　　在大秦帝国内部大搞“自主创业”的，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旧六国中拥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人，其中一部分人曾经从事过“高级管理”工作，甚至还有一部分人是旧六国的“产权所有者”，通俗的说法叫股东。这些昔日位高权重的六国旧贵族，在帝国组织的合并过程中，无一例外地因精简管理岗位而被淘汰出局。是他们没有工作能力？似乎又不尽然。

　　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项梁、项羽叔侄俩，其他如称过齐王的田儋，称过赵王的赵歇等人，他们才是真正动摇帝国体制和权力根基的中坚力量。甚至许多草根出身而被拥戴为王的人身后，都有这些旧贵族的支持，如韩广等人。

　　旧贵族的意图非常明显，那就是推翻秦帝国的统治，瓦解掉秦帝国的权力机构，将其分裂开，建立自己的权力机构，让官府为自己服务，成为保障自己权益的工具。从战争的进程和结果上看，旧贵族的见识、政治视野的宽度、政治素养的高度、军事行动的理解程度及对可利用资源的整合、组织能力，这些都是平民草根出身的谋反者不可比的。这些人，既得利益损失最大，反对并购的愿望最强烈，反对并购的能耐最强，他们通常构成并购的主要威胁力量。

　　在与政府军对抗过程中，旧贵族组织起来的军队与平民组织起的军队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气质和战斗力，这点从历史进程上就可以一览无余：除少部分贵族率领的军队外，造反军队在政府军面前几乎不堪一击。陈胜死后，纯正的草根军队就已经彻底没有了，至于剩下的反秦军队里，或多或少都有些旧六国贵族的影子在其中若隐若现。

　　在现代企业并购中，收购方通常要对被收购方管理层承诺不随意调整管理团队，授予他们股份和期权，甚至将他们提拔到收购方的高层任职，其目的都是为了并购初期的团队稳定，以利于兼并整合顺利进行。

　　但秦始皇一直未能将项羽等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那么就避免不了他们把自己的能力向不利于企业发展的方向施展，他们的能力越大，给企业带来的祸患就越大。六国的旧贵族，无不因旧管理系统的瓦解、政权的消失而丧失了自己大部分的优势资源。在优势资源的占有和掌控问题上，六国的旧贵族与秦帝国的利益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为了自身的利益，旧贵族理所当然地站到了秦帝国的对立面上，也成为了颠覆秦帝国政权的主力军。

　　基层员工晋升通道被堵塞

　　国际资本兼并国内资产，为减少阻力并保持生产的连续性，通常的做法一是加薪，二是提拔一批基层员工。员工得到了实际的利益，于是很快从对旧主的眷恋中解脱出来，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

　　但秦帝国没有这样做，陈胜、吴广，出身佃农，是社会的最底层，按社会结构划分，他们应该归于被食利阶层；按企业结构划分，他们属于企业内的基层工作者。没有优势资源，没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也没有除本职工作外的其他技能，但又不甘心在现阶层内终老。他们一直在试图寻找跻身更高一阶层的机会,倘若早出生个三、四十年，尚可赶上秦征战六国,凭借健康的体格搏一搏军功，以期获得爵位和封赏，使自己所处阶层有所提高。

　　企业快速扩张时期，随着企业的膨胀，组织架构的扩大，会有大量新生的管理岗位出现，相应地，就要有人进入到管理的角色中去。中国式企业的特点是，管理岗位的劳动强度较基层岗位偏低，而且经济收益相对可观，因此相当一部分基层员工有进入管理岗位的动力。

　　大秦帝国的一统天下，意味着大规模的快速扩张时期的终结。也就是说，未来将不会再有大批提供管理岗位的机会。用社会学的观点来看，秦帝国社会的利益分配格局已经固化。而当时的社会运转机制，造就了社会底层和下层这个群体的人几乎永远不会再有阶层跃迁的机会。这是他们痛苦的根本。

　　陈胜、吴广实在无法找到晋升通道，而反对企业并购，或像中国式企业热衷于分拆上市一样，将现有企业集团分解成小公司就能增加新的管理岗位，揭竿而起就成为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渠道。

　　从创业者的角度来说，陈胜与吴广二人小有所成，然而受限于自身的素质和能力，他们没能保住自己的创业成果。事实上，在历史记载中，我们不曾看到陈、吴他们二人有何远景目标或政治理想，从他们造反的出发点不难看出，他们对推翻大秦帝国的统治并没有什么坚定的信念和意志，至多只想在其中捞一笔利益供个人享受而已。倘若条件合适，利益足够，哪怕做山贼土匪，他们也会欣然前往，趋之若鹜。至于他们筹备谋反的举措如鱼腹丹书、篝火狐鸣等，则均属鸡鸣狗盗，是上不得台面的小伎俩。

　　说到底，自比天鹅、大雁的陈胜，无非是惟恐天下不乱的文盲加流氓而已，其日后称王时对待昔日故交的态度（仅仅因为些许冒犯，陈胜就对其毫不留情地进行诛杀），也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那时的他，早已将年轻时“苟富贵、勿相忘”的誓言忘在了脑后。

　　用企业的实际情况对比，再换一个角度去审视陈胜与吴广，我们不难发现，在企业中，缺乏良好教育基础的基层员工，未必没有谋求更进一步发展的意图，然而缺乏合适的引导和合适的晋升通道，将他们向上的良好意愿逼迫成了邪恶的行动。

　　基层员工必须在新的体制下看到希望，这包含两点，一是现实的收入，二是个人发展、未来收入的前景。在企业“换主”的时候，新的管理层的介入，基层员工容易滋生被驱使甚至被抛弃的情绪。

　　如果这个时候让员工看到自由晋升的制度设计，会极大程度地增加其主人翁意识，从而最大程度地调动其生产的积极性。

　　统一的企业文化没能形成

　　对基层员工给予利益和希望，对原有管理层保护其既得利益，但这些都是兼并之初的救济之举。企业发展需要规矩和方圆，需要完善的一视同仁的制度框架。与此相对应的是共同的价值观，即统一的企业文化，只有这样，才能让不管是基层还是管理层，都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杰克•韦尔奇说过，一个企业里不能同时存在两种文化，更毋论存在多种文化。然而不同的企业，不同的经济体，因为经济运转方式的不同，所产生的文化也不同。当企业的合并行为产生后，无论怎样进行资源重组，所固有的文化都不会凭空消失。理想的状态，是随着资源的整合，文化互相渗透，兼容并包。然而当两个或数个文化间相抵触的因子过多，那么必然会有一种文化成为主文化，而其余文化将妥协成为主文化的附庸。

　　幸好秦始皇对韦尔奇的判断有先知，他在政治结构上废除了分封制，在全国范围内施行郡县制；在文化上，统一了文字，以小篆为标准的官用文字；在经济领域内，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然后，秦始皇推行了著名的“焚书坑儒”，除了史官所藏秦国史记以外，别国史记一概烧毁；除了博士官所藏图书，私人所藏儒家经典和诸子书一概送官府烧毁。

　　可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事实上演变成李斯、扶苏、胡亥、赵高等大秦企业集团高层派系倾轧的政治权谋，另一方面，并购形成的新的集团公司存活时间太短，秦始皇并未能对统一的企业文化进行推广。按照理想的路径，秦始皇在天下大局既定之后，就应该对旧贵族进行大规模文化镇压。这种成本低廉的统战方式，在强大军事威慑下，待杀得这些旧贵族万马齐喑、噤若寒蝉之后再施以恩惠，将其纳入统一的财政供养体制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因远离优势物质资源，其非物质资源的力量会逐渐弱化消亡。尤其是经历两代甚至是三代人之后，一切优势资源都与他们渐行渐远，他们也习惯于没有优势资源的日子，妄图颠覆政权的念头自然会彻底根除。

　　建国初年，大秦集团动用行政手段将六国旧贵族及富豪迁移到首都咸阳，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瓦解掉旧贵族在当地的政治、经济影响力。然而此举做得并不够彻底，并非所有的旧贵族都被纳入控制范围，仍然有为数众多的旧贵族散居在咸阳外的其他地方，这些丧失既得利益的落魄者往往有机会聚集在一起，形成小团队，构成对统一的企业文化的致命破坏。

　　没有基层员工的拥护，没有原管理层的支持，最后连统一的文化都没有时间去培养，秦帝国的崩溃早已是命中注定。今天的企业并购千万不能犯这样简单的错误。